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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关北江区东堤路邻近,有风采楼、曲江园、大成殿,有道教古观太傅庙、广式建筑群广富新街、濂溪书院、广州会馆旧址、三座基督教礼拜堂等,明清至民国的古建筑建成一片,且保持得比较完整;具有南方特色、风格别致的旧建筑鳞次栉比,这里曾是华南历史上最繁荣的商贸街之一。古往今来,南北文化、物流交汇于此,沿浈江上游,北跨珠玑巷、梅关,入赣江、长江水系,再过京杭大运河,可交融中原文化等;沿浈江下游,南连北江、珠江、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可吸纳岭南百越、海洋文明。那么,海上丝绸之路对韶关有什么影响呢?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影响了韶关的经济生活和文化风貌。古越人善水和使用舟楫,《越绝书》称其:“以船为车,经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汉武帝以黄金和丝织物,贸易明珠、璧、琉璃和奇石异珍,表明了海上丝绸之路已开通,并开始影响岭南的经济、文化。随着贸易的发展,南北朝时期,域外一些高僧浮海而来,先后在广州、韶关等地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寺院,佛教文化由此得以在岭南首先传播。现存的广州光孝寺、西来初地、韶关南华寺等成为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明清“海上丝绸之路”鼎盛,西方近现代科技文化也因此传播,并整合为区域文化的一部份,深刻地影响了当地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使韶关等地有了海洋商业文化色彩。
       海上丝路不仅带动了中外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也是外来文化的入口。韶关由于位于“海上丝绸之路”源头,开发早,对外交往频繁,外来宗教历史悠久,文化景观占用空间深广,影响也较大。佛教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由“海上丝绸之路”经交趾合浦港传入岭南。南朝(527年),禅宗始祖达摩泛海抵广州,创建西来庵,其登陆点曰西来初地(唐道宣《续高僧传》)。南朝宋文帝元嘉初年(424年),天竺僧求那跋摩来南海,后取道始兴县入京。梁武帝初,天竺僧智药三藏创建南华寺。禅宗最初由达摩带入,到六祖慧能逐渐消化成本土禅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奠定了自己的派系,南华寺成为了中国禅宗发祥地。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从澳门进入岭南传教,开启西方宗教在我国内地传播先河,并传播了文艺复兴时代以来西方科技文化知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贡献。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19932月为陈炎教授专著(未刊稿)《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一书所写序言指出:“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播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整个清代将近三百年时间,这种传入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断过(中国文化当然也传入西方,这不是我在这里要谈的问题);五四运动,不管声势多么大,只是这次文化交流的余绪。可惜是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少。我说这话,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明末清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人,而据点则在澳门。”利玛窦在1589年到达南华寺,设计出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其著译收入《四库全书》有《几何原本》等十一种,传播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等文艺复兴后科学知识。岭南文化具有兼容性、开放性、敢于并善于接受外来文化。韶关人从来就是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宽容大度、从容谈定、乐观自信的。这使利玛窦在韶关六年,终于能首次传教成功。
        中国几千年来,经受两轮文化的碰撞交融,即二西(以佛教为先锋的西土文化——印度文化,以天主教的西洋文化——西方文化)之学。当然,思想只能在冲突碰撞和融会中产生,正是韶关这一地方,具备了多种元素间的冲突和融会,既有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与华夏儒学间的冲突,又有佛学内部顿、渐间的冲突,更具备正统思想薄弱,而边缘思想继兴;本土文化滞后,而西土文化乍入的地域文化特征。慧能的产生,正是一位韶关人对产生于北方的正统学术的扬弃。他使佛性平等观有了最充分的体现。这是韶关给中国的第一次文化上的大贡献。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等实践与思想,则是韶关给全中国第二次大贡献。而在古代佛教传播过程中,往往都对该地区文化传播有较多的贡献。寺院不仅是一地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文化人聚会的风雅之地。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主流力量,自唐代以后,形成五家七宗、“一花五叶”,影响很大,唐宋至明清,禅宗逐步传到国外。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地甚至在六祖的年代就有人开始修习曹溪禅,现在更远传至澳洲、美国、加拿大、法国等欧美国家,全世界有佛教的国家就有南华寺的法脉,南华寺已成为国际上的禅宗祖庭。
        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士,是以科学为手段,来达到他们传教的目的。实际上,他们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传播着力最多,介绍最细的并不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是西方的宗教与哲学,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介绍。希腊哲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于中国宗教文化来说,它完全是异质的思想,正是这种异质性对中国宗教文化的传统思维造成了冲击,正是这种异质性才表现出了中西哲学交流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进步的作用。这是晚明思想界流于谈禅及空疏无用的心性之学的一剂良药。他们以所介绍的基督教经院哲学对理学、佛学进行了理论争辨,加速了文化的融合。1600年徐光启从韶关回上海老家,结识利玛窦后,他们合译了《几何原本》等科学著作,徐光启的《农政全书》60卷、《崇祯全书》137卷等著述,使中西文化交融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时期,对韶关等中国各地文化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其实,“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特征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凝聚力的紧密程度,相应地给各种异质的行为越来越采取融会贯通的形态”(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这是每个有生命力并自强不息的文化所必然具备的特性。各种各样地区性的或民族性的文化,在它成长、壮大和成熟的过程中,都会和外部环境接触,因而产生冲突、适应与替代,直到出现难分难解的文化吸纳和融合。“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碰撞交融,佛教、基督教的传播,彰显出韶关文化具有趋于整合的特性,具有文化更新、与时俱进的面貌。具有这种文化的韶关人,有奋斗的精神和自立的能力,不怯懦;有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勇气,不琐碎;有开阔的胸怀和眼光,进取、坚毅、大度、是红三角文化中一支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