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英国传教士汉明灯是编修中国县志第一人,亦是唯一的一人。他于1921年所编修的《广汉县志略》,系四川六百余种地方志中唯一的一种外国人编修的志书,开外国人编修中国地方县志的先河,为中国特殊的汉学著述。《广汉县志略》记录了广汉地情,填补了广汉县自清同治八年(1869年)以后52年未修县志的空白,丰富了《历代汉州志》的辑录,不仅具有文献价值和首度研讨意义,而且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交流。
关键词:汉明灯 《广汉县志略》 探微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代代赓续。志书分新、旧志书两类。其分野以新中国成立之时,之前的为旧志,之后的为新志(亦称“社会主义新方志”)。
英国传教士汉明灯编修的《广汉县志略》成书于1921年,属于旧志范畴,亦为中国历代旧志中的一种,凸显了历史智慧,丰富了中华修志文明。
在中国逾千年的修志进程中,中国人修志习以为常。但作为英国人汉明灯的修志,却是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亦为首度研讨。汉明灯修志的内容、理念、方法、态度、情怀等,具有特殊的讨论意义。
一、广汉与汉明灯
(一)关于广汉
民国时期的四川广汉县,即今四川广汉市。广汉县秦为雒县,西汉高帝六年时设广汉郡,唐垂拱二年置汉州。闻名遐迩的三星堆位于其境内,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文化遗址,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广汉亦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前沿。1980年6月18日,该县向阳公社率先摘去人民公社牌子而挂出“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这牌子的“一摘一换”,是中国农村改革发轫的标志,甚至使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为之修改,改变了数亿中国农民的命运,令世界瞩目)
(二)关于汉明灯
汉明灯,英国人,中华圣公会(四川)传教士Hamilton,Rev.E.A.andwife的中文名字。据《华西教会新闻》记载,汉明灯1898年来华,曾在四川新都、广汉、德阳一带传教。他具体传教始于何年虽无资料可考,但从《华西教会新闻》(1904年第11期第230至233页)中悉知,他不仅掌管西式学堂,在学校、妇女中发展教徒和敬拜中国人,而且还因“我的健康问题阻碍了每日的布道”而惴惴不安。至于汉明灯何时离开中国回英国复命,现无资料可考。但从汉明灯1921年完成《广汉县志略》上溯,他在华传教的时间应有20多年。他的传教颇为不易,甚至有被土匪绑票而虎口脱险的传奇。他的这一段被土匪所劫生命受到威胁和付银子换性命的曲折经历,颇有故事性,《华西教会新闻》(1913年10期第5至9页)曾有介绍。汉明灯的传道多在开传教站、办学、演讲、参加有关活动中进行,对象多为教师和学生及医务工作者,性别多为妇女。从汉明灯所修《广汉县志略》自序中悉知,他是1916年到广汉传教的。这个时期,属于他传道的成熟期。由此可以说,《广汉县志略》编修一定意义上是汉明灯布道传教的特殊形式,甚至是一种手段,因为其间的考察多邀教徒同行,即“乐于与诸教徒寻古迹,读残碑,披舆图,谈往事”。当然,亦不乏“窃思以六年中目睹耳闻之事实传播宗邦”的使命感。
二、关于《广汉县志略》
(一)《广汉县志略》概况
汉明灯堪称典型的被中国化的汉学家,所编修的《广汉县志略》是一部不同于一般传教士的汉学著述。该著述修于1916年,成书于1921年,历时5年。这一部特殊的著述,弥补了广汉县自清同治八年(1869年)以后的52年未修县志的空白。其篇幅虽然算不上洋洋大观,但却为“四川六百余种地方志唯一的一种外国人编纂之志书”[1],而且亦系我国第一部外国人编修的县级志书。其唯一性,标志着汉明灯所编修的《广汉县志略》开了外国人修中国地方志书(县志)的先河,凸显了一个外籍人士崇尚中国方志文化魅力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具有超越普遍性的特殊意义,弥显珍贵。至于汉明灯是否将《广汉县志略》底稿带回英国,这不得而知,但是他的名字却留在了中国方志史上,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交流。
《广汉县志略》为楷书手抄本,排列整齐,颇有颜(真卿)字遗风,书卷之气贯于全书,不仅让人赏心悦目和具有特殊的审美意义,而且令人惊叹汉明灯如此的书法功力。该书开本为24×14厘米,计62页,每页以6至7行字竖排,约7000字。该抄本为孤本,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20世纪80年代初,广汉县地方志办公室为新编《广汉县志》,曾派员(敖天照先生)专程去四川省图书馆抄录此志。《广汉县志略》为广汉民国时期唯一编纂的一本志书,除有助于新编《广汉县志》的编纂,还被收录于《历代汉州志》中[2],使之汇集得以完整。
(二)《广汉县志略》内容
《广汉县志略》体例完备,脉络清晰,分自序、目录、正文3部分。正文有沿革、疆域、城池、乡村、山脉、河流、古景、古迹、战史、政绩、儒林、户口、仓储、漕运、学校、宗教等16篇。在《山脉》篇中,他对“三星伴月堆”即之后闻名于世的三星堆作了精当描述:“在治西十五里,地形若三星与月相伴”。此记载,对于之后三星堆的地下发掘不乏意义。在《户口》篇中,他认为“调查户籍之法,东西各国莫不重之”,即与中西方国家进行类比,具有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联系。对于正文内容的表现,他分别采用了述、考、列、举、列举等方法。述有《战史》《政绩》,考有《儒林》《户口》,列有《漕运》,举有《山脉》《河流》,列举有《古景》《古迹》《学校》等。
由于《广汉县志略》是“志略”,故全志记述言简意赅,既引录前志内容,又有对前志的考证;既记述了所考察中的鲜活史事,又有提纲挈领的篇下序(尽管未列篇、节),如《古景》:“自古有志之士游辙所至,遇景流连或发思古之幽情,或留一时之佳话。广汉志载八景,亦有足观,列举如左。”较之前志即清同治八年(1869年)所修的《广汉县志》,《广汉县志略》除了简略,还增加了学校尤其是宗教内容。在《宗教》篇中,汉明灯介绍了广汉人民崇尚佛教和道教的传统,表述了传教士在广汉传道西方天主教(志书中称“圣教”)的发展及“教会发达”情况,传达了其“(余)素以爱主爱人为志,愿广汉人民一律去暗光享无量幸福”的博爱思想。汉明灯的这种宗教意志、思想、行为、结果的传递,甚至将其压轴于全志,既是诉求,亦是他通过志书形式作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
汉明灯无疑是一位非同寻常的汉学家,一位被中国化的汉学家。他情钟中国方志,与其说是中国方志文化的粉丝和痴情者,不如说是一位出色的修志布道者。在修志过程中,汉明灯不仅注意研究中国方志的表述方式,而且强调修志之道。这个“道”,既是一种修志精神和态度,又是一种可以获取事半功倍效应的方法。
在编修《广汉县志略》过程中,汉明灯深入实际的严谨态度和资料收集方法值得学习借鉴。他十分注重修志资料的广采博集。为获取地情的第一手资料,他摈弃闭门造车或纸上来到纸上去的做法,甚至强调亲力亲为——“乐与教徒寻古迹,读残碑,披舆图,谈往事”。
修志虽苦,甚至苦不堪言,特别是在修志工具欠先进的那个时代。然而,汉明灯却是一位快乐的修志人。在修志过程中,他的“乐”和“与教徒寻古迹,读残碑,披舆图,谈往事”的过程,传递了其快乐修志之情与贴近这方土地和圆融于这片人文环境的信息。
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耕行”的诗句。这与其说是诗人创作理念的传递,不如说是汉明灯所持有的修志观。正是如此,他才能够“考之县志”,通过实地测量纠正前志关于对广汉区域面积记载的错误:“面积四千方里,实测得二千二百七十五方里”。而这一“纠正”即打破前志定论的“实测”,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和了不起的事情。
(三)《广汉县志略》序言解读
《广汉县志略》序言为汉明灯自序。该自序堪称言简意赅的典范,与正文的“志略”前后呼应,是志书的灵魂。自序虽然仅有278字,但却传递了汉明灯修志主张、敬业态度、收集资料方法、修志目的等信息。其自序如下。
自古学者游辙所经必有纪述,非独流连风景也。将以他国之情形,供本国之考证焉。余崇信圣教,从事教会,西历一千九百十六年至中华蜀西之广汉名都也。
考之县志,面积四千方里。实测得二千二百七十五方里,人口约三千(十)余万。其间,学士、搢绅多与余交酒阑茶,罢辄举山脉河流,为余津津道之。余讲演闲时,亦乐与诸教徒寻古迹,读残碑,披舆图,谈往事。岁月如流,今五年矣。救世救人宏愿未酬,,窃思以六年中目睹耳闻之事实传播宗邦,俾政治、实业、教育、教诸家各就注视之点以作考证之资。挂漏之弊,固所不免。名曰志略,庶使览之者不必至其地亦知其情形焉。
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一年英人汉明灯序
在自序的首句表述中,汉明灯坦言他并非那种仅流连风景的观光客,而是“游辙所经必有纪述”的学者,故他有“将以他国之情形,供本国之考证”的愿望和行为。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汉明灯注重资料来源的广泛性,广交包括学士、地方官员和退居官员及教徒在内的朋友,甚至与之成为酒友茶客。这诚如他在自序中所言:“学士、搢绅多与余交酒阑茶”。他还强调“口述史”,即听取所交朋友“津津道之”的“山脉河流”等。在寄情地理,萦怀文献,记录“目睹耳闻之事实”,游辙有述等方面,汉明灯算得上马可·波罗式的传奇人物。他所持“学者游辙所经必有纪述,非独流连风景”的观点,与马可·波罗的主张具有趋同性。
作为传教士,汉明灯的修志具有“救世救人”宗教情怀,这与之前修志的主张有所不同。汉明灯的修志定位在“以志传播宗邦”。其意为:一是“供诸家考证”,二是使读者“不必至其地亦知其情形”。这种推己及人的情愫,非常符合作为传教士汉明灯“爱教爱人”“救世救人宏愿”的理想和价值观。
(四)《广汉县志略》的缺陷
《广汉县志略》的缺陷不仅在于内容过于简略,还在于其差错率超标,如《自序》中的“人口约三千(十)万”,《沿革》中的“唐拱垂(垂拱)二年”,《古景》中的“一时之焦(佳)话”等。列举这些,虽然近乎苛求汉明灯这位“老外”。但瑕不掩瑜,撼动不了汉明灯在中国志坛上编修县志“唯一性”“开先河”的地位,有损不了《广汉县志略》的客观价值。
(五)《广汉县志略》与《支那省别全志》的比较
作为外国人修志并以志冠名的志书,汉明灯所编修的《广汉县志略》算不上唯一和最早,因其之前即1917年尚有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发行的《支那省别全志(18卷)》(1941年改版为《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此外,1941年日本侵略军山冈师团编纂有《山西大观》。这部以日本侵华“北支那派遣军”——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山冈重厚中将的姓氏作代号的《山西大观》,虽然具有山西省分县地方志书的属性,但却未以“志”命名,故不作比较讨论。
《广汉县志略》与《支那省别全志》虽同系外国人所编修的志书,而且时间相近即分别为1921年与1917年,但两相比较至少有七个不同,颇具讨论意义。一是文种(语言)不同,《广汉县志略》系中文,属于汉学范畴;《支那省别全志》系日文,属于外文范畴。二是版本不同,《广汉县志略》系手抄本(毛笔书法),《支那省别全志》系印刷本。三是组织形式不同,《广汉县志略》系汉明灯个人行为,《支那省别全志》系以日本官方为背景的民间组织行为。四是层级和规模不同,《广汉县志略》记述的对象系县(广汉县),《支那省别全志》记述的对象系当时中国的若干省。五是服务读者的对象不同,《广汉县志略》服务对象是中国人,主要系四川广汉县的人群;《支那省别全志》服务对象是日本人,尤其是日军侵华高层。六是编纂的出发点不同,《广汉县志略》在于承前志和记录广汉县当时的地情,比较严格地遵循了志书体例;《支那省别全志》尽量简化志书结构,以最少的篇幅和文字提供最多的讯息和有价值的数据,并非为了严格意义的修志。七是编纂的目的不同,《广汉县志略》体现的是汉明灯的人文情怀和博爱思想以及对汉学的敬重、对广汉地域文化的挚爱;《支那省别全志》不仅出于对中华的蔑视“支那”,而且在于觊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因为《支那省别全志》出版时(1917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如火如荼之际,日本跻身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即入侵山东,并对青岛实行殖民统治。
(六)《广汉县志略》的价值
《广汉县志略》的价值具有多元性。它以县级志书方式存在,既有文献价值,又具有唯一性;它以手抄本存世,既有版本价值,又不乏特殊的书法价值(不同于中国书法家的书法);它作为一部外国人所修的志书存在,既有与中国人所修志书的差异性,更有中西方文化圆融和交流的示范性。
对于《广汉县志略》的价值判断,还可以与《马可·波罗游记》进行比较。如果说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著名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描写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那么可以说20世纪初叶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汉学者汉明灯所编修的《广汉县志略》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记录中国地方(广汉)的百科全书。他们一个写游记,一个修志书;他们一个感性抒情,一个理性记录,均是典型的汉学著述,构成了一道特别的文化风景。其价值和意义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汉明灯编修的《广汉县志略》作为县级志书,堪称中华志苑中的一朵奇葩,既绝无仅有,又可能空前绝后。因此,进一步讨论汉明灯及其《广汉县志略》不仅具有修志和中华再造古籍善本的意义,而且不乏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意义。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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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历代旧志提要》,第151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
[2]《历代汉州志》由中共广汉县委办公室、广汉县档案馆1988年编印,收录有(清乾隆)《汉州志》、(清嘉庆)《绳螂纪略》、(清嘉庆《汉州志》、(清同治)《续汉州志》、汉明灯《广汉县志略》。
 
(资料来源:新越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