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三、辑佚西南地区文献
清代是辑佚学与考据学兴盛时期,大家辈出。张澍起于西北,以辑佚西北史地文献,与马国翰、王仁俊、全祖望、惠栋、王谟等人并驾齐驱,在清代辑佚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辑佚名作《二酉堂丛书》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广为流传。张澍辑佚的《诸葛忠武侯集》,堪称当时诸葛亮文化研究成果最全面、最系统、学术价值最高的一部,是诸葛亮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辑佚的《续敦煌实录》开敦煌学研究先河。张澍在辑佚学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此前,历代辑佚著作的突出问题是不注明辑文出处。张澍在辑佚时,力矫前人之弊,对所引用的文献及佚文出处均做了注明。张澍学术视野开阔,他的辑佚工作,涵盖其治学的各个领域,成功地把辑佚学与姓氏学、金石学、方志学等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大成就。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说:“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13]向达说:“(介侯)先生一生,于关陇文献,网罗放矢,不遗余力,生平著作等身,其《二酉堂丛书》,藏书家几乎家喻户晓。”[14]
张澍十分留心仕宦之地的文献辑佚,他辑录的西南文献对研究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古代历史文化弥足珍贵。张澍在辑佚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古佚书源流、佚文轶事等的考证,他利用相关的史料补辑本之未备,注明文献的出处,精益求精,勤于辑撰、搜罗详备、考证精审,对待著述十分慎重,大大提高了辑本的文献价值。张澍力图最大限度地全面搜集已佚古书的内容,尽可能恢复古书面貌。他在体例方面精心组织,探索出了一套较好的方法。张澍辑佚古书首先考证其流传、散佚及其价值,并说明辑佚此书的目的,以序的形式置于篇首,有些重要的典籍还有后序。在内容的编排方面,或按类编排,或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或按原书结构排列,或按音韵排列,从而使所辑之书条理分明,力图使之成为一部有思想、有系统的著作。张澍不仅是一位辑佚学家,更是一位考据学家,他所辑之文献均有出处,而所辑每种书前又有书序,或介绍、考证作者生平,或考释所辑书版本流传情况。更重要的是他还在正文之后加按语,对正文进行分析考辨。在佚文之后加注自己的按语,按语或引前人论述,或补充说明,或分析考辨。张澍对所辑文字加注按语,不仅使佚文所体现的意义更加全面完整,而且也使他的工作超越了一般辑佚的范围,有了考证研究的性质。《蜀典》卷10是对四川古代作家作品的辑佚,《郭舍人尔雅注》《蜀才易注》《谯周五经然否论》是3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辑佚之作。
张澍辑佚的《诸葛忠武侯集》代表了他辑佚学的最高水平。历史上诸葛亮文集整理大致以明代万历年为界,之前的文集自晋代陈寿始,包括裴注、文人传记,至明代王士骐、杨时伟终,他们的整理特点是用编年的方法,连事与文,采用目录、篇名、提要、记言等传记式方法整理诸葛文集。陈寿曾编辑《诸葛亮集》(又称诸葛氏集)24篇进呈皇帝,此后,《诸葛亮集》便在世间流传。至南宋《诸葛亮集》已严重残缺。到明代,有人开始辑录《诸葛亮集》,明代辑录诸葛亮别集者至少有8家,现知最早者为万历年间王士骐(王世贞之子)。王士骐辑《武侯全书》20卷,该书搜罗完备,但缺乏考证,真伪芜杂。王氏辑本一出,时人杨时伟病其芜杂,更辑《诸葛忠武书》。万历之后,诸葛亮三十六代孙诸葛羲、诸葛倬辑《汉丞相诸葛忠武侯集》18卷,主要收录历代评论、诗文及遗迹、遗事。这是比较粗浅的文体编类法,与杨时伟所辑不同的是,他们增加了《白鸠篇》《司马季主碑赞》《教令三则》及《兵要》一则、《阴符经解》4条,将《黄陵庙记》《梁父吟》列为诸葛亮作品。天启间,张溥辑《汉诸葛亮集》,按体裁共分15类,计诗文75篇。除此之外,还有郭惟贤的《诸葛忠武书》和单恂的《诸葛忠武侯集》两卷。清康熙年间,朱璘重辑《诸葛丞相集》20卷,遂宁张鹏翱辑《忠武志》全袭之,庸俗诗文盈污篇牍,诸葛亮之作反多遗漏。张伯行等人辑《诸葛武侯文集》4卷。嘉庆间,严可均编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全三国文》卷58、卷59为诸葛亮文,共86篇,以体裁分为教、表、疏、上言、笺、书、论、议、兵要、兵法、记、序、赞、铭等,每篇皆注明出处,有的注明写作时间。对于这些人辑录的《诸葛武侯集》,张澍很不满意。于是,他“搜采散逸,较诸本增益倍蓰,编《文集》四卷、《附录》二卷,别撰《诸葛亮故事》五卷,都为十一卷”[15]。张澍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史功底,花费了多年时间辑录《诸葛忠武侯集》,搜集广泛,考证谨严,成为明清学者中辑录《诸葛忠武侯集》中的最后一部,更是学术价值最高的一部。
《诸葛忠武侯集》共11卷,包括《文集》4卷、《附录》2卷、《诸葛亮故事》5卷。张澍辑录的《文集》按文体划分为4类,第1卷为表、疏;第2卷为教、令、论、记、碑、序等;第3卷为《便宜十六册》;第4卷为《将苑》。在《文集》之前,附有陈寿《诸葛亮传》和张澍《诸葛忠武侯年谱》。张澍在辑录文集的过程中,进行了严谨的考证辨析,从而使《文集》显得真实可信,为后人研究诸葛亮提供了可靠的文献资料。《诸葛忠武侯年谱》及《文集》是张澍研究诸葛亮的重要成果。张澍又辑录《诸葛亮故事》5卷,第1卷《诸葛篇》,探究诸葛姓氏由来,收录汉司隶校尉诸葛丰的传记,辑录诸葛瑾、诸葛恪、诸葛融、诸葛诞、诸葛均、诸葛瞻及其后裔的事迹;第2卷《遗事篇》,主要辑录出不见于陈寿《诸葛亮传》的遗事;第3卷《用人篇》,张澍主要从《三国志》中辑录有关诸葛亮发现、选拔、正确使用人才的事迹;第4卷《制作篇》,他从典籍中辑录的有关诸葛亮制造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等兵器和维护都江堰、制作八阵图等事迹;第5卷《事迹篇》,张澍从各种史书和方志中辑录的有关诸葛亮的遗迹。《诸葛忠武侯集》还有附录2卷,第1卷辑录诏令和书信,第2卷辑录后人对诸葛亮的评论和武侯祠的碑文等,这对研究诸葛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张澍在辑佚文献的同时,均注明文献的出处,精益求精,勤于辑篆、搜罗详备、考证精审,对待著述十分慎重,大大提高了辑本的文献价值。《遗事篇》是张澍从裴松之注所引《襄阳记》《魏略》《蜀记》《汉晋春秋》《献帝春秋》等书,《三国志》中其他人物的传记以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通典》《水经注》《华阳国志》等书中辑录关于诸葛亮不见于陈寿《诸葛亮传》的遗事。《制作篇》是张澍从《三国志》《华阳国志》《通典》《刀剑录》《古鼎录》等典籍中辑录的有关诸葛亮制造损益连弩、木牛流马、刀剑、鼎、诸葛鼓、箭镞、铁蒺藜等的事迹,以及修筑城池、维护都江堰、制作八阵图等方面的情况。《事迹篇》是张澍从各种史书及地方志中辑录的有关诸葛亮的遗迹,如隆中、诸葛孔明宅、诸葛井、五丈原、祁山、兴势山、木马山、石门关、诸葛亮垒、诸葛城、八阵图、定军山、武侯庙、武侯塔、诸葛武侯庙、武侯祠等,《遗迹篇》征引的文献达119部,体现出张澍涉猎广博,用功勤奋。《附录》第2卷是从《三国志》《华阳国志》《太平御览》《古文粹》《唐文粹》《文苑英华》等典籍当中,辑录后人对诸葛亮的评论以及武侯祠的庙碑碑文等,对研究诸葛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开创金石学研究新领域——大足学
张澍对金石学研究具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金石文献的史料价值在于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他重视实地考察,搜集考证研究金石文献,通过金石文字与历史文献的对勘,来弥补史书记载的阙漏和谬误。他认识到金石文献在研究氏族、职官及地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运用到学术研究中,解决了许多问题,取得了很大成就。张澍发现的《西夏天祐民安碑》对研究西夏学具有开创意义,《唐昌州刺史韦君靖碑》的发现纠正了史书上的重要错误。
张澍所撰《大足金石录》,首次对大足石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开创了金石学研究的新领域——大足学,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发掘大足石刻的文化内涵与史学价值,也有利于促进巴蜀乃至西南地区石窟及相关历史文化遗存的发掘保护和研究。张澍把金石文献研究的成果,运用到方志的编纂之中,大大提高了方志的学术价值。在贵州任职时,张澍曾寻访宋代名医陈尧叟医方石刻,可惜未能找到。他对在贵州搜寻的石刻古迹进行了考证,撰写了《医方刻石》《刻石》《石棺》《马化石》等考证文章编入《续黔书》,提高了该志书的史料价值。韦君靖是唐末川渝地区一位重要历史人物,是大足石刻的开创者。研究唐末川渝历史,不得不研究韦君靖其人其事。然而有关韦君靖的生平史事,新、旧《唐书》皆不见载。正是张澍在大足县北山佛湾发现了韦君靖碑,才纠正了历史上长达七八百年的讹传。他搜集到唐昌州刺史韦君靖碑后,撰写了一篇1900字的考证文章《书唐昌州刺史韦君靖碑后》,以韦君靖碑与两《唐书》相考证,补充了两《唐书》记载的阙失。他考证韦君靖曾为昌州刺史,兼普、合、渝、昌四州都指挥,南军使,并不曾为荣昌令。唐末韩秀昇勃乱黔峡,灭韩秀昇的不仅是高仁厚,而且还有韦君靖,并且韦君靖建有大功;渝州刺史田洄以战功显赫,被授普州刺史,此为唐志所不载,为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以及高仁厚相互争斗一事、郑君雄与山行章抗敌的事迹以及顾彦晖事迹提供新的史料,并进行了补充考证。他对龙岗山位置进行了详细考证,描绘了当年的房屋、城墙、敌楼以及当年的佛像、佛事及多宝塔盛况,考证了当年军中将领、士卒的名字,保存的重要史料。这些翔实的考证,展现了张澍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他利用金石文献与史料互补,取得了很大成就。
张澍对大足石刻的研究代表了其金石学研究的水平。大足石刻共有74处6万余尊宗教石刻造像,是唐末宋初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儒、道教造像并陈,尤以北山摩崖造像和宝顶山摩崖造像为主,保存了丰富的石刻文献,对西南历史文化及金石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大足任职期间,张澍多次登临宝顶山、北山、南山,撰写《前游宝顶山记》《后游宝顶山记》《古文孝经碑考》《书唐昌州刺史韦君靖碑后》20多篇文章,对大足石刻的历史源流、碑记历史事件、人物等进行了考证。张澍搜访到唐昌州刺史韦君靖碑、赵瞻神道碑、《古文孝经》石刻、文殊诣维摩问疾像等碑和石刻,这些碑和石刻对于证史、补史以及研究书法、石刻艺术都极具价值。《古文孝经》石刻,北宋著名学者范祖禹书,是目前不可多得的宋代碑刻经学文献,也是现存最早《古文孝经》刻本,对我们认识《古文孝经》在北宋的流传情况,考察《古文孝经》的历史面貌,特别是对判断经学史上诸家《古文孝经》的优劣、真伪,具有重要意义。在宝顶山,张澍重点搜寻石刻文字资料,考证介绍宝顶山的石刻文字,主要是记载宝顶山缘起及兴衰之由的圣寿寺外石幢。如此丰富的石刻资料,对研究宝顶山乃至大足县的历史文化弥足珍贵。张澍凭借自身广博的学识,对搜集的这些珍贵碑刻进行了考证研究,编纂了《大足金石录》,首次对大足石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在金石学研究领域具有重意义。《大足金石录》是张澍生前未刊遗稿,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大足金石录》收录碑文30多篇,收录《游佛湾记》《书韦君靖碑后》《古文孝经碑考》《跋赵懿简公神道碑后》等考证文章,对石刻内容进行考证,使长期堙没的大足碑文重现于世,为后世研究唐代昌州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建制情况和历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收录碑刻、题记45则,另附有《大足人物志》一篇,共录有22条大足籍人物简介。所录大足石刻铭文按其分布的区域编写,内容不分章节。其中碑碣录文多以原碑文首行为题目,并且直接录文,不做说明。摩崖题记、诗词等多没有定名,或概括称为“北山石刻”“大足县金石考”等,一部分题记注明了分布的位置、书体、行款等。张澍的研究开创了金石学研究新领域——大足学,大足石刻的价值由此确立。大足石刻宋代造像占2/3左右,其造像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社会生活题材之广泛,可说是宋代社会的缩影。它为研究宋代的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思想史、艺术史、科技史、军事史、文化史以及语言文字、风俗民情、社会生活等提供颇为丰富的直接材料,是研究宋史的实物史料,也为研究古代长江流域的文明提供了重要史料。
 
[13]鲁迅:《鲁迅全集》卷10《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1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339页。
[15]张澍辑:《诸葛忠武侯集》,中华书局,1960年,第1页。
 
(完)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3期)
 
(资料来源:方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