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关市地情网 | 首页

您现在的位置:史志家园>党史编修
来源:

 

 
提  要:文章从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朱德率起义军余部西进计划的形成与目的、离开赣南的原因、进驻粤北后的去向和计划、北撤和举行宜章暴动的决定四个方面,考证朱德在“茂芝会议”后并非“直奔湘南”,会议时也没有去湘南组织发动宜章暴动的计划或意向。
关键词:朱德部队   直奔湘南   考证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朱德率余部到达广东饶平。尔后,朱德在饶平茂芝召开一次干部会议。“在这次会上,朱将军建议全队穿山西进,直奔湘南”。会后,朱德率部经福建北上转战赣粤湘边境,后来在湘南举行宜章暴动。对于朱德这段历史的记述,后来流传的不少书和文章,认为“穿山西进,直奔湘南”是朱德当时的战略决策,有的作者并把后来举行的宜章暴动,说成是朱德在茂芝会上的计划或意向。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穿山西进,直奔湘南”,是后来朱德与史沫特莱交谈时,对起义军余部由饶平转战湘南举行宜章暴动这段历程的概括与总结。朱德当时的确是率部北上“穿山西进”,但并非“直奔湘南”。朱德率部北上西进到举行宜章暴动,是为寻求出路与发展,所经历的一段情况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期间,朱德及其部队的去向有过多种的变化,脱离范石生后朱德依然率部东去,受阻后才决定北撤乳源县梅花区(今乐昌市梅花镇),最后在湘南举行宜章暴动。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作初步的考证,并请专家学者指证。
 
一、西进计划的形成与目的
 
1927年9月下旬,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进攻潮汕时,朱德率3000余人在大埔三河坝与敌军2万人激战三昼夜,歼敌1000多后,于10月5日退到饶平茂芝,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次日,南昌起义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从潮州突围出来的起义部队数百人来到茂芝,并带来了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以及部队建制和指挥系统均被打散的消息。许多官兵得知这些消息后,情绪低落,思想混乱,失望情绪非常严重,有人甚至提出解散部队。不仅如此,起义军余部还受强敌跟追,孤立无援,使这支唯一能保持建制的起义部队,随时都有被敌人消灭或自行瓦解的危险。
在这艰危险恶的关头,要保住这支队伍,当务之急是做好全体官兵的思想工作,鼓舞士气。于是,朱德首先召集领导干部开会,分析了部队的处境,要求干部向战士讲明情况,鼓励大家不要怕暂时的失败,要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决不能做革命的逃兵。10月7日上午,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了一个20多人参加的排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围绕着要不要保存八一南昌起义种子和坚持八一南昌起义的旗帜,以及起义军余部今后的去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针对有些人灰心丧气,提出要解散队伍的意见,朱德明确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存下来,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和同志们一道,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把革命进行到底。会上,陈毅第一个站起来表示赞成朱德的意见,愿意尽痒竭力,辅助朱德把部队带好。
会议在朱德革命思想的鼓舞下,不仅否定了少数人关于解散部队的意见,还放弃了原来继续南下潮汕的打算,决定部队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直奔闽、粤两省交界的柏松关,经福建平和、永定、上杭向西北转移,寻找部队的立足之地。这就是后来《伟大的道路》一书记述的“穿山西进“计划。对于这一计划,《伟大的道路》一书,同时也有“直奔湘南”的记述。因此,后来不少书籍和文章记述朱德在茂芝会议上,在决定起义军余部去向时,提出了我们要保住这支军队,就要找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粤湘赣边界地区敌人兵力薄弱,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而且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持北伐最得力,我们应以此为立足点。因此,认为朱德在当时作出了“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有文章还明确说:“在茂芝会议上,朱德同志就提出部队要找到一个可靠的立足地,湘南就是理想的地方,据此作出了‘直奔湘南’的决定。”有的书籍和文章甚至认为,后来的湘南宜章暴动,是朱德在茂芝会议时的计划和意向。这应不是事实。
朱德是一位才华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当时认为湘南是起义军余部在赣粤湘边界立足的好地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历史资料佐证朱德在茂芝会议上就有“直奔湘南”的打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朱德率部穿山西进,目的是为了保存起义军革命种子,寻找立足之地是赣南。去赣南寻找起义军余部的立足之地,这应是《伟大的道路》所记的“穿山西进”计划。
朱德之所以选择去赣南,不仅仅因此地是“三不管”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里有农民运动的基础,是部队立足和发展的地方。对此,朱德后来曾说:“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全部南下,目的是想去广东汕头找外援,结果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住脚的。”朱德这段话虽然是对南昌起义南下广东失败原因和教训的总结,但也能看出朱德早就有率部在江西特别是赣南的打算。赣南是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必以之路,朱德之所以看重这个地方,说明他对赣南是有所了解的。因此,朱德在茂芝会议时,就决定部队穿山西进,把部队带到赣南,开展农民运动,建立革命根据地。
 
二、与范石生合作离开赣南
 
10月中旬后,朱德率起义军余部来到赣南地区。在赣南的一个月中,朱德开始由过去的正规军活动改变为游击活动,在山区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展游击斗争。每到一处,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开展助民劳动,宣传革命道理,同农军一道,打击土豪,收缴地主武装。与此同时,为了稳定起义军余部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朱德在安运县天心圩、大庾县和崇义县的上堡等地,对部队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了三次整顿、整编和整训。后来,人们称之为“赣南三整”。
起义军余部在天心圩进行初步整顿后,在大庾又进行了整顿和整编。其内容和目的,首先是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团支部,将党员分配到连队去,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其次,为了缩小部队的目标和便于部队的掩蔽,对部队进行整编,将部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属下三个队,朱德化名为王楷(朱德别字玉阶,故改此名)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随后,朱德率起义军余部来到崇义上堡等地,进行纪律整顿和军事训练。在军事训练中,朱德提出了“打游击的问题”。
经过“赣南三整”特别是上堡的整训,使起义军余部得到逐步的稳定和发展,部队的精神面貌也大有好转。正如朱德后来所说:“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朱德同时还说:“部队转到上堡后,才算稳住了脚。”
起义军余部来到崇义后,虽然初步“稳住了脚”,但当时的物资(如粮食、衣鞋、药物、子弹)供给极度紧张,部队仍然面临重重困难。此时,朱德从敌人报纸上得悉范石生率部正驻防在湘粤边境。为了解决起义军余部的供给问题,以谋部队的发展,朱德决定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与曾结下金兰之交并对共产党有友好态度的范石生合作。于是,朱德写好一封长信,在11月初派出一支小分队前往湘粤边寻找范石生。
范石生与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一起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范石生自从自己的部队归编国民党军后,深受蒋系军阀的岐视和排挤,与桂系军阀也素有矛盾。他在国民党内属左派,同情革命,本部有共产党组织,他与共产党久有联系,曾对蒋介石的“清党”命令置之不理,掩护和保留了本部中的不少共产党员。他对朱德的文才武略和救国救民的鸿鹄之志久怀敬仰。南昌起义前夕,朱德曾致函范石生,争取其部站到起义军一边,至少保持中立态度,不与起义军为敌。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路经闽西上抗时,范石生主动派人前往联系朱德,相约准备在广东接应南昌起义部队的事宜,表示如起义军能攻占广州,他愿在粤北立刻响应,如起义军南下广东失利,他亦愿申出援手,决不袖手旁观。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属于客军的范石生部驻扎在湘粤边界,不仅地盘小,而且南有桂军,北有湘军,正想扩大自己实力。当范石生得知朱德仍然掌握一支部队北上西进时,便派本部上校参谋长、当年朱德的同窗好友敬镕,前往粤赣边打探,意欲联合朱德共同对抗蒋介石,但终末找到朱德。随后,范石生接到朱德十分真诚的信,立即写好复信由部中的一名共产党员韦伯萃带上,前往赣南崇义上堡与朱德联系,请朱德前去湘南汝城,与范部四十七师师长曾日唯协商合作之事。
朱德在与范石生合作的方案中,提出了三条原则与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他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随后,朱德率部于11月下旬来到汝城,很快与范石生达成三点合作协议:同意合作后朱德部队编制和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以走;朱德部队对外改用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第十六军总参议、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给朱德部队先发二个月的薪响,发放武器弹药和被服。后来的一段时间内,朱德部队便在范石生的掩护下,重新进行革命活动,开展武装斗争。
朱德如果没有与范石生取得联系,并达成合作,也许率领起义军余部在赣南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朱德与范石生合作来到湘南汝城,这是朱德率部离开赣南的原因。由此可见,朱德率部来到湘南,并非是在饶平茂芝会上就决定了的,朱德这时来到的湘南却是汝城,而不是一些书中所说的是发动暴的湘南宜章。
 
三、驻粤北后的去向与计划
 
朱德部队来到湘南汝城移驻资兴不久,随范石生部移防粤北于12月10日来到仁化县董塘,与当地共产党员和农军负责人取得联系后,立即开展以土地革命为目标的惩处地主恶霸的农民运动。正在此时,朱德接到由中共北江农暴委员会转来的中共广东省委要求他率部参加广州起义的指示。于是,朱德率部于12月13日南下参加广州起义,起义提前并在第二天失败,朱德部队终止南下,在曲江县城东、西河坝驻扎几天后转到犁铺头。参加广州起义,是朱德部队入粤北后按照党的指示的首要任务和最初去向。
朱德来到犁铺头后不久,与中共北江特委取得联系,并成为特委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通过北江特委与朱德取得联系后,对朱德部队与范部合作的处境和今后的发展方向极为关注,曾不只一次去信给朱德,指示他不为消灭的危险,尽快脱离范部,参加北江农民暴动。并明确要求朱德与广东省委接洽,直接受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领导,尽快联络北江的农军及广州暴动后退往北江的部队,参加北江区域的农民暴动,扩大和深入北江的土地革命,做成北江农暴的主要副力,造成海陆丰农暴割据东江同样的局面。还指出参加北江农民暴动是朱德
部队“应尽的职责”和队伍存在和发展的“唯一出路”。由此可见,参加北江农民暴动,是当时朱德部队的发展方向。事实证明,朱德部队也是这样做的,在犁铺头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积极参与曲江酉水农民暴动。
据相关资料和回忆录记载,朱德与范石生来到粤北后,对自己部队的发展方向,曾有一个计划和构想——与范石生从长计议商量今后双方共同行动,决定把部队拖到广东雷州半岛取得海口,以求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向桂越、滇越边境发展,扩大革命力量。对此,当年在朱德部队任营长的李奇中后来回忆这一计划更为具体:“在犁铺头差不多住了一个月。朱德不断对范做争取工作。说范是滇军队伍,跟广东粤军搞不拢来。不如到高(州)雷(州)半岛去,朱德说他去苏联搞枪支来,要范去搞钱,负责筹款,购买军舰、机械,联合起来搞暴动。朱德说他负责苏联搞枪支来是有根据的,因为当南昌起义军打汕头时,苏联的枪支曾从海上运到了汕头附近,只因我们失败又搬走了。朱德当时想把广东海口、雷州半岛和广西南境连成一片,借助苏联从海上来的援助搞大暴动,大发展。范也同意这样干。”
从朱德这一计划构想看,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与范石生不是一般的“合作”只为解决部队的生存,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动员范石生革命,将其部一同转到雷州半岛后共同大搞暴动,而后向西南发展,在西南地区的云南一带建立根据地,再图更大的发展。
1928年1月初,朱德与范石生合作之事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蒋介石下达“擒朱”恶令,范石生秘密通知朱德尽快离开曲江。于是,朱德马上作出两项决定:停止部队训练,做好撤离的战斗准备;尽快与地方党组织商量部队今后的去向问题。随即,朱德召集部队负责人与中共北江特委负责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达成三项决议:一是放弃去雷州半岛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另外寻找适当地点发动革命运动;二是按照中共北江特委的意见,先去海陆丰与广州起义部队会合后再作打算;三是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立即脱离范石生,以“野外演习”的名义马上撤离犁铺头。关于这一过程,赵镕同志后来回忆说:“朱德接到密信,同北江特委紧急商量怎么办?特委的同志主张我们到东江去,同广州起义部队会合,要我们靠近海陆丰在那里发展壮大力量,朱德同意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把部队带向东走”。
上述情况表明,朱德率部从湘南汝城进入粤北在没有脱离范石生时,亦没有去湘南发动宜章暴动的意向或计划。至于后来有些流传的书和文章,认为朱德到粤北没有脱离范石生部时,就有策动湘南暴动的打算,是源于《何长工谈伟大的会师》一文,记述何长工在曲江与朱德会面临走时,朱对何说的一段话:“希望赶回井冈山和毛泽东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其实,这也许是回忆中的误记。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里所说的“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指的是后来在湘南发动宜章暴动。也就是说,朱德计划策动宜章暴动,应是“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后和到了乳源梅花的事。
 
四、北撤和举行暴动的决定
 
1月3日晚,朱德遵照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部离开范石生部,并按中共北江特委的建议,朝东向仁化进发前往海陆丰。撤离曲江时,范石生不仅没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剿灭朱德部队,反而给予保护,并送给路费,足见范石生是信守合作诺言的。朱德率部从仁化经曲江周田浈江河边时,与敌军相遇,不能前进。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敌人交锋,朱德与部队的其他领导人果断决定,先把部队带回仁化,再谋对策。部队回到仁化后,朱德召集负责人开紧急会议,商量部队的去向和发展问题。关于这次会议对部队去向问题的提出、讨论、和决定,不少当事人有过回忆。赵镕回忆说:部队从仁化前往海陆丰途中受阻后返回仁化,“这时朱德同志又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往哪里走,到何处去?就在这时,有人提出到莽山洞去(其实是先到乳源梅花后到宜章莽山),说哪里环境很好,可以隐蔽,暂时落脚,比犁铺头还好。经过研究,朱德又采纳了这个意见。”会上是谁提出去莽山,赵镕没有指明,而李奇中的回忆却是明确。他说:部队去海陆丰受阻后,在仁化“朱德同志又召集负责同志商量今后去向,龚楚建议先将部队开到湘南宜章县所属的莽山洞,再徐谋良策。……因为龚楚是乐昌人,其妻是宜章人。我也是湖南人,地形比较熟悉,所以首先附议龚楚的意见。经过大家讨论,遂决定先开到莽山。”
龚楚,广东乐昌县长来村(今乐昌市长来镇)人,1925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受中共广东区委指派到北江乐昌、仁化开展农民运动。曾率乐昌农军与北江农军一起参加南昌起义,后返乐昌进行秘密工作,朱德部队驻扎犁铺头时,受北江特委指派到其部任副团长。
龚楚尽管在1935年叛变了革命,但他在当年建议和引领朱德部队北撤乳源梅花杨家寨,进而组织发动湘南宜章暴动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朱德后来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湖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误,应乳源县)的杨家寨子。”然而,由于龚楚后叛变了革命,有些流传的书和文章,记述朱德部队脱离范石生部北撤乳源杨家寨这段历史,根本不提龚楚所起的作用,这应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书说:“为了迷感顽敌的监视和追踪,朱(德)、陈(毅)、王(尔琢)商议,决定采取‘声东北进’之策。”认为蒋介石下达“擒朱”令后,部队在曲江脱离范石生时,朱德他们就决定了部队要北撤乳源杨家寨,这与事实亦不相符。
朱德部队脱离范石生后,按照北江特委的建议向仁化进发到海陆丰,途中受阻后才决定向北挺进,这是当时的事实。对此,李奇中在回忆录中很肯定地说:部队不能去广东海陆丰,“朱德等负责人研究对策,认为即不能东下,又不能停,只有北走湖南。是临时决定的,当时并没有决定要在湖南搞暴动。”后来到了乳源梅花和宜章莽山“才决定举行宜章暴动。”
1月7日,朱德部队来到乳源梅花杨家寨,很快与乐昌、宜章的共产党员和农会负责人取得联系,从事革命活动。据龚楚回忆,朱德部队来到杨家寨时,首先是想在乳北“建立以梅花乡为中心的湘粤边区根据地。”对于此事,除龚楚回忆和一份历史文献有记述外,没有其它书籍和文章提及。至于后来为何取消在梅花乡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去宜章组织暴动,我们可从1928年1月21日《中共北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中也许会找到答案。《报告》说:当时“湖南有不少同志在军中,在梅花一带,乐昌属都积极主张到湖[南]去,湘军正在尽力对付桂系,湖南空虚,可以在郴州、耒阳一带农民基础较好的地方活动”。由此可知,朱德部队来杨家寨之初的去向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湖南宜章不少的同志大革命失败后,基本上在乳北一带活动,他们熟悉和了解此地的情况,便主张朱德部队在梅花一带建立湘粤边区根据地。为此,部队当时还派出人员,去争取梅花区区长邓汉光,为部队做了一些筹粮和打探清况的工作。而乐昌的同志却主张朱德部队向湘南发展,从其主张和理由看,的确比较充分,符合当时的形势和实际情况,这也正是后来发动宜章暴动的重要理由或原因之一。
部队在乳北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取消后,朱德召集部队负责人和地方党组织和农军负责人,在梅花杨家寨文奎楼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部队去湘发展的军事问题,决定组织发动宜章暴动。随后,部队开进宜章莽山,进一步研究部署宜章暴动计划。1月12日,在朱德组织指挥下,成攻举行宜章暴动,揭开了湘南总暴动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