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是文史工作者接触最多的一个名词。我们为什么常常将“史”与“志”联在一起说,为什么有史志办公室这样的名称,就在于史与志是关系相当紧密的两门学问,我国古代有“史、志同源”,“方志乃一方之全史”等说法,就表明了两者的关系。这里不可能对两者作全面深入的探讨,只能谈谈它们之间的主要联系与区别。

我们平时所说的历史,有三重含义,分别是指历史、历史记录、历史学。历史,一般是指人类过去发生的事件或过程;历史记录,是对发生过的事件或过程的记载;历史学,是指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经过整理、鉴别、分析,对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所做的判断、解释、说明。平时所说的历史著作既指历史记录,也指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那什么是方志呢?“方志”作为短语始见于《周官》(亦称《周礼》)。《周官·春官》曰:“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这里所说的“方志”即“四方之志”的简称。“方志”作为名词始见于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该书卷二十一《汝水注》曰:“余以永平中蒙除鲁阳太守,会上台下列山川图,以方志参差,遂令寻其源流”。此后“方志”一词沿用不辍。历朝历代的历史、地理、文学等著作都大量征引地方志书,并把编修方志视为一项重要文化事业和官府的一项重要政事。晋左思《三都赋》云:“方志所辨,中州所羡”,“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人们在使用“方志”概念时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的。狭义方志概念早已有之。狭义方志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关于地方情况的记述。二是指对地方情况的记载和认识。例如,有人说:“方志是什么?一般释‘方’为‘地方’,‘志者,记也’。方志就是关于地方的记述。

其实‘志’含有‘识’和‘记’的两重意义。”(钟兴麒《方志本体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三是指地方志书。例如,有人说:方志“是以地域为单位,按一定体例,综合记载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各方面的书籍”(《中国地方志大辞典》第1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广义方志是指包括从方志实践到方志理论或从方志编纂到方志接受全过程的整个方志事业。一般认为,地方志就是记载一定区域(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资料性著作。它是在兼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的基础上,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完备起来的。在古代,方志属于史书的范围,史是志的重要起源之一。如果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考察,史书与志书的主要区别有四方面:

 

一、史远志近

学术界一向有“隔代修史,当代修志”之说。史书以记载过去为主,详古略今,写历史主要依据史料和考古发掘,除现当代史外,一般不可能采访当事人;志书则要求记载现状为主,详今略古,每隔一定时间就要重修一次,写志书不仅依据文献,也依靠对当事人的采访调查。

二、史专志广

学术界也有“史主论述,志著广征”之说。史书主要记述过去,以时间、事件为主线,侧重事物的纵向发展,内容记述相对集中,讲求阐述的系统性与深入性,有相当的理论色彩;志书虽然也要追述过去,但主要是记述现状,内容记述广泛丰富,将事物作横向的分门别类的综述,一般不存在统率全书的主体内容。

三、史论志述

 

史书可以对人物和事件做出分析评价,特别在史论结合时著作中特别明显;志书讲求“述而不作”,通过认真选择材料用叙述方式说明事物,所以志书称为“编纂”,在写作上与新闻报道“用事实说话”的手法很相似。新闻工作者来做史志工作是有一些优势的,但前提是要善于学习。这里试以赵克尧、许道勋所著的《唐太宗传》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该书第七章“任贤致治”讲到李世民如何使用下属的第二点是“用人司职,委任责成”,原文如下:

 

唐太宗即位之初,仰慕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贤名,亲自召见,问以治道。张玄素建议唐太宗“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张玄素建议的重点是“分任以事”,即在知人的基础上,舍短取长,各司其职,君主不必事事插手,只要在上督察官员是否称职,赏罚分明,僦能治理天下。唐太宗十分赞赏他的建议,随即付之实施。

贞观四年,他对大臣说:“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备尽其用,庶几于理也。”实践他“委任责成”的重大举措是改革中书省与门下省的封、驳制度,使宰相及其属员有职有权,各谋其政,以便收到互相监督、反复诘难、务使政事便于施行的效果,目的是调动封、驳官员的办事责任感。

我们再看志书怎样写人,《续云南通志长编》中的《聂耳》:聂耳,玉溪人。幼丧父,家贫,母悬壶以资塾。少具音乐天才,儿时善口笛,群辈惊服。年十一,转学入昆明求实小学,能操指全班音乐会。稍长,入联中毕业。又升入省师外国语言组,时年甫十七也。每睹国步阽危,强邻压境,即怀壮志。值十夕;军招生,遂伍焉。过湖南,折广东,茹苦含辛,辗转越年,旋返滇,毕业于高师。民国十九年,只身抵沪,初无适宜机会,暂居小商。未几,黎锦晖主办之明日歌剧社招生,乃大喜,考入未弥年,心慧力勤,遂跃为琴师。又感黎音靡靡,迎合低级,恐为所沾,复辞去。二十二年抵北平,参加新运,又转入联华,交识俄国某琴师,乃大颍悟。未一载,受百代公司之聘,组织国乐团,初谱《渔光曲》,哀怨感人,因感承袭于《孟姜女寻夫》之俗套,大不满。俟又多加观察揣摹,无论码头、工厂,每深趾迹,于是作曲、配音。而创作一出,震撼祖国之新音《大路歌》、《新女性》、《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慰劳歌》、《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有生、力、光、热,传欣歌号于举国人口。名噪甚,未自满,所习愈勤。二十四年,整资东渡,求加深造。因协助日本新协剧团大坂公演,时七月十七日,偕日友鹄沼海岸往浴,逆浪涛声中,乃送死于江腹。留日中国学生闻之大恸,开会追悼,汇印哀挽诸作行于世。

如果认真阅读体会有关唐太宗和聂耳这两段文字,就不难区分史书文体与志书文体的差异之处。史书以叙事为主,可以适当评价,议论对错得失。志书基本上是叙事,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四、史重探寻历史规律 志重展现社会面貌

史书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和评价,从而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系统地揭示了原始公有制的社会结构及其为私有制社会所取代的历史过程。志书则是资料性的,它通过选择的广泛丰富的资料,分门别类地记述本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反映特定时段那个地区的社会面貌。其中,部门志、专业志则反映特定时段该部门该专业的面貌。当然,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只是侧重点不同。

所以专门提出史与志的联系与区别这个问题来探讨,就在于这两个词太常见,人们对习以为常的事物往往会忽视,史志工作者了解这些,对自身工作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