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清代西北学人张澍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经学、史学、辑佚学、姓氏学、方志学、金石学、西夏学、敦煌学、民族学、文学和语言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著作等身,嘉惠后人。西南地区是张澍的主要为官之地,从他一生的政绩和学术成就看,这一部分十分突出。张澍是一位学者型官员,在任期间,他辑佚西南地区古代作家著述,辑录刊印《诸葛忠武侯集》,编纂《续黔书》《蜀典》《大足县志》《屏山县志》等方志,为研究西南史地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张澍十分重视金石文献证史补史作用,他考证金石碑刻,利用发现的《唐昌州刺史韦君靖碑》,纠正了史书上的重大错误。张澍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大足石刻进行了研究,编纂《大足金石录》,开创了金石学研究新领域——大足学,为后世研究唐宋历史以及长江流域古代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关键词:张澍  方志编纂  文献辑佚  金石考证  西南史地
 
张澍(1781—1847),字百瀹,号介侯,清凉州府武威县(今武威市凉州区)人。张澍少年早达,18岁中进士,由科举入仕,但因性格刚直特立,论事屹然,不唯不阿,一生仕途不顺,一直在地方上任知县长达15年,然以丰硕撰著,屹立于乾嘉大师之列,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澍在经学、史学、辑佚学、姓氏学、方志学、金石学等领域均取得了一定成就,著作等身,享誉学界,嘉惠后人,为学术界作出重大贡献,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清史稿》称其:“务博览经史,皆有纂著。游迹半天下,诗文益富。留心关陇文献,搜辑刊刻之。纂《五凉旧闻》《三古人苑》《续黔书》《秦音》《蜀典》,而《姓氏五书》尤为绝学。”[1]嘉庆四年(1799),张澍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从嘉庆六年开始,张澍任贵州玉屏知县;至嘉庆二十五年,丁父忧解四川南溪任。西南地区是张澍的主要为官之地,他先后在黔、川、渝等地担任地方官十余年。张澍西南为官期间,其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迎来首个高峰期。任职期间,张澍十分重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留心地方文献,辑佚西南作家著述,辑录刊印《诸葛忠武侯集》。张澍十分重视志书的编纂,将修志视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他搜集文献资料,考证金石碑刻,编纂方志。张澍所修志书体例编排科学、考古证今并重、讲究经世致用,具有很高的学术文化价值,是研究清代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文献。张澍重视金石碑刻的证史补史作用,开创了金石学研究新领域——大足学,为研究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和唐宋时期巴蜀地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张澍为西南地区历史文化传承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十年西南仕宦生涯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张澍出生于凉州府武威县吉府里,父亲张应举是当地知名儒士,母亲张安人是元朝驸马高昌王之后。张澍自幼聪明过人,勤奋好学,7岁时师从当地硕儒刘作垣。乾隆五十九年,张澍到西安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四。嘉庆四年(1799),张澍考中进士,年仅18岁,“博文丽藻,才气无双,一时惊为异人”[2]。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六年七月,他被选任贵州玉屏知县,开始地方为官生涯。从嘉庆六年到道光十二年(1832),30年间,他先后在贵州、四川、重庆、江西等地任职,主要任知县和代理知州等地方官,代理知县高达6次之多。嘉庆七到八年,张澍先后任玉屏县知县、代理遵义知县、代理广顺州(今贵州长顺县)知州。嘉庆八年冬,张澍辞官,后寓居西安。从十二年开始,张澍开始游历大江南北,拜访当时著名学者阮元、洪亮吉、张问陶、邢澍、钱仪吉等人,此次游历历时两年,开阔了学术视野,增强了治学能力,为张澍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十五年冬,张澍到北京补官,因补官人太多而落选,后经两江总督百龄推荐,他到安徽萧县李家楼河堤工地管理料场;完工后,因功铨选四川屏山知县。从嘉庆十八年到二十四年丁父忧解任,张澍在四川任职长达8年,这是他仕宦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间。他先后担任屏山知县,代理兴文、大足(今重庆市大足区)、铜梁(今重庆市铜梁县)、南溪(今宜宾市南溪区)知县。在任期间,张澍关心民生疾苦,发展农桑经济,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搜集整理地方文献,重修《屏山县志》和《大足县志》,编撰《蜀典》和《大足金石录》,为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道光元年(1821),张澍刊印了辑佚名作《二酉堂丛书》。道光五年至十年是张澍为官的最后一个阶段。道光五年,张澍任江西永新知县;六年,代理临江府(今清江县)通判,因前任欠随漕道款,被议褫职。八年春,补泸溪县(今江西资溪县)知县。九年六月,他因疾告归,十年解泸溪任,正式结束仕宦生涯。道光十二年至二十七年15年间,张澍定居西安城内和乐巷(今西安市关中书院西侧),名其居所“枣华书屋”,潜心学术,专事著述,辑佚文献,取得了巨大学术成就。他刊印了《养素堂文集》(35卷)、《养素堂诗集》(26卷),编纂300多卷《姓氏五书》,编撰《诗小序翼》《万物权舆》《秦音》《凉州府志备考》《续敦煌实录》《文字指归》等大批著作。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张澍因病去世,葬于西安城南郊西姜村(今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街道西姜村)。
张澍少年早达,由科举入世,志向远大,“余自幼负志,耻为文人,思为吏稍有树立,冀附于古循良后耳”[3]。为官期间,他勤政爱民,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清正廉洁,不阿于权贵,留下了良好的官声政绩。“治事以严,胥吏咸惮其威。而博学多闻,待士极为宽厚,治教之流,及今州之耆老犹津津而道者。”[4]“性情亢厉,表树风节。及官泸溪,震慑豪强、奸民、恶胥,皆股厉不敢逞。片言折狱,涣若神明。然持躬独廉洁甚,始终爱民,有关利病者无不为也。”[5]但他“性亢直,时时责善于上官”[6],并“公文上幕府辨是非,上官虽多为优容,心弗善也”[7]。嘉庆二十二年(1817),张澍返回屏山县,数千民众控告继任知县陈启“贪酷病民”“又攫财逼死十六人命,藏赢巨万”[8],张澍遂进行审理,准备向知府揭发,陈启则反控张澍,一时引起整个官场轰动。然张澍态度强硬,绝不同流合污,上司骇然,欲调署他缺,勒其休致以息事。因此案触及了四川官僚权贵们的利益,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将张澍调至远离成都的重庆。从嘉庆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短短两年时间内,张澍先后代理大足、铜梁、南溪知县,中间还被调办秋闱。如此走马灯般地调换,足见陈启一案对张澍仕途的影响极大。“子性方而不圆,大府有叵,子则愠于色而见于辞,人且龁子,子何能展布所学?”[9]挚友潘挹奎一针见血指出张澍刚直的性格与当时黑暗官场的矛盾。政治上的失意,仕途的不顺,没能影响张澍在学术领域取得很大成就,并成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二、西南方志编纂
有清一代是方志发展的鼎盛期,大家辈出,著述颇丰,形成了地理和历史两大主流学派。张澍既是方志编纂的中坚力量,又是杰出的方志理论家。他以开阔广博的学术视野,采纳地理和历史两派之长,兼容并蓄,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内容的需求,科学编排方志体例,既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文献的考证,又不轻视地理考据,构建了以志存史、史地并重、体例科学、考证精深这一独特的方志理论体系。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编纂整理20余种方志,为多部志书代写序言,撰写大量论述方志的文章,阐述他的方志学思想。在志书编纂中,他将史实、地理、人物、艺文四部分结合,把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艺文志综合进行考察研究,故张澍所修志书,考古征今并重,文献征实丰富,讲究经世致用,具有很高的学术文化价值。在西南地区为官期间,张澍编纂的《续黔书》《蜀典》《大足县志》《屏山县志》等西南方志,为研究西南史地提供了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文化价值。
其一,博彩众长,考古证今并重。清代方志学地理学派注重考证地理沿革;而历史学派主张重文献而轻沿革,两派各有所长、各有所失。张澍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他把修志视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对方志的性质作用、体例编排、编纂原则和方法要求,乃至志书文献资料的搜集考证,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一套修志理论体系。张澍认为,方志具有为地方官员提供治理本地方借鉴、劝勉百姓倾心向善、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夫为政有脉朸焉,其精神贯注乎弼教明刑而外,无弛张变更之迹,则其志为治鱼筌乎?然为政有模范焉,其措施在于摩玩利钝,而动合阿产卓鲁之风,则志其为之龟鉴乎”[10]。他将地方志提升到与史书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他十分注重史料的搜集,对文献资料的真实性进行了严格考证,具有传统史家写实的风格。同时,张澍亦赞同唐代杜佑、李吉甫等学者的观点,认为方志属地理志的范畴,因而方志的编纂应注重地理、区域、政区沿革、山川水利、风土物产等。他反对志书广分门类、妄摭杂事,指陈当时编修方志分类细碎、妄采无聊、忽略掌故,人物不记行谊以教、而专取显贵以邀宠,艺文滥收风花雪月之不足。他编修的志书,门类简明,注重掌故,每条材料必考订渊源,注出原书,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一方面,张澍重视历史事实、典章制度和人物、职官等政治人文资料,使方志的内容趋向完整实用。另一方面,他又注重地理沿革、民族物产、风土人情的考证收录。他将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艺文志综合进行考察研究,所编志书体大虑周,文献征实丰富,历史地理并重,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
《续黔书》是张澍编修的第一部方志,是一部关于贵州地区的通志。在贵州任上,他亲自进行文献资料搜集考证。《续黔书》卷2收录的《庄豪》《马王辩》《李白至夜郎辩》等,都是对有关贵州历史人物事迹的考辨。在《庄豪》一文中,通过考证,张澍认为古籍当中的“庄豪”即“庄蹻”,“豪”与“蹻”古音相通,字亦相借,《云南志》认为庄豪为庄蹻之后,是没有根据的说法。《马王辩》通过考证认为玉屏县西北的马王遗迹,所谓马王并非是西汉伏波将军马援,而应当是五代时期曾称楚王的马殷、马希范父子。《李白至夜郎辩》一文考证认为,李白确曾因贬到过贵州。在《蜀典》中,张澍专门对古代巴蜀作家的著述进行考证辑佚,考证文献流传、存佚状况,反映巴蜀地区学术发展渊源流变。《蜀典》卷10《著作类》分上、下两篇,辑录了一批四川地区古代作家的作品。
在注重文献资料考证和编订的同时,张澍亦重视地理沿革、山川河流、民俗风情、物产风土等内容的考证收录。《续黔书》卷3收录的《黔中》《夜郎》《龙标》《废牂牁郡》《牂牁江》《罗甸》等文章,是对黔中郡、古夜郎国、龙标县、牂牁郡、牂牁江、罗甸国等郡县、古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建制沿革的考辨,依时间先后,对这些郡县的最初设置、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讲得清清楚楚,并指正了其他学者的错误。《黔中》一文,张澍先详考黔中郡最初的设置及历代行政区划的沿革,随后指出:“是则秦之黔中,即汉之武陵,兼今湖南、常德、辰州、沅州、宝靖诸府也;唐之黔中,亦兼今黎平、镇远、遵义、思南、铜仁之地也;若宋之黔中,并及四川重庆、彭水诸县地也。而胡渭生以黔中、宁夷、涪州、播州、夜郎、义泉、溱溪七部皆梁南徼外蛮夷,非古黔中地,而以杜佑说为误,不考之过也。”《蜀典》卷1(上)《堪舆类》若水条:“《世本》:‘若水,允姓,国昌意降,居为侯。’《水经注》:‘若水岀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注:若水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间,厥木斯植,故水受其称焉。’《九州岛要》记:‘越巂之登台,有双诺川,鹦武山,黑水之间,若水岀其下。即黄帝昌意降居于此。杜预以昌意所封在鄀,鄀乃襄州乐乡,非是。’按:若水即泸水也。泸为若水之下流。《欧阳志》曰:‘马湖之上流即若水也。’”汶江即岷江条:“王伯厚《困学记闻》云:‘《考工记》貉逾汶则死,先儒皆以汶为鲁之汶水,非也。’《列子释文》云:‘按《史记》汶与同一作岷,谓汶江也,今江边人云:不渡江,貉狐也,逾越大水则失本性。’按:《说文》《史记冉駹为汶山郡篇》云:‘汶音岷’,又《史记》引《禹贡》岷嶓既艺及岷山之阳、岷山导江,皆作汶。盖古字通用,史照释文,以汶为运切音问。今人遂相沿读为问,谬矣。杨正衡《晋书》注:‘汶山亦作山。’《广韵十真韵》有汶字,武巾切音旻。”在这里,张澍综合运用了考据学、文字学、音韵学,从多个角度考证了汶江即岷江一说,展现了张澍深厚的学术功底。
其二,内容征实,科学编排体例。方志体例是否科学规范决定了其价值高低。张澍一改当时因陈相袭之风,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和志书的内容,或陈或因,或继承或发展,科学编排志书体例。他所编志书既包括传统史志的内容,又收录了金石文献、方言、姓氏、民间文艺、古迹古物、逸事传说、科技文献等,篇目特色突出,地域特征显著,体例与时俱进,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续黔书》一书因事命篇,例不拘常。该书汇集了张澍在贵州期间的政绩、游记、诗歌、碑记;既有对历史、人物、古迹、政区沿革的考证,还有对独特手工产品的记载,对当地珍奇动植物资源的考述,对贵州风土人情、奇闻逸事的记叙,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续黔书》对于现在贵州有关县市沿革考证、编修方志,研究民情风俗、社会文化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卷4收录的《万卷书岩》《游紫气山记》《游东山记》《游黔灵山记》等15篇游记,用生动的文学笔法,向世人展示了瑰丽多姿、神奇独特的贵州美景。卷5所收之文主要记载逸闻奇事、石刻古碑、俗字方音;卷6收录的女酒、铁笛布、金星砚、苗刀、降真香、羊肚菌、神黄豆等;卷7收录的邛竹、长寿草、海棠、蜡树等;卷8收录的水马、小羊、小蟹、九香虫等动植物,都颇具贵州地域特色。
《蜀典》不但具有史料价值,更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其体例编排科学、史料翔实可靠、考证精确,风俗、方言、器物、姓氏等内容为《四川通志》所不备,这是研究巴蜀文明和西南文化的重要史料。经过精审考证,张澍纠正补遗《四川通志》13处错误。他对《华阳国志》《水经注》等文献中关于古代巴蜀地区的记载,进行了详细考证,指出这些书中出现的100处错误。如卷4《宦迹类》严君条:“《史记·樗里子传》:‘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张守节正义云:‘盖封蜀郡严道县,因号严君,疾名也。’按《华阳国志》:‘始皇灭楚,徙严王之族以实,其地因名严道。’据《史记》,樗里子时即有严道,则常氏之言误矣。”卷5《故事类》对四川井盐生产这一特色产业的记载,弥补其缺失,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保存了重要的科技文献,这是当时所修志书没有收录的内容,体现了张澍宽阔的学术视野。卷6《风俗类》体现了古老而多元的巴蜀文化,融合了四川各地各民族的民间通俗文化内容,凝聚着巴蜀文化的精神和风格。《蜀典》特别注重展示地方科学技术发展。四川盐井和煮盐业自汉以来驰名全国,但古文献中对于盐井的形制、开采方法、盐场环境、煮盐的情况等均缺乏翔实的著录。卷7《方言类》词汇丰富,形象生动,风趣幽默,极富表现力,为研究巴蜀地区的方言提供了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语言学价值。如瞿塘条,张澍根据“《夔州府志》:瞿,大也,塘水所聚也。又秋冬水落为瞿,春夏水涨为塘”,指出“《乐府解题》云:瞿,盛也,塘陂池水也。言盛水其中可以行舟,又云夏则为塘,冬则为瞿。府志说又不同”。卷8《器物类》收录80余种有史记载和传说中产于蜀地的器物。在对这些器物的记载中,张澍充分发挥了古文献在方志中的作用,自始至终把突出重点、体现特色作为志书编纂的思想,收录了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风物。如蜀筏、蜀锦、蜀汉文、四望蜀车、扬雄鼎、麻纸等,这些反映了巴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卷9《动植类》收录的朱橘、阴沈木、文草、交让树、核果、盐麸树、翘儿花、涪陵鸣龟、广汉金龟、煮龟、五角羊等则展现了巴蜀大地丰富的动物。卷11、卷12《姓氏类》是张澍对四川地区姓氏的考证,具有重要的姓氏学价值。如绪氏条:“《统谱》:‘明永乐举人绪珊,成都人。’今《通志》无。”邵氏条:“按《邵思姓解》:宋嘉定间进士垌夫,汉州人。今《通志》选举内嘉定元年戊辰科郑自诚榜进士,有王垌夫,汉州人,即邵氏所言垌夫,不知今《通志》何据以为王姓。邵思,宋人,不应误去姓以垌为姓也。”如养氏条:“按汉繁长《张禅碑题名》有夷侯养达伯,是今新繁有养氏,系夷姓也。”这是对少数民族姓氏的研究,体现了张澍独到的学术眼光。
其三,艺文金石,补史证史纠误。艺文志是志书中的精彩部分,通常被称为志书的“志眼”,是评介整部志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艺文志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张澍认为,艺文志可补正史艺文志之不足,其学术和文化功能,同样具有揭示文献、考辨学术源流的作用。在当时所编的志书中,部分志书艺文志对收录的作品内容不加辨别,致使内容十分芜杂,滥收一些附庸风雅、闲情思怨、咏景探花、无病呻吟之作,富有地方特色的文献、民间文献收录甚少,且对于重要的文献未予重视,严重影响了艺文志的价值。部分艺文志还存在不加考证、虚而未核,误收虚假文献的毛病。因此,张澍反对艺文志妄采无聊,而专取显贵以邀宠,艺文滥收风花雪月之作。他说:“世之为志者,率详今而略古,广分门类,妄摭杂事,于本邑掌故,反多遗漏。如天文分野,本主省郡,乃至小邑,指一星为属,此陈卓、张璲未有之说也。且地理不记四至八到,山川不言险要攻守之略,纪人物不详行宜,专取他邑尊显者入之以为荣,滥收风云月露之诗文以侈卷帙,此通弊也。”[11]张澍在熟悉历史的同时,又精于考据,其评论艺文志,渗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字里行间蕴含着版本学、校勘学、学人生平考订、作品辨伪、史料检索、目录整理、文学研究等丰富的知识,且多是边评边校,以言证史,以志存史,给后人提供广阔的研究视角和重要的文献资料。张澍十分重视文献的出处,对每一条资料的来源都进行了精心考证,许多散佚的古籍在这些志书中得以保存。在《蜀典》中,张澍专门辑佚了四川地区古代作家的作品。他考证辨析了《佛现了》《幽梦曲》《东平歌》《龙归曲》《臾邪歌》《伊鸣曲》的传说,考据了《李冰碑》、杨终《赋雷电》《晨风诗》、扬雄《铭诗》和《益州箴》等,辑佚了《怨家益法言》、庄遵《老子注序》、司马相如的《荆轲赞》、杜琼《重思稻赋》《凡将篇》等佚文,以及《郭璞岷山赞》《郭舍人尔雅注》《蜀才易注》《谯周五经然否论》等,还考述了四川历代所刻《石经》的情况。《郭舍人尔雅注》《蜀才易注》《谯周五经然否论》是其中学术分量最重的3部典籍,在《二酉堂丛书》中被列为嗣刻图书。张澍的这些考证辑佚,阐幽发微,辨章学术、考证源流,揭示了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四川古代文化,提高了《蜀典》的学术文化价值,扩大了方志的影响力,为后人研究四川古代文化和文学发展提供了文献资料。
张澍认为金石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以阐幽发微、补阙正误,因此他十分重视金石文献在编纂志书中的作用。他从金石碑刻文献中,直接搜集原始材料,以此来印证、补足或纠正传世文献。他所修志书无论是金石题记还是摩崖造像,或是奇风异俗、名物杂谈均予收录,以此对正史进行补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张澍在重修《大足县志》的过程中,以大足县新发现的碑刻资料与史书相印证,纠正了前代学者的一些错误,提高了志书的质量和学术价值。他对发现的《唐昌州刺史韦君靖碑》进行了考证,纠正了史学上传之已久的错误。张澍自觉将金石资料与历史研究以及方志编纂结合起来,形成一股新的学术潮流,推动了清代方志学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
张澍是乾嘉学派的中坚力量和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编纂方志取得的成就与他丰厚的学养以及对前人的继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所编志书涉及学科极广,地理、天文、历算、水利、科技、民俗、史学、目录、金石、姓氏、语言等无不包含,没有丰厚的学养恐怕很难胜任。张澍是文献学家,博通古籍,这使他所编方志均以文献丰富见称。他精通考据之学,故其所编方志皆注重考辨,讲究征实,史地并重,金石、艺文、姓氏、方言4门更是亮点。张澍编纂的《大足县志》《泸溪县志》《兴文县志》《屏山县志》,被顾颉刚列为“近百年中方志之佳者”[12]。张澍在修志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是我国方志学史上的重要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修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好好总结和研究。
 
[1]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486《文苑·张澍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13408页。
[2]钱仪吉:《张介侯文集·序》,见张澍《养素堂文集》卷首,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67册,第1页。
[3]张澍:《养素堂文集》卷25《潘石生考功传》,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67册,第279页。
[4]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99册,第446页。
[5]刘坤一修、刘绎等纂:光绪《江西通志》卷131《建昌府·宦绩》,光绪七年(1881)刻本。
[6]钱仪吉:《衎石斋纪事续稿》卷9《张介侯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续修四库全书》第1509册,第241~242页。
[7]钱仪吉:《衎石斋纪事续稿》卷9《张介侯墓志铭》。
[8]钱仪吉:《衎石斋纪事续稿》卷9《张介侯墓志铭》。
[9]张澍:《养素堂文集》卷25《潘石生考功传》,“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67册,第279页。
[10]张澍:《养素堂文集》卷5《代赵及葊重修大足县志序》,“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67册,第59页。
[11]张澍:《养素堂文集》卷5《代赵及葊重修大足县志序》,“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67册,第59页。
[1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待续)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3期)
 
(资料来源:方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