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东史志》2015年第4期
 澳门古称“濠镜澳”,在葡萄牙人永居管理之前历属香山县管辖。清代以来的香山县志对澳门一直都有详细记载,这些记载集中或散见于现存的清代六部县志之中,为研究澳门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拟从体例、内容、文献价值等方面对《香山县志》中有关澳门的记载进行梳理、探讨、总结,发掘及更好地利用《香山县志》。
 一、《香山县志》对澳门的记载
 《香山县志》对澳门的记载散见于现存的清代六部县志之中。这六部县志,均设专卷或专篇对澳门加以或详或略的记载;大部分县志还在“舆地”、“官署”、“营制”、“人物”、“艺文”等卷目中,按照时限,拾遗补缺,对涉及澳门地域的相关内容做了记录;一些县志还旁征博引,收录了自明代葡人入据澳门至清末有关澳门的奏疏和相关政令等,为后世留下了一大批难能可贵的原始文献资料。
 始修于康熙十二年(1673)的“申志”首次把“濠镜澳”纳入香山县志中加以记载。该志在“外志”卷中,专设“澳彝”专篇,对明代葡人入据澳门、万历年间海道俞安性颁《海道禁约》、两广总督张鸣冈修订《约法五章》勒碑禁澳夷畜倭加强管治等内容进行记述;首次录入“濠镜澳图”,对明政府设在濠镜澳连接香山大陆的狭长地带莲花茎上的关闸予以展示;该志还在“形胜”、“兵防”、“宦迹”等篇中对濠镜澳的地理环境,前山寨的设置,知县张大猷、蔡继善管治澳门等进行了简略记载;在“艺文志”中收录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御史庞尚鹏所撰《区划濠镜保安海隅疏》,该疏记载了濠镜澳最早的情况,是较早记载澳门的政务性文件。
 纂修于乾隆十五年(1750)的“暴志”承袭“申志”,在卷八设“濠镜澳”专篇,对明清政府建关闸设前山寨、添设香山县丞和军民海防同知,设海关税口、核定夷船定额、禁封唐人庙、制定《管理澳夷章程》和《澳夷善后事宜条议》,从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对澳葡管治等内容作了补充记载;还在“公署”、“兵制”、“列传”等篇目中,拾遗补缺,对防卫澳门的文官武卫从官署、城池、兵制变迁、官员列传等进行了增补;增录了清焦祈年《巡视澳门记》,广东按察使潘思榘主张添设海防同知专理澳夷事务的奏折,张汝霖等就禁教封唐人庙并提出查禁措施的上书和政令,澳门同知印光任、张汝霖制定的加强对澳门管治的《管理澳夷章程》和《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等原始文献;在“艺文”志中收录了文武官员、文人雅士对澳门的咏诗。总体上来说,“暴志”对澳门的记载较“申志”详细,但相比此后两部县志,仍算简略。
 编修于道光六年(1826)的“祝志”对澳门的记述更为详尽。在序言中该志明确指出:“……东南濠镜浪白外蕃杂处,抚驭尤难,向来邑乘粗有编述,八十年间,唯印司马澳门记略四卷,专主海防,而志之简略如故①”,鉴于此,“祝志”在“海防”卷中特设“澳门”,对明代葡人入据澳门至道光六年明清政府文攻武略加强对澳门的防卫进行了详细叙述,在叙述中除了继续插入“暴志”所用的原始文献资料外,还增录了明代王希文《重边方以苏民命疏》、沈德符的《野获编》,雍正时期两广总督孔毓珣《酌陈澳门等事疏略》、乾隆时期分巡广韶连道薛馧《澳门记》、嘉庆时期知县许乃来拒绝澳葡借助剿海盗提出越权要求的许乃来澳夷檄略等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祝志”更是开了修订、校点的先河,“严义例,明限断,缺者补之,讹者正之”,采引资料详细注明出处,录入诗文改用隶书夹注,同时以案的形式对前志所记存在疑问的地方加以详注;沿袭旧志,在“城池”、“炮台”、“营制”、“职官”、“宦迹”等篇中,对澳门地域的相关内容进行叙述。总体上说,“祝志”对澳门的记载侧重于海防,长于校正、考据和资料的引用,但对“暴志”后近八十年有关澳门内容的补充却失之于简略。
 同治十三年(1874)开始纂修、光绪五年(1879)完成的同治香山县志。始修时,正值中葡双方就澳门归属展开争执之时,以陈灃为首的编纂者制定凡例,明确规定:“澳门王土,外国人赁居之,旧志附于海防,今不宜仍之,沣韪其说,乃以其地入山川门,其事入纪事门,而赁居者之风俗碎事入附记②”。该志除了对前志所载内容在勘误、校订的基础上继续记载外,在“纪事”篇中,增补和详述了明代朝野对葡人入据澳门的争议、清初海禁、道光年间以澳门为基地的鸦片走私贸易情况以及林则徐巡视布防澳门、中英关闸之战等旧志未曾记载的或发生不久的有关澳门的重大事件;在“海防”篇中,增录了蓝鼎元《粤夷论》,知县张甄陶《澳门图说》《论澳门形势状》和《上广督谕制驭澳夷状》,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会奏巡阅澳门情形摺》《会奏请将高廉道暂驻澳门查办夷务片》和《密陈驾驭澳夷情形片》等专述澳门防务的原始文献资料;对“职官”“宦绩”等的记载同此前县志相比,也更为全面,首次在“列传”中为道光二十九年刺杀亚马喇的沈志亮立传。总体上说,该志有关澳门的记载所占篇幅之大,叙事之详尽,在香山诸本县志中居于首位。
 《香山县志续编》始修于宣统乙亥年(1900),1923年冬月刊成。该志言简意赅,不再对前志所述内容加以赘述,只是承接前志,在“海防”卷中收录了《张光裕代某都司查报前山地方情形禀》《知县张璟槃查覆葡萄牙欠缴澳门地租原委禀》和光绪八年李燕伯剌史以澳门葡萄牙情形的上书、《知县杨文骏查覆澳门新旧租界情形节略》《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妥议缓定葡约疏》《勘界维持总会联呈张督院高钦使意见书》《勘界维持总会致高大臣书》等七篇原始文献,在“纪事”卷中以大事记的形式对葡人觊觎蚕食周边地区进程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比较完整地反映出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前后葡人对周边地区的觊觎蚕食、香山官员对此的抗争以及中葡就澳门问题进行勘界谈判时勘界维持总会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等相关内容。
 香山县存留的最后一部县志《香山县乡土志》,始修年代不详,完稿于民国初年,所收录的史料下限截至宣统二年(1910年),现存为辑佚本。该志调整了篇目结构,改原《香山县志》“纪事”卷为“兵事录”,按事件分别列出了十个细目加以为记述,其中“澳门交涉”一目,综合清代历本县志,对原有的内容有所删节,有所补充,同时增加了先前没有的内容,对明代以来有关澳门的交涉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还在“英人入犯”“列传”“道路”“航道”等中对鸦片战争前后英人入侵澳门、沈志亮刺杀澳督、澳门与邻近地区的道路交通等情况予以记载。该志层次分明,便于阅读。
 二、《香山县志》对澳门记载的文献价值
 《香山县志》对澳门的记载既保存了澳门及附近地方自然环境、历史沿革、军事布防、行政管治、相关政令与历史事件等丰富的内容,又对居澳葡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与外蕃和内地的贸易往来等也有记述,这为研究澳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历史变迁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较之于同类记载澳门的史籍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点,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纵横交错,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澳门300余年的社会历史变迁。
 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及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要求横不缺项,竖不断线。《香山县志》对澳门的记载基本遵循地方志书的基本原则,纵横交错,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了澳门300余年来方方面面社会历史的变迁。
 从横的方面讲,《香山县志》对澳门地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均有涉及。在自然环境方面,对澳门地理位置、地名的由来、山川河流、城池炮台、水陆交通等,均有较详细的记载,并附地图对其加以说明。在历史沿革方面,考证和记录了葡人入据澳门的时间、经过,葡人对居住地的扩张蚕食,澳门由葡人入据变为永居管理,中葡勘界等内容。在人物事迹方面,通过引录奏折上书政令文件,在“宦迹(绩)”、“列传”中立传等方式对包括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张之洞,澳门同知印光任、张汝霖等官员,志士沈志亮等与澳门有关的事迹进行记载。对澳门政治、军事方面的记载尤其详尽,运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明清两代对澳门“建城设官”,发布政令,设立税口,核定船额,遏制澳葡扩张蚕食,在行政、税务、司法等方面加强管冶的相关内容;强调澳门在海防中的重要性,“广州海防以香山为要,而香山海防尤以澳门为最”,对澳门海防从文臣武士出谋划策到采取措施设立城寨、炮台,增添兵力等都做了详细记述。还收录了许多官员和文人雅士留下的有关澳门的文章诗词,对印光任、张汝霖所撰《澳门纪略》等资料除了在艺文志中提及外,还大量予以引用,保留了有关澳门文化方面的重要史料;对居澳葡人人口发展、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澳门与外蕃和内地的贸易往来等情况也作了收录,所有这些资料,对研究澳门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从纵的方面讲,《香山县志》所处的时限,恰好与澳门发展的历史阶段相对吻合。明清三百余年澳门的历史,六部县志前后承接,或偏重于其中的某一时间点做分散记载,或对这些阶段发生的史实做全面记述,比较完整地对明末清初葡萄牙人入据澳门,明清政府在行政、军事、税务、司法等方面对澳门进行管治,鸦片战争前后澳门形势以及林则徐禁烟巡视布防澳门,《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前后澳葡对澳门地域的侵占和蚕食,澳门勘界以及勘界维持总会等相关内容做了记录,较之于其他记载澳门历史的书籍,贯穿时间更长,涉及内容更广,更为全面地反映出了明清时期澳门社会历史的变迁。
 
澳门炮台
 (二)旁征博引与实地调查相结合,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澳门乃偏居一隅的弹丸之地,由于葡人入据而成为了特殊区域。明中叶以来,时人撰写了不少关于澳门的文献,但除了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纪略》,李遐龄的《澳门述》等较为集中外,其他散见在各种书刊、档案以及碑刻之中,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愈来愈烈,华夷纠纷纷至沓来,有关澳门交涉的记载更是隐没于文山书海之中。《香山县志》对澳门的记载,旁征博引,将历时三百余年有关澳门的政府文件和时人论述收录到诸本县志中,从“申志”最早录入庞尚鹏的《区划濠镜保安海隅疏》到《香山县志续编》最后录入的《勘界维持总会联呈张督院高钦使意见书》《勘界维持总会致高大臣书》,集中保存了大量有关澳门的重要文献,为研究澳门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还在“舆地”“海防”等卷目中引用了《明史外国志》《大清一统志》《广东通志》《澳门纪略》“张府志”“阮通志”《广东新语》《海国见闻录》等中对澳门的零星记载,为深入研究澳门史提供了有迹可循的宝贵线索。
 除了旁征博引文献资料外,《香山县志》还注重实地调查,将大量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可靠资料录入志书,并且把这些资料与文献材料相印证,以案的形式加以补充勘误说明。“祝志”以“采访册”为出处的记载遍布有关澳门记载的每一个卷目之中,如对前山寨至濠镜澳距离的记述,“祝志”在引用“阮通志”记载后,结合实地调查,从水道、陆道加以勘误;对前山寨城的记述,除了引用《澳门纪略》资料外,结合“采访册”,对前山寨三个城门的名称予以补充勘误等。还在谙熟地情的基础上,对相关记述加以评论,如对关闸的设立,“祝志”认为“关闸之设,前山寨所藉以为势者也,然闸在迳南,逼近望厦,莲峰俯瞰之,澳夷有变,彼扼望厦之隘,据莲峰之险,能用其长矣,而我守一线之迳,距山五六里,进无可凭,退无可倚,即后有策应亦不能并驰合进,故守於南不若守於北,尤不若既守於南再守於北也,红夷垂涎澳地,倘争市妄蠢动,我临以威而彼不受,则不能不用兵,故关闸之防宜熟筹也”③,对关闸的设立提出异议等;还存留了一些具有香山特色的地方文献,如对知县张大猷、蔡继善、许乃来,义士沈志亮所立的传记,对道光年间中英关闸之战、嘉庆香山知县力拒澳葡借助剿海盗提出非份要求等记载,更为研究澳门史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乡土文献资料。
 (三)把澳门放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记载,为拓展澳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供史料。
 澳门本是香山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山县志》对澳门的记载,不是把澳门作为一个为孤立的主体来记载,而是把其放在香山大背景下,结合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加以记载。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挖掘和整理出更多难能可贵的史料,拓展澳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香山县志》对研究澳门与有关地区的关系史提供了史料。澳门与内地陆路相连、水路相通,一直与包括香山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发生着地域的、交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联系和关系。把澳门放在香山大背景下记载,对澳门居留地范围的扩张和蚕食,往来澳门与香山县城和广州的水路、陆路交通,澳门与香山、十三行等地开展贸易的具体情况,明清政府在邻近地区建城设关加强对澳管治等内容均加以记述,保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找出澳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邻近地区、与广东乃至明清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如海令禁驰对澳门经济的影响,香山恭常都(今珠海)、黄梁都(今斗门)村落和人口的增长与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深入研究省港澳关系史、澳门与邻近地区关系史等,求得新的突破和进展具有着积极作用。
 《香山县志》还为研究澳门经济史、宗教文化史,特别是以澳门为桥梁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史料。经济方面,澳门自16世纪中叶开埠到鸦片战争约三百多年间,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放港口和东西方国际贸易的中继港,在当时世界贸易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香港崛起,澳门逐渐成为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的基地,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散见于《香山县志》中对澳门的记载,不仅对三百多年来澳门经济发展情况所反映,而且对明清政府对澳门关税的收纳、澳门中西贸易的方式、种类,澳门与内地水路、陆路贸易等具体情况也做了记载。还对大批天主教耶稣会士随商舶来澳门进而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西方国家天文学、历法、水利、地理等近代科学文化也随之传入澳门和中国内地等有所记载;对天主教在广东特别是香山的传播情况以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禁教,查封唐人庙等进行了详述。同治《香山县志》甚至还详细录入了英人金约翰所辑、傅兰雅口译、怀远王德均笔述的澳门附近的海道情况,此为地方志书所罕见。这为研究澳门经济史、文化史,特别是以澳门为桥梁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线索和资料,应当予以重视和研究。
 综上所述,《香山县志》对澳门的记载既旁征博引又注重实地调查,既关注澳门自身,又对邻近地区加以记载,资料翔实,全面完整,与其他记载澳门的古籍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当然,《香山县志》在内容记述上有些过于琐碎和重复,有些又太过简略,错漏之处也不时见诸于纸端。加强对其的研究、梳理和甄别,以更好地挖掘其精华和价值,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香山县志》对澳门记载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注释:
①祝淮、黄培芳:《香山县志》(道光),“凡例”
②田明曜修、陈灃纂:《香山县志》(同治),“凡例”
③祝淮、黄培芳:《香山县志》(道光),卷四“海防”“澳门”
 
(作者单位: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许之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