“五四”的一代做了些什么?
我们的一代做了些什么?
而此刻,我们站在哪里看待这一切?
如果我们把“五四”的一代看作是一群可恶的离经叛道分子,复仇主义者,青年暴徒,梦游症患者,白痴,自大狂,西洋文化丐帮,口号制造商,纵火犯,教唆专家;如果我们让他们放下手中的堂吉诃德长矛,改执盾牌;让他们从星散的各地集中到指挥刀下,所有的动作,都服从于同一支号角;甚至让他们没入更浩大的群队里,犹如海洋有水,却不见河流和涓滴,没有独立的奔流;如果不承认知识分子的主体价值,把激进主义除掉,那么“五四”将成为空白。如果我们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念,狂飙式风格,认同他们的破坏和建设,“五四”就是一个年青的建筑群。然而那么多矗立的群体,今天也只余一片瓦砾场了。
“五四”死了。“五四”早已整个地陷落。我们看到的是包围在外部的十字军,火光熊熊,杀声震天,原来墙垣之内早已喑哑。自由的确总是处于守势,处于危险之中。正如雅斯贝斯所说:“自由不会主动落在我们身上,也不会自动地保存;只有当它上升为意识并且为此承担责任,才能保存它。”可是,知识分子内心怯弱,他们缺乏足够的精神后援,结果“五四”为他们自己所扼死。
俄罗斯知识分子不愧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族群。作为一个精神性团体,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治霸权之外的传统。就像别尔嘉耶夫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最终在分裂中形成了,他们将永远称自己为‘我们’,称国家、政府为‘他们’”。在知识分子内部,虽然也分裂为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彼此间有着激烈的交锋,然而,他们都一样深爱着俄罗斯大地,一样地热爱思考。他们忘我地迷恋于社会理想,无论如何的形而上学,仍然紧连着那大地之上的广大苦难的人们的命运,而被赋予一种深沉的道德力量。同时,他们是行动者,实践家,勇于牺牲自己。“疯僧”,是世界上最富有俄罗斯特点的俗世中的圣徒形象。俄罗斯民族性,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那是一种超民族主义,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有着如此浩瀚的精神环绕着他们,哺育着他们,于是他们的灵魂变得无比强壮;而他们,也在不断创造着增加着这精神。所以,无论在沙俄时代还是斯大林时代,无论西伯利亚的流刑还是古拉格的苦役,无论是自由的写作还是禁止出版,他们依旧那么高傲——甚至被流放到国外如赫尔岑、蒲宁、布罗茨基……那么多的知识者,他们是那么出色,唯以特有的精神气质,迥异于周围的人们,如同打在褪色的衣服上的鲜艳的新布补丁!
这就是鲁迅——“五四”时代曾被称为青年叛徒的首领——多次怀着战斗的敬意说到的,为中国所没有的俄国式的知识分子。
精神是重要的,尤其对于知识分子。赫伯特·费格尔报告说,爱因斯坦曾经对他说过:“要是没有这种内部的光辉,宇宙不过是一堆垃圾而已。”在俄国哲学家看来,人不是世界可以忽略的渺小部分,恰恰相反,世界才是人的一部分,人大于人本身。别尔嘉耶夫在《自由精神哲学》中,说人是由三部分构成的,是三维的人,是“精神——灵魂——肉体的有机体”。而精神,自然居于最高的位置。对知识分子来说,精神意味着什么呢?精神就是独立、自主,是一种操守的坚持。精神有一种彻底性,它隐含着一种对外部的有原则的对抗,固守也是对抗。这种否定的积极性来源于自我,因此,它不可能惧惮任何压力。正由于知识分子是最富于精神气质的人,所以,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在谈到知识分子时,特别指出:“对抗是知识分子最感舒适的一种姿态,这是毫无疑义的。”“处在边缘是知识分子的本真状态。”“知识分子不可能促成肯定性。认为自己能够促成或创造肯定性价值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保守的。”所以,米尔斯在论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时,也指出说,最有可能继续进行反对现行体制斗争的社会集团是知识分子。他把知识分子称作“一种可能的、直接的、激进的变革力量”。所以,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深有研究的曼海姆,在他代表性的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知识分子很难生活在一种“与现实完全一致、没有任何或以乌托邦或以意识形态出现的超念因素的环境中”。由于精神的存在,知识分子多出了一个世界。关于这个世界,一位俄裔流亡思想家弗兰克曾经这样描写道:“不要在地上寻找自己的路标,这是一片无边的汪洋,这里进行着无意义的波浪运动和各种潮流的撞击——应当在精神的天空中寻找指路明星,并向着它前进,不要管任何潮流,也许还要逆流而上。”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十分贫乏。它从古代的士阶级演化而来,而士阶级的脐带所牵系的母体——农业社会结构尚未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市场没有得到充分拓展的情况下,依然是权力中心,知识分子的组织依附性继续存在。也就是说,还是“皮”和“毛”的关系。作为现代意识,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并没有形成,因此,很难获得一种源自精神本身的独立性,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知识的商品化和制度化,并不曾阻止几千年古老传统的幽灵对我们的缠绕。“五四”时候,鲁迅和他的战斗伙伴有过一段关于“铁屋子”的对话。黑暗的“铁屋子”,自然无法产生俄罗斯的那种精神漫游者。我们不像西方那种宗教国家,我们的宗教是儒教,尤其是经过历代统治者以及汉儒和宋儒的大规模改造,它对知识分子长期的精神浸淫是致命的。于是,惯于倾听宫廷的钟鼓和鸣,而对风雨之声充耳不闻,尤其是陌生于内心的人的声音。茫漠之中,没有对生命的关注,没有对生存与命运的沉思。没有精神饥渴,没有灵魂冒险,没有对真理的寻索,没有创造的欲望。当陷溺于苦难的时候,不知道拯救,只有老庄——儒教的一种补充——式的无为与逍遥。从来不期待复活,只有坚苦的忍受,我们怎样才能懂得为自己和人类忧伤?我们的眼前没有高山,没有崇仰之物;我们的胸襟没有平原,没有坦荡与辽阔;我们的内心没有河流,没有爱,没有容受力,没有自由不羁的涌动。“五四”知识分子在与传统社会的决裂——现代痛苦的分娩——中形成了自己,队伍那么弱小,然而他们以决死的意志反抗这一切;那种震撼力,80年后,依然使他们的后辈为此感到鼓舞和惊悸!
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到前台,背弃传统,扮演“现代”的角色。在斗争中,他们创立了“社会高于政治”的俄国式命题。他们在精神人格上,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先辈。他们汲取人类最优秀的精神强壮自己,发展自己,开拓中国的未来之路。然而,最终还是被传统压倒了!
“五四”一代的出现,毕竟点燃了国民精神的灯火。只要说起他们,我们就获得了信心、勇气、骚动的力量。“坟”不是最终的。所以,鲁迅写了《野草》。那是一种强韧的生之信息。当此又一个新世纪的黎明即将升起之际,而《国际歌》“最后的斗争”的旋律愈来愈响,冰河的涌动愈来愈迅速有力,草叶的芳香在想像中变得愈来愈浓烈,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将如何可能像“五四”的先驱者那样,独立承担自己的使命?
——魂兮归来!

1999年3月至4月,于广州
选自《世纪流向·五四之魂》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