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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广东北江地区的土地革命,是广东土地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由于接受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对北江革命的及时指导,而具有土地革命的一般共性;另一方面,又由于北江地区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根据北江社会经济特点,因地制宜地探索具有北江特色的革命斗争手法,因而又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对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宣传和实践,是北江土地革命对贫苦农民实现有效政治动员的前提。尽管北江共产党人对朱德南昌起义军抱有极深切的希望,但是始终没有放弃以工农群众为革命主要动力的信念。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北江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游击战争在革命暴动后开辟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战略意义和战术价值。

关键词:北江土地革命 政治认同 斗争手法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北江地区的共产党人,与全国各地土地革命进程同步,领导广大贫苦农民,通过发动武装暴动和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广东北江地区的土地革命,是广东土地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由于接受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对北江革命的及时指导,而具有土地革命的一般共性;另一方面,又由于北江地区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根据北江社会经济特点,因地制宜地探索具有北江特色的革命斗争手法,因而又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

北江地区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广东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就利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成果,建立了由共产党员罗绮园、周其鉴、朱云卿领导的北江工农自卫军。这支革命武装于1927年5月北上保卫武汉革命政府,在湖南耒阳分为南北两支。南下一支在叶凤章、蔡卓文率领下回师粤北,攻占仁化县城。大革命失败后,北江地区党组织遵照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首先在广东省委委员赖松柏等领导下,于1927年12月3日发动清远起义,组建清远县工农革命军独立团。1927年12月22日,广东省委委员欧日章领导曲江县农军和群众在朱德南昌起义军支援下,发动曲江西水起义,坚持斗争到1928年1月21日。广州起义失败后,为反击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白色恐怖,北江党组织响应省委指示,于1928年先后发动仁化起义和南雄起义。1928年2月13日,仁化县委书记阮啸仙领导农民赤卫队和群众发动仁化起义,攻占仁化县城,颁布革命政纲,在经历董塘、华阳寨、石塘寨守卫战后,于11月12日失败。与仁化起义同日,南雄县委书记曾昭秀等领导农军和群众举行南雄起义,建立县苏维埃和四个区苏维埃,开展“平田”、“平仓”斗争,坚持战斗到3月中旬失败。北江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土地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其中仁化籍的谭甫仁同志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英德籍的彭显伦同志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均位列开国高级将领之林。

在上述一系列北江地区的武装起义中,共产党人通过宣传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意义,唤起广大工农群众对土地革命的共同的政治认同。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北江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经历了对革命动力问题的反思。在堡垒守卫战失败后,革命者终于认识到游击战争的价值,在斗争手法的认识上得到提升。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引入社会运动理论的相关分析框架,从政治认同和斗争手法两方面对北江土地革命的内部机理做微观分析,以期增加党史界对土地革命史的学术认知。

一、北江土地革命的政治认同

1.对苏维埃意义的宣传

塑造共同的政治认同,是斗争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斗争政治的参与者始终操纵、谋划、修改和重新解释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斗争各方的身份”。 [1]具体到北江地区的土地革命,共同的政治认同是指北江地区的共产党人为唤起贫苦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认同感,“将人们与某些社会情境而不是其他人联系起来,通过将这些人吸收进那些情境来激活这些身份”。 [2]对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宣传和实践,是北江土地革命对贫苦农民实现有效政治动员的前提。共产党人尝试分配土地,加深贫苦农民对土地革命和共产党的信仰。

1928年1月20日,广东省委指示花县县委:“要极力扩大苏维埃的宣传,并且在群众已经暴动起来的区乡,应马上成立区乡苏维埃。苏维埃的第一个工作,便是强迫地主拿出田契来焚毁,重行分配土地的工作”。 [3]1928年1月,北江特委暴动大纲规定:“得到一乡即开农民大会选出若干人成立乡农民代表会,成立区苏维埃。有三个区苏维埃则开县工农兵代表会,成立县苏维埃”。苏维埃的责任是“消灭反革命,没收土地,集中征发粮食给养参加暴动之军队”。[4]1928年1月26日,北江特委向省委汇报西水暴动情况称:苏维埃“由区委委员一二人、农民二三人连同海丰代表前往各乡召集大会。选出七人或十五人为执行委员,乡苏维埃成立后,应即开全区(乡)代表会,至迟在三十号以前召集,特委派人参加”。[4]但是,由于北江地区始终没有建立起如东江那样的相对稳固的革命根据地,这使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始终停留在预案阶段,至多达到西水暴动后那样的初级水平。

2.对土地革命的宣传与探索

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充分意识到,对土地革命意义的宣传,对推动农民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暴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共产党人尝试分配土地,加深贫苦农民对土地革命和共产党的信仰。

广东省委于1927年11月25日通告各县、市委:“省农会已预备召集东江、北江、南路、广属、琼崖各区农民代表会,提出土地革命政纲,及促进全省农民的大暴动”。[3]1928年1月18日,北江特委致函朱德同志,表示:“北江目前必须实行不完债不纳租,焚烧田契租约,铲田边,实行没收土地,杀地主土豪绅士,从各部分很小的斗争,扩大成为群众的暴动”。[4]1928年1月20日,广东省委指示花县县委:“要极力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在我们势力下的乡村便要马上号召群众干起来,焚烧田契、挖田基,一直做到重行分配土地”。[3]1928年1月,北江特委制订暴动大纲,要求各地在暴动前应利用当地农村社会经济矛盾,把群众对地主土豪劣绅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暴动的实际行动。大纲“号召民众帮助农民及一般贫苦人民反抗债主催债,反抗地主吊田,实行打死收债人及地主;利用过年种种神会及祭祖等事,反抗土豪劣绅把持或侵吞会金祖尝”,总之,“希图以很小的斗争扩大成为暴动”。暴动成功后,“立即铲平田基;没收之土地,暂全归原耕农民耕种,进一步用重新分配给其他无地农民及革命兵士”。[4]1928年1月21日,北江特委在向省委汇报时批评朱德部队称:“他们也高喊着土地革命,但他们并未实行。没有号召农民没收土地。所以经过的地方群众仍然得不到丝毫利益”。[4]1928年1月26日,北江特委向省委汇报西水暴动情况称:“各乡群众掘去田基,乐夫、清水塘等农民应即掘田基”,并建议:“打暖水时,农民应担锄头同去,一方面打仗,一方面掘田基”。[4]1928年2月1日,仁化县委书记阮啸仙向北江特委汇报仁化暴动情况称,在暴动后召开的全区代表大会上提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归原耕农民,限七日内掘去田基,限七日内起册,领土地使用证;豪绅地主自耕农耕土地由区政府收回,发给失业农工烈士遗族兵士家属耕种”,并决定没收豪绅地主谷石一半归农民,其余分归区、乡。[4]可见,北江党组织充分认识到了土地革命的意义。

但是,直到1930年1月14日,广东省委仍然批评如曲江抗租、英德抗高利贷等北江农村斗争,“虽属经济的斗争,但各县对土地革命斗争实行土地政纲,仍未能积极的发动起来”,因此省委要求利用“现在农村斗争日趋激烈土地革命是农民的要求”的形势,在宣传工作中“特别要注意中心口号土地政纲苏维埃的宣传”。 [4]其实,这一现象对于缺乏稳定根据地保障和强有力红军武力支持的北江土地革命来说,是难以避免的。

二、北江土地革命的斗争手法

1.关于革命动力问题的抉择

对于革命动力问题,即究竟是以正规军队为革命的主力,还是以群众武装为主力,是土地革命时期各地党组织在发动暴动和推进土地革命时必须解决的实践难题。尽管正规军事力量是最理想的“暴力专家”,但是恰恰由于他们在中国近代军阀割据的政治环境下,“遵循自己的逻辑。他们通常从事剥削和机会累积,有时候牺牲自己普遍的雇主或支持者”, [2]因此北江共产党人始终并不信任既有正规军事力量,即便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朱德部队,也被北江革命者视为革命副力而非主力。可是实践证明,工农群众由于缺乏日常军事训练和军事化组织,在暴动后并不能自然地实现革命化和正规化,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无论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还是北江各地党组织,均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由于朱德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军当时正活动于湘南粤北山区,因此省委和北江党组织均对这支正规化革命军队抱有极深切的希望。但是,尽管如此,北江革命领导人始终没有放弃以工农群众为革命主要动力的信念。

1928年1月20日,广东省委指示花县县委,要充分利用地方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认识到“虽然是一种地方主义的械斗形势,但已夹有很深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色彩,所以只要我们抓紧工作,必然可以发动他们的阶级的仇恨,从地方主义械斗的形势转变到阶级斗争的形势”的前景,指示他们“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马上到群众中去,发动广大的群众暴动,极力打破过去的军事投机的观念”。省委批评花县县委:“过去的暴动便是一种农军的暴动,而不是农民的暴动”。由于“我们的武装我们永远无法高过敌人,专靠武装去打,此时只有失败”,而“我们唯一战胜敌人的武器便是群众”,因此省委要求花县县委“一定要注意到群众中去,用群众目前迫切的痛苦要求,发动群众的斗争,从小的斗争引导成为大的群众暴动”。为此省委强调指出:“专门派几个勇敢的同志去杀豪绅地主的办法是不够的,而且要引导广大的群众去杀豪绅地主,就是起初不能有广大群众去杀,也必须有多少农民同我们一块去杀”。总之,省委认为“阶级斗争必先从我们自己势力下面的乡村爆发起,杀尽自己乡村的地主豪绅的同时,极力向反动势力下的乡村农村宣传,然后才可以消灭封建式的械斗,成为阶级斗争的暴动”。省委认为花县存在的所谓“共产村”和“民团村”对立的现象,“简直是一种封建式的部落观念”,应当“首先杀尽所谓‘共产村’的地主豪绅,阶级斗争才能爆发起来”。省委最后指示“要极力发展农民赤卫队。赤卫队的组织,最好办到十五岁以上的农民通通加入赤卫队”。[3]1928年1月26日,广东省委在致北江特委的指示信中,一方面强调“游击战争是要群众的而不是单纯军队的,如果只靠农军打这个乡打那个乡,不去把这些乡村的群众引起出来,那么便很困难暴动”;另一方面强调“特委必须严重训练北江同志要抛开对朱德部队在北江的种种企图,而独立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干土地革命”。可见,即使是农军,在省委的意识中也仍然不属于真正的群众动力,更何况正规化的朱德部队。因此,省委提醒北江特委:“群众斗争不一定要用军队力量去发展,如果一味定要军队去发展才能起来,这就是不信任群众的创造力量而变成了军事投机思想”。[3]但是,1928年2月27日,广东省委又指示北江特委“多方设法找到朱德部队,务令其到仁化一带活动”。[3]这说明省委对正规军队也并非全然放弃期待。

北江特委接受省委指示,一方面立足于以群众武装为革命主力的原则,认真建设群众武装,另一方面仍积极联系朱德部队,借助这支正规革命军队的力量促进革命的深入发展。1928年1月,北江特委暴动大纲要求:“尽量在农民群众中组织农民赤卫队”。大纲明确“要设法鼓动农民自动加入”,以免给反动派以口实。赤卫队组织原则,“各团营连排长官皆由各县制定农民领袖负责,将来派军事人才时,则以副长名义参加”。由此可见北江特委确实在忠实贯彻省委以群众为革命动力、正规军队为副力的原则。为保证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大纲规定:“武装队伍一成立,即当组织支部”。[4]1928年1月16日,北江特委指示各县:“暴动必须有广大的群众起来参加,不能专门勾结土匪,也不能依靠军队,就是农军也不外是暴动的一种力量”。[4]1928年1月18日,北江特委致函朱德同志,明确表示:“兄等的部队,是农民群众暴动的副力,你们应该发动群众,应该是暴动的组织者”。[4]1928年1月21日,北江特委向省委报告,批评朱德部队“一路都很积极去屠杀反革命派,得到群众的欢迎。可是他们完全是为民众除害的态度,没有发动群众。所以虽然走过许多地方,然而民众没有起来,走了以后,仍然是反动的地方”。[4]1928年2月18日,北江特委再次致函朱德同志,请求“你们的部队必须设法立即回来,在仁化一带帮助农民暴动,在仁化一带农民群众已充分起来,可以自己的力量,保护土地革命的胜利,更有力量帮助各县暴动时,再把部队调到英德及清远,在清远、英德做成第二个北江割据局面”。 [4]显然北江党组织仍然对正规军事力量抱有一定程度的期待,希望借助朱德部队的力量使革命实现波浪式的发展。但2月21日,特委便放弃了对朱德部队的幻想,反而强调:“农民的武装,以前完全无注意,虽各县同志及群众只知农军,其实是凌乱不堪,以后再无论已发动与未发动暴动正在发展的地方或者暂时遇着些困难的地方,目前都应该重新组织,或者整顿组织进行训练”。特委告诫各县:“我们不要盼望着朱德回来”,而应坚信“从一切苦难中奋斗才是发展暴动,暴动胜利的保障,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北江割据的局面”。 [4]尽管如此,特委仍然不得不承认正规军事力量对革命的促进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下的决定性作用。1928年3月1日,特委表示:“我们一方面不应依赖和军事投机,但同时也要知道武装的重要: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对海陆丰政权的存在,有非常大的帮助”,因此,“北江如得朱德部队回来,必能很快的发动广大群众”,因为特委深知:“仁化是朱德到董塘杀了三十几个豪绅地主之后,才大大的发展”。 [4]不过,1928年10月29日,北江特委在对仁化县委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在雉鸡山上的二百余武装部队,应该好好的做宣传训练工作,巩固该部队中党的组织及群众的阶级意识,以扩充力量如收容失业的农民及保障安全为前提”, [4]仍然立足于群众武装的建设。1930年1月14日,广东省委原则上肯定了北江党的军事工作,表示:“赤卫队武装正在组织,游击队亦已组织编成”,成分“均是农民,不过有小部分是流氓”,尽管枪械、给养状况均不理想,但是北江党组织仍“拟将此部分武装在曲江、英德两处发动游击战争”。省委要求“扩大普遍组织游击队,在赤卫队中选出精壮勇敢分子充当游击队,而扩大红军组织”。[4]

遗憾的是,弥漫在北江党组织内部的狭隘地方主义严重干扰着群众武装的正规化建设。1928年2月1日,仁化县委书记阮啸仙向北江特委汇报仁化暴动情况称:“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第七独立路拟三月四日正式成立,编为三营,余外还有各乡赤卫队统属于参谋团为工农革命军常备军政委之武装群众”。为使这支农军实现正规化,团、营长均由正规军官即所谓“军事同志”担任,“军中的军事同志很好,而且颇足用以”。 [4]这说明要实现工农群众的军事化动员,仍然需要正规军事因素的参与。但正规军事因素因为其外乡人身份而难以融入这支地方性的群众武装,不仅最终未能成为正规化的酵母,反而成为分裂的种子,结果,“五区农会领袖是动摇妥协的,现在居然反动起来了。借军事退却的理由煽动农民反对湖南佬(军事同志多湖南人),说他们不顾我们的死活,一有事便想回湖南,带我们的枪跑。在农军中有勇敢的当然反对不战而退,一部分落后的走上山去的,也借口反对湖南人来遮自己的羞,故反对湖南人变成普遍的空气。至于一般农友更因退却太不成样而反对湖南人,因此反动领袖来得更凶,通令各乡取消工农红旗、红号带,取消共字及撕去各种标语,取消工农革命军第八独立团等”。有了如此深刻的教训,仁化县委不得不采取稳妥而实用的策略,在领导全县暴动的县革命委员会名义下,“组织参谋团,将各军事同志放在参谋团内,取消副团营连等名义,完全以参谋团名义派去各团做训练工作,战争时做指挥,以灭反动分子反对湖南人之借口,因为在每次打仗,非有军事人指挥不可”。[4]工农武装的正规化建设显然受到地方主义的毒害。

2.游击战术的运用

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游击战争在革命暴动后开辟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战略意义和战术价值。

1928年1月,广东省委全体会议指示:“在北江应该以清远为暴动的中心,极力发展各县游击战争,直到做成割据的局面,扩大到花县、英德一带,造成割据的局面”。[3]1928年1月26日,广东省委指示北江特委,在敌强我弱、朱德部队已暂时开赴湘南的情况下,应该“采取游击战争的策略。因为农民力量既然仍是薄弱,敌人又拼命的进攻,如果以之占据一区、乡即行死守,损失不免太大”。省委引证西水暴动“固守炮楼这是很好的,子弹粮食一绝,农民自然无法坚持”的教训,指出:“我们目前力量弱的地方,不必固守一隅,而要实行游击战争,打了这个乡村即移攻别一个,使反动军队来时无法扑灭我们的势力。我们每打到一乡,即没收土地,杀戮豪绅,以引起广大群众起来斗争,不致固守一隅,偶被其战胜则影响他乡村中之畏缩不前”。[3]1928年2月,广东省委指示北江特委:应借助“北江仁化的暴动已经扩大,曲江暴动亦在进展,南雄亦有发动暴动的可能。以仁化为中心连结曲江、南雄的割据的局面可能很快的实现”的有利形势,“马上实行游击战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返粤,应该先到仁化,帮助割据局面的完成,然后再到英德、清远一带去帮助农民暴动,造成新的割据的局面”。[3]1930年4月4日,广东省委指示北江特委及曲江、英德、乐昌县委:“加紧发动群众的斗争,尤其要立即计划的发动英德七区和曲江四区的农民游击战争,而使之发展,深入土地革命”,同时“立即执行省委对北江集中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将乐昌、仁化的武装立即集中起来,在乐昌、仁化之间发动游击战争,加紧农民群众工作与朱毛红军行动相响应而向曲江发展,英德、曲江的武装一样的要立即集中起来帮助英德、曲江的游击斗争”。[3]

北江党组织响应省委指示,试图创造适合北江地方特色的游击战术。1928年1月,北江特委在制订暴动大纲时,设计了一些暴动中的具体战术。首先,在暴动前,“极力宣传农民暴动胜利消息,就无事实,也可创造”,同时“必须以群众力量去清乡,搜查反革命、焚屋、杀人、掘田基,否则无法维持群众的锐气,无法引起群众”。暴动宣传工作要做到随时随地,“一得到乡村即须大大的宣传、开会、派宣传队,派传单、贴标语,进攻一个地方之先,必准备宣传刊物、宣传队,无论得到这一地方时间之长短,我们退出后,也当留下许多宣传品”。暴动前务必做好侦查工作,“应调查地方地主豪绅反革命的住所及逃走路径,分配群众在他们住所周围及路口埋伏拿杀,务使一个都无法逃脱”。在暴动发起后,屠杀反革命是激发群众斗争情绪的有效手段。大纲要求“一切反动派皆即拿即杀,不要怕农民报仇,不要经审判;各级农会及各种武装组织皆应布告准民众自由杀戮反革命”。大纲还规定了一些破坏性战术,如“电线铁路及船只,必须大破坏。特别是暴动开始或者退守时,各县委以至各支队皆当即刻组织破坏队,并成立进行破坏;县衙警署及一切财政机关在退却时皆当全部破坏”。面对优势敌军,大纲预先设计了一些骚扰性的战术,如“不能开首就打城市,应各处齐起暴动,在敌人势力薄弱的地方先发动;敌人来袭应从各处埋伏截击,齐起来牵制,使敌人兵力分散疲劳,然后容易缴械或驱逐他们;各村乡山岭,可遍插红旗,到处呐喊吹角鸣锣击鼓,使敌人莫名其妙,无法应付;如万不得已要退出其地时,必须威吓民众搬迁一空,使敌人无法觅食;敌军宿营地附近可于晚间任意放火并通宵鸣锣击鼓放串炮冷枪,敌人恐慌集合则乘其不备去劫营缴枪”。 [4]1928年1月16日,北江特委指示各县:在暴动中应“准备各种破坏,特别是铁路电线应即斩断,反革命房屋应即焚烧,财政机关应即破坏”。 [4]1928年1月18日,北江特委在致朱德同志信中也表示:“杀地主土豪绅士,民众自己动手,即拿即杀,宁可杀错,不能使其漏网”。 [4]1928年1月26日,北江特委向省委汇报西水暴动情况称:“该数县乡屋宇已全被焚烧,敌人不注意更应进行”。特委建议“可派老人老妇拿茶水给兵士吃,从中宣传或大哭呼冤以动军心”。 [4]1928年2月1日,仁化县委书记阮啸仙向北江特委汇报仁化暴动情况称:“附近农民带农军围捕龙王宫拿获男女老少共二十余人,中有清党委员会张伟成一名,由大会通过枪决。群情愤激,人心大快。余的由大会选出五人组织审判委员会审判决之”。 [4]1928年10月29日,北江特委指示仁化县委:“大敌则避,小敌即解决也。遇乡村中农民群众要求斗争情绪高涨的时候,则出而助之,做成游击战争的队伍”。[4]

但革命暴力的过度使用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如仁化暴动“焚烧县城”、“劫掠商店”的过激行为,“所得到的只是促反动派更快的联合进攻,群众则不明了行动的意义”。[4]对此北江特委及时提醒仁化县委注意这一问题。

三、总结:

要认识北江土地革命的意义,有必要与同时期的东江土地革命做一简要的比较分析,因为东江土地革命在广东各地土地革命中被公认是最成功的。在政治认同问题上,由于北江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远未达到与东江农民运动等量齐观的规模和军事化水平,特别是没有海陆丰农民运动这样的强势核心作为示范,因而难以达到东江土地革命的规模和水平。北江土地革命无论苏维埃和土地革命,均仅起到号召作用,并未真正成为党和群众的现实实践工具,因而影响到群众动员的深度和力度。尽管北江地区也曾经拥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军事化成果北江工农自卫军,也曾创造过堡垒战这一北江特色的斗争手法,但是由于动员有限,以及正规化程度较低,加之并未得到正规革命军队的实质性援助,不及东江革命武装在长期正规化建设基础上,又得到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形成的正规红军的直接加入的实质性提高,因而必然无法达到东江土地革命坚持长期武装斗争,并形成东江苏维埃和正规红军的结果。但是北江土地革命在经历堡垒战失败的洗礼后,最终也转向游击战争,从而与东江、广东乃至全国的土地革命在斗争手法上实现了殊途同归。

 

参考文献:

[1](美国)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泰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M].南京:译林出

版社,2006:71.

[2](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土地革命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广东地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4]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4)中共北江特委文件湘南特委文件(1928-1933年)[M].广州,1982.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