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三、金天翮的方志观及《皖志列传稿》的价值
《皖志列传稿》处处体现“尚艰贞而励末俗”的以史为鉴、经世致用思想。具体编纂时,体例安排尤有深意,总体思想便是“借一端以摄全体,则囊括闳矣;即一事以昭定理,则法戒彰矣。是故于张廷玉、曹振镛、孙家鼐、李鸿章传,可以察国势盛衰之由;于朱元璋、年羹尧等传,可以窥机权之用;于张汶祥传,足以正疑事、诛邪恶,见显达之丑行,不可借势位而终掩;于梅文鼎、戴震、姚鼐等传,著一代学术文章之变;于程智、周穀等传,寓广道术、扬幽晦之意”[22]。特别是每篇后的论赞,当是金氏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与总结。戴增元称其“于人物咸彰论赞,悉精巍然,为史家能文之命世作者,盖有其故矣。尚艰贞而励末俗,其庶几古良史之法欤。而所撰《皖志》凡例,尤存有私家著述之遗意,虽膺馆政者未能尽事采纳,而先生于马、班、范、陈、沈、萧、魏著述之深心,盖已默契于无形而不能自己矣”[23]。另外,刊于民国22年(1933)的《天放楼续文言》选了《皖志列传稿》中的部分内容,编为2卷。对于选存之文,编排亦颇有深意。“选存之文,首黄生者,著其贞志孤学,为经学导其先路也。继以立方双慎、东原者,著皖学经术之盛也。其倡导理学,则传方苞,传吴廷栋;砥砺气节,则传汪宗沂,传孙临,传刘廷传,而于包世臣、陈艾、徐子苓诸人,皆深致钦崇,不禁旷世而相感。若苗沛霖、李兆受、张汶祥,亦皆传,考诸家笔记野史为之传,此犹《旧唐书》之附安禄山,《史记》特传刺客耳。”[24]这种编排也正体现了金氏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志犹史”的观念古已有之。宋代郑兴裔曾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监,甚重典也。”[25]明代庄昶在《定山集》卷7《长兴县志序》中亦曰:“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史与志虽有小大不同,其示劝惩则一而已矣。”[26]郜相嘉靖《河间府志序》亦曰:“古有列国之史,而今有一方之志,是虽名谓有殊,而核名实以记时事者,其义同也。”清代以后章学诚则发扬光大。民国时期由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研究方志的学者对志书的体例开始热烈探讨,希望将方志学独立出其他学科,认为志书是政书和史书的综合性著作。民国21年(1932)安徽通志馆馆长江在《学风》上撰文曰:“惟方志之综合性,似为任何学术所未有。如以科学目之,或称为综合科学可也,或称为近代社会学之鼻祖亦可也。”[27]这种以史为鉴、兼容并包的修志思想对于通志稿各分册的出色完成,无疑有很好的作用。
《皖志列传稿》的编排除了金天翮的史学造诣深厚外,也与其经历不无关系。金天翮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卒于民国36年(1947),一生处于中国最动荡的年月,见证了晚清覆灭、民国没落、军阀混战以及八年抗日战争。金氏生于苏州,祖父、父亲均曾担任过本地的县学教谕,是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同光时代西学东渐已渐成风气,但是金天翮那时并没有接受新式教育,跟其他仕宦家庭一样,他少时即研读中国经典,“动容周旋,不离典训;对客谈吐,惊其老成”[28]。13岁拜名儒顾询愚为师,后又拜钱词谔为师,学习古文和礼法。成年之后,他与当时的诸多爱国士人一样,致力于经世之学,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他早年即在家乡创办学校,并积极投身救亡图强活动。1898年创办雪耻学会,后又响应康梁变法。光绪二十八年(1902)应蔡元培之邀在上海参加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先后发表论著,进行反清活动,是东南一带享负盛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文学家,与陈去病、柳亚子并称为清末民初“吴江三杰”。辛亥革命爆发,接着是袁氏窃国,军阀混战,金天翮对局势迷茫,思想变得消极。他开始远离政治,回归传统,决心从经典中寻找强国之路。《皖志列传稿》的编纂可以说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士人对社会发展、国家未来趋向的另外一种探索。
金天翮史学素养高,对社会变革又有亲身的体会,因此,这部书的价值在时人看来,不论是文笔、剪裁,都为上乘。“先生为文倜傥权奇,此编亦颇搜罗瑰异,以壮文采。顾其会归,一依乎平实,可谓语不离宗矣。至若采摭之富、甄择之审、运裁之妙,才、学、识三长庶几具备。”[29]至于史论方面,更是获誉良多。“吴江金松岑先生雄于文者也,而亦兼史家三长者也。曩读其《天放楼文言》,知其博涉群籍,于道德政教学术自负深矣。”[30]有人甚至说正是因为《皖志列传稿》的编纂,才使得《安徽通志稿》的价值剧增:“斯足以为奇文为良史,不独此集之必传,而皖志之名亦当益重矣。”[31]在古今多种学术中,应该说修史的要求很高,需具备“才、学、识”的基本素养,清代的章学诚就叹曰:“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32]。而金天翮以史家的素养来修志书,《皖志列传》在史料收集、史事归纳、人物评价上自有章法,成就卓然。
[22]金天翮:《皖志列传稿·徐震序》。
[23]金天羽:《皖志列传选存·戴增元序》,第2~3页。
[24]金天羽:《皖志列传选存·戴增元序》,第3页。
[25]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广陵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6]庄昶:《定山集·长兴县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4册。
[27]江暐:《复潜夫书论志书性质》,《学风》1932年第1卷第4期。
[28]金元宪:《天放楼诗季集·伯兄贞宪先生行状》,民国36年排印本。
[29]金天翮:《皖志列传稿·徐震序》。
[30]金天羽:《皖志列传选存·戴增元序》,第2页。
[31]金天羽:《皖志列传选存·陈朝爵序》,第2页。
[32]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旧版影印本,1988年,第63页。
 
(完)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3期)
 
(资料来源:方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