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冯宝铭,后改名冯君锐。1923年由阳江中学转学到广东高等师范附中,1925年考入广东大学理科预科(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于1925年我在广东大学参加了共青团,该团组织支书徐文雅,解放后叫徐彬如,曾任中央档案馆馆长。

冯君锐

当年,我在广东大学参加暑期学生军训,还参加童子军领袖班。经同志何鸿坚介绍,我在广州知用中学任军事训练主任、童子军训练主任和舍务主任,每月工资二十四元,勉强解决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和学习费用。我住在知用中学,活动在知用中学,团的关系也转到知用中学。

1927415日在国民党叛变后,大批同志被杀被捕,后来“中大”宣布开除我的学籍,我的工作和学习都停止了,从此,转入地下活动。

同年五六月间,我半公开地回到江城下濑家里,当时中山大学农科学生谭国民(谭学行)在《两阳新报》帮助主编陈渔古办报,在那里当编辑。我知道谭在广州参加组织活动,因站不住脚才回乡的,他邀我写稿。我为该报写过拥护“三大政策”的文章。当时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阳江地方国民党党部对此尚无显著反应。阳江县中学美术教员许高爵,我知道他也是党的同志,家住城内扳桂巷。由于在敖昌骙同志被捕后,当时形势比较紧张,阳江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停止了组织活动。因此,我与许只有暗中进行联系。

19277月间,广州当局派兵到知用中学宿舍围捕我,因附中同学事先赶来通知,敌人未能得逞,但我只好走避到香港去。不久,省委找到我,派我回阳江组织农民武装。我秘密回到阳江城郊东钵村我林姓姑母家。通过我妹冯宝瑜找到许高爵、廖绍琏,大家商量恢复党组织。为了寻找因白色恐怖而失散的同志,我与许高爵分头活动,联系上在县城的区业勋等两名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骨干分子。我到过织篢圩太平找着郑就兴(原农会积极分子),由郑带我到桐油圩会见姚若士(原塘口一带农会负责人)。他住处戒备很严,他对革命形势不够了解。以后我还陪同香港派来视察阳江工作的工友×××(广州口音)到过溪头村,访问农民群众,这里农民多姓冯,他们诉说恶霸冯佩三的罪恶,革命情绪很高。

192711月我到香港汇报,省委派与我接头的有李元(闻后牺牲了),黄超(闻抗战后在某酒家当司理)。当时省委招待所负责人谭夏声(现名谭天度,曾任省统战部副部长),也与我联系过。

广州起义前几天,我取道广州返阳江,途中遇上了知用中学时的同学刘某,知广州起义就要爆发,他鼓励我回广州参加广州起义。我到广州第三天,广州起义爆发了。当时我参加赤卫队,当晚,我带武装包围现文明路“中大”宿舍搜捕反动派。目的是要抓一些校内著名反动分子如其中阳江籍的×××,均未捉到。起义失败后,“中大”校长戴季陶请准专发捕我的通缉令,还在省港报纸发表。

起义失败后的翌日早上,我化装辗转搭上停泊在白鹅潭的省港轮船,邻座坐着的是知用中学的女同学欧阳姑娘(忘其名),她年龄比我大。当香港差人把我们赶到大舱逐个盘问时,她牵着我的手说:“这是我表弟,我们家在香港开南北行的”。因有她的掩护而使我过了最后一关。

以后,我又从香港转回阳江,我知道回阳江工作更不好露面,就从东砵村转移到那洛村陈昆才家(陈以后是我妹冯宝瑜的爱人,解放后病故),后再转移丹载村。到丹载村后,首先想通过找当地民团,搞到一批武器,丹载村民团团长许名德是陈昆才在阳江县中学后期同学。丹载小学教员有谭履谦(现名谭原,广州三元里省汽车制配厂退休干部、已故)和陈昆才。校长谭腾芳,此人挂名不到任,解放后逃港。我通过谭、陈关系住在民团团部(村边小庙)里。当时在丹载参加党组织的有陈昆才、谭履谦、许名飞、名琪兄弟(在乡闲居)、许基旭(园丁),这些党员平时没有过组织生活,只是个别谈话或几个人碰头。我在那里秘密活动,不断发展组织,并酝酿武装。

我在那洛村时,香港理发工人郑锦源(阳江人,断了一只手指的),持香港省委介绍信来,他在县城长堤设施较好的理发店工作,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他一面理发,一面在理发工人中串联发动,先后发展冯国治等三位理发工人参加组织。郑何时离开阳江我不了解,可能是在我离开丹载以后离开的。

在阳江城,许高爵、廖绍琏、郑锦源、冯国治等同志与我个别接头,不与丹载联系。我又通过陈昆才,谭履谦与当时县委书记许高爵取得联系。我与许相约,谁在谁就干下去。

香港绝少有来信,来时寄阳江城东门外福民医院,这里有一个我们的秘密联系点。陈昆才的大哥陈国才在医院做出纳。每日为医院到邮局取信,凭这关系代传邮件。陈昆才的三哥陈宝才(中共党员)在这里做护士,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联系点与地下党的同志联系,部署他们开展工作。

丹载村原有贫雇农的自发互助组织“公志会”,以后涣散了。为了争取这支力量,我们恢复它。许基旭带我到北惯他舅舅家串连农民,相约有枪就动手。我们准备以民团和他们为骨干,情势许可时就搞武装。“公志会”发展已有二三十人。

这之前,许名德因受其伯父许云松的欺压,花钱买一支德国手轮“碌架”做了民团团长,是为了对抗他伯父的威胁。但不久许云松的儿子许基渭经过活动当了丹载民团团长,取代了许名德,他接任后,我们只好转移到丹载小学(村内许氏祠堂),搞民团武装的事未能成功。

1928年春天,“公志会”在某一晚上于村边竹林集合举行迷信仪式,拈香宣誓,事毕回村,许基渭率领全部团丁搜查丹载村小学,说村边竹林发现火光,有数十人入村。当时谭履谦卧室里有党的公开刊物《红旗》和一副泥印机(我在香港买的,用特制印油墨水写在有光纸上,覆置泥面,墨迹在泥,可印百数十张,当年省港酒楼茶室星期美点菜单是用它印的),这些敌人没有搜到,走了。

这一事变后,我们估计敌人对我(代名陈光)这个无业者很注意,可能准备动手打击许名德,也不排除走漏风声作政治迫害。决定我同目标较大的许基旭先走。当晚我俩即到北惯他的亲戚家。翌日早,步行到大沟转台山沙头涌去澳门的轮船。许留澳找生活,我到香港向省委汇报。以后不久,我被派到云浮县委工作,不再回阳江工作了。

我离开丹载很仓促,但早与许高爵有约,彼此不相牵动,谁在谁干。以后,开理发店的工友冯国治因江门交通站被破坏而暴露,不幸在阳江被捕,解押广州判刑五年后释放。丹载许名飞也被阳江城驻军毛维寿团扣押,花了一笔钱了事。此后,阳江革命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革命工作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并未被扑灭。许名骐、冯国治、廖绍琏数人一直坚持革命到阳江解放。

 

 


                               本文作者冯君锐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阳江县委负责人,该回忆录写于199612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