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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陪同下从延安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共代表同意让出广东、浙江等八个解放区,并将以上地区的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地区。为此,东江纵队等广东人民武装北撤山东。
在粤北的东江纵队北撤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随着东纵主力的撤走,留下来的武装力量大部分复员,已暴露身份的干部分散转移,革命力量骤然缩小。国民党军事优势更加明显,粤北地区的武装斗争进入艰难困苦时期。
国民党当局利用这个时机,对人民武装活动过的地方进行“清乡”,彻底肃清留下的武装人员。194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罗卓英主持召开全省治安会议,制定绥靖计划,内容是:建立各县民众自卫队;加紧收编保甲;实行“联剿”、连保、连坐法。从6月底开始,国民党广东当局军政要员先后在东江、北江、粤赣边、韩江、粤中、琼崖等地召开“治安会议”,成立各级“清剿”机构,部署“绥靖”、“清乡”计划,下令限期肃清各地的“匪剿”机构。
在粤北,国民党广东当局于1946年8月初设立粤赣湘边区“清剿”委员会,以欧震为主任;同时设立粤北“清剿”委员会,以国民党军第六十四师(军)第一三一旅(师)旅长张显歧为主任;各县也成立“清剿”委员会。为达到“限期肃清”的目的,国民党广东当局出动强大兵力对东纵部队在粤北活动的地方进行残酷的“扫荡”。进占粤北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抓丁拉夫,进行壮丁训练,强迫成立“自卫队”,加强地方反动势力,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联防联剿、联保连坐”,“强压治安”等措施,加紧征兵、征粮、征税,施行“三征”苛政,实行残酷的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在乡保政权的配合下进行“清乡”搜山,疯狂迫害复员人员和军人家属,强迫“自新”,肆意搜捕和屠杀人民群众,制造白色恐怖。与此同时,国民党广东当局还迫害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镇压民主运动,实行法西斯统治。
鉴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结束之后,一直加紧部署和挑动内战,为了应付必然出现的严重局势,随时准备革命的两手策略去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广东区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武装部队北撤前后,就一方面制定保存力量,保存骨干,长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斗争的方针,各地党组织由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停止组织活动,党员分散隐蔽,保持单线联系;另一方面在各地留下部分武装骨干坚持自卫斗争,保护复员人员和人民群众。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粤北指挥部决定部队北撤后,留下的人员,除留人少数精于武装人员坚持斗争外,其余大批人员复员回原地或外地从事耕种、做工、经商、读书、教书或其他职业,暂时原地隐蔽下来,以保存力量,保存骨干,等待时机。
东纵北撤时,粤北指挥部就给隐蔽部队规定了主要任务:第一,保存干部和武装力量,等待时机;第二,依靠群众,建立隐蔽基地;第三,声援复员人员;第四,保卫部队党委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发展新组织。在时间上则要求绝对隐蔽三个月,然后看形势发展,开展小型的群众性斗争。暂时和上级组织停止联系,适当时候,上级会派人来联络。
为了执行广东区党委坚持斗争的指示,完成粤北指挥部交给的任务,临时工委在南雄横水召开会议,研究如何隐蔽的问题。会议决定以南雄与大庾交界处的帽子峰为中心,以大庾河洞山区、崇义汝城之间的风大山和始兴的南山、北山五处为隐蔽点。要求各队在进点前后,重新组织中共党支部,发挥支部对坚持斗争的核心作用,认真做好部队留下人员的思想工作,稳定情绪,绝对隐蔽三个月,避免过早暴露,以免被国民党反动派找到借口,迫害北撤剩余的部队和复员人员。
6月上旬,部队分别进入预定的隐蔽点,黄业、刘建华、陈中夫带领警卫排、手枪队和机关人员等80多人,代号“山海关”,进入大庾岭帽子峰原始森林内,在南麓的锅坑隐蔽;叶昌带领32人,代号“雄狮队”,开往三省交界处的江西崇义县文英乡(洛洞乡)浪石村(石浪村)山坳,在此隐蔽;戴耀带领44人,代号“过山虎”,在帽子峰脚下的芳坑隐蔽;刘裕安带领河洞分队进入附近山区;吴伯仲带领39人隐蔽在始兴北山的武岗、澄地、朱岭下、沿溪等地;邓文礼带领26人隐蔽在始兴南山的澄江乡秀木岭上白梅寺。后来,帽子峰隐蔽点因人数过多,目标过大,粮食困难,又容易暴露。临时工委决定一分为三:由陈中夫、戴耀带领40多人到珠玑乡的三将军山去;另由陈子杨、邱才带领手枪队20余人到南雄大庾山之间的油山去;其余人员留在原地隐蔽。
隐蔽开始时,在北部五岭地区的各队都召开了党委大会,重新成立党支部,健全组织生活;又召开军人大会,讲明坚持斗争的任务和前途,提高同志们的认识。隐蔽之后,首先对全体干部和战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主要内容是:第一,讲清东纵部队为什么北撤到山东解放区;第二,明确坚持斗争的意义和任务的艰巨性,新的斗争方式和方法;第三,讨论秘密隐蔽的要求,使大家能自觉遵守;第四,宣讲电台收到的延安新闻和当地国民党反动报纸“清乡”迫害复员人员和群众的情况,使大家了解全国和当地的斗争形势,对国民党的和平民主不存幻想。并且将这些内容与项英、陈毅领导红军游击队在粤赣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历程等编成教材,发给大家学习,同时带组织大家学习文化,学习军事。
留在翁江各地的武装人员为了保证东纵同志安全北撤,不给敌人以任何借口,从5月下旬开始,就把大部分武器埋藏起来,改姓换名,进入绝对隐蔽。各县的同志都选择了群众基础较好的山区,如翁源的太坪、岩庄、新丰的黄磜、羌坑、遥田、英德的三山、桥头、佛岗的青竹、宝结岭、高镇等深山密林中,进行隐蔽。
在翁江地区各地隐蔽起来的武装人员,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着手进行整训学习,总结抗日战争抗击敌伪和反伪斗争的经验,进行形势教育,增强斗争信心,作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当时,何竣才同志把留下的同志按文化程度分成两个小组,文化程度较高的一组主要学习以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建设,整风文件(主要学《改造你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时事政策》)。文化程度低的同志为一组,主要学习整风文件、《新民民主义论》、形势教育、进行文化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总结斗争经验。
广清边的主力部队则按照中共西江特委的部署,1946年6月集中到广宁四雍整训。整训分政治、军事、文化三项,每天各上一节课。政治课主要进行党性、前途、时事、形势和“怎样做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战士”教育。军事课采取学科、 技科混合制,机枪、爆破另编班,并进行演习。文化课分甲、乙两组,主要学习文化知识。
粤北各地区留下武装人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及时进行学习,通过这些学习和教育,使留下坚持斗争的战士和干部,既看到斗争的艰苦复杂性和长期性,又看到斗争的前途和希望,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同时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战斗指挥能力,为迎接新的斗争做好了准备。
在隐蔽时期,生活极为艰苦。由于粮食来源很困难,经常吃野菜、竹笋、冬菇、野菌、蛇、石蛤等野生动植物来充饥。为了避免敌人发觉、煮饭要控制烟火,紧张情况时,白天不能做饭,只能在天亮前或天黑后用茶缸做饭或用竹筒煮饭。有些在家隐蔽的,也是风餐露宿,东迁西徙,以避开敌人的侦查和搜捕。但是,经过抗日战争煅炼的指战员,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而是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官兵一致,同甘共苦,使部队始终保持着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同时还积极开展文娱活动,发扬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隐蔽期间,部队紧紧依靠群众探听敌情,帮助购运粮食和报纸,解决给养和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准备新的斗争。
由于粤北指挥部规定暂时中止与上级的电台联系,临时工委只有一部坏了的收报机,无法同上级联系。经过电台台长容康等同志的苦心修理,终于把收报机修复了,试图接收新华社明码电讯。7月9日,收到延安新华社播发的北撤部队已安全到达山东烟台,并受到烟台解放区部队和群众热烈欢迎的好消息,留下的同志都非常兴奋,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加增强了斗志。
为了肃清粤北地区留下的武装人员,国民党广东当局实行一系列反动措施,在粤北、赣南首先成立“清剿工作团”。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亲自在大庾主持成立“湘粤赣三省辖区绥靖公署”,由欧震负责“清剿”事宜。调派一五二旅驻扎赣粤边,其中一五四团驻在崇义、大庾、南雄、始兴一带;一五五团驻在江西的定南、龙南、虔南各线公路沿线的重要集镇上。又调一三一旅驻扎粤北,其主力驻在韶雄公路沿线和仁化一带。各县成立地方团队,南雄成立了200多人的县政警大队,始兴县成立了100多人的政警队,大庾成立了150人的县保警大队。各乡也组织起20至50人不等的乡自卫队,这些地方团队,随“清剿工作团”行动,进行“清乡”。进行反动宣传,威吓群众,清查户口,强迫复员人员自新,实行联保,乘机对群众敲诈勒索等等。由于隐蔽人员自觉执行隐蔽规定,警惕性高,又得到地下党和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多数隐蔽点始终没有暴露,安全渡过了隐蔽这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