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东史志》2015年第5期
 年鉴的条目,是年度客观事实及相关信息的集合体,是条目化年鉴主体内容的基本寻检单元和相对独立的资料主题①。一般分为消息主题、情况主题、知识主题和资料主题②。作为年鉴主体内容的重要载体形式的条目,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文字、图照、表格、图表以及各类专题文献资料,也有近来创新性的链接(知识性)、“一句话”主题句等,这些都是在集中展示资料信息和知识的独立信息“单元”化。
 这里,“信息”是指通信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泛指消息和信号的具体内容和意义③,对接受者来说是预先不知道的。作为工具书的年鉴,其条目所包含的信息内容,是向读者传递的一个个不同类别的主题内涵,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集约化、概况化的呈现在读者眼前,以节约读者的有限时间,省去不必要的、各种手段的“大海捞针”式的查找。从这个角度来看,年鉴载录的年度内的一行业领域、一专业主题、一行政区域的信息,只有通过集约化、概况化的集合起来,才能称之为有效信息。采用各类的简约、便利的表现形式,更能成为读者或使用者的“所用”“所需”“所要”资料信息。
 在年鉴条目体例之下,“信息性”可以理解为其载录内容的有效信息量或形成以知识、资料为主体的信息流,即为读者可资查阅、检索的资料或信息及知识的主题内容。“多样性”则是对年鉴条目的表现形式的创新性认识,不囿于“条目体”这一单一形式的认识,只要其资料信息的单一主题性存在,就可以认识是条目的又一个载录形式。毕竟,在今天信息呈现几何级爆发的时代,简约化、便利化、集约化的资料信息,更能为读者所“青睐”而加以使用。
 本文从《广东年鉴》条目载录资料的统计、归类、整理入手分析年鉴条目的信息有效性在年鉴中的地位及作用,并进一步讨论年鉴条目内容的“要素”和“形式”,条目载录形式的多样性将成为年鉴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
 一、年鉴条目内容与形式的再思考
 (一)年鉴条目体的现状与困境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膨胀的社会,信息的“爆炸”使得人们无所适从,难以甄别。这就要求年鉴在内容的收录上应突出展现其信息的有效性:一是年鉴要及时载录上一年度的有效信息,即为读者所需的信息;二是年鉴载录的信息量十分庞大,需要为读者查阅提供便利的方式及手段,提高年鉴的检索功能,即实现年鉴使用的便利化。
 从年鉴的资料性、检索性来看,年鉴的条目体是较为可行且便于操作的体例,即条目化是年鉴的发展方向。条目作为独立的资料信息主题,既可作为一个独立主题来检索,以便于读者查阅、使用,又可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料“信息流”,以实现信息主题的完整化,给读者一个简约、清晰的整体了解或认识。
 与此同时,条目体经过多年的编纂实践,其发展越来越受到现有的年鉴运行模式的深度影响,即年鉴编纂在纳入“半官方”的管理体制下,因其缺乏市场的激励与推动之力,致使组稿渠道形成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依赖化,稿源“固化”,资料信息的有效性不断弱化,甚至成为“附带品”。“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年鉴条目资料信息的有效性的“缺位”,缺少社会价值的年鉴,其生存必将堪忧。
 有人提出年鉴事业的发展要“背靠政府,面向市场”,即现阶段的国情决定了年鉴最大的受众是政府,且其载录的信息也主要是政府的行为,但也要看到年鉴的本来面貌——市场性,服务社会公众的需要。由此,年鉴既要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需求,又要做好传递政府及其事务的信息发布平台的功能。
 那么,年鉴条目在面对政府、社会这两个“支撑点”时,如何实现其资料信息的有效性,是一个必须正视且应积极破解的难题。年鉴的生命力及其社会价值之首要特征在其条目资料信息的有效性,而有效性又如何通过条目这一载体形式来实现,便成为一个互为“因”与“果”的问题。
 通过年鉴条目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实现其内容的丰富表达,来达到其信息有效性之目的,不失为一个较为可行的便捷方法。
 (二)对年鉴条目内容与形式的再认识
 年鉴的信息和知识密集程度高,一方面表现为信息覆盖面广,如地方综合年鉴几乎涵盖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所有领域;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信息容量大和及时汇集新知识。多达百万字、上千个条目、数千个主题,年度内产生或稳定下来的新知识、新概念均在不同类型的年鉴中都有反映④。因此,条目作为相对独立和完善的资料主题,是年鉴信息和知识内容的直接承担者,条目信息和知识容量的大小,关系到年鉴信息和知识密集程度的高低⑤。这些均离不开条目资料信息的有效性。“死条”“无效条”是与年鉴的资料性这一基本属性相违背的,不应存在于年鉴之中。
 年鉴通过条目这一主体载录形式,收录各方面内容,向读者提供一个可资查阅、检索的信息平台,便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条目载录的内容如何保证其信息的有效性。换句话说,年鉴条目的信息有效性是一个经常性的话题,更是一个关乎年鉴生命力的所在。
 条目资料信息的有效性是年鉴资料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年鉴的工具书这一属性的“积极分子”。年鉴所载录的内容一般随着地域、领域、专业的不同而在内容上有所区别、侧重,如能在信息量上出现集约化的倾向,这类信息势必能成为读者的“必选项”,为读者所用,发挥应有的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这里,有效信息量或信息流,应是年鉴条目资料性的重要扩展,是其生命力的所在。同时,要看到作为独立性的条目,亦有着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一发展趋势,如图照、表格、图表、链接(知识性)、一句话“主题句”等表现形式,每一个都是条目资料信息有效性的独立载体与检索单元。
 二、对条目的资料信息有效性的统计与分析
 现有的年鉴条目的种类大致可以分为:有独立主体的条目释文(纯文字或伴有图表的)、图照(或附有详细文字说明)、表格、相关专业性较强的统计资料、文献专载与文件法规等;综合年鉴多设置有大事记,以提供年度内区域或领域内的发展主线索。近年来,一些年鉴还创新性的在分目之下使用“一句话主题句”来浓缩年度要点、亮点,这些都是年鉴条目这一独立性主题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所体现的是资料信息的高度集约化、概况化,提供的是读者查阅的便利。
 笔者试以《广东年鉴》2011年卷和2014年卷作为统计、分析对象,借此探讨年鉴条目资料信息的有效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这里,把图照、表格、随文图照、链接(知识性)作为统计要素,进行量化对比,大事记、附录中的文献等专题性资料不在此列。
《广东年鉴》2011年卷,图照是以彩版的专题系列为主体,向读者展示上一年度省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及人物活动和省情知识推介,计有409张,如“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成就辉煌”、“2010年亚运会和亚残运会”、“广东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其中,“广东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专题配有纤细的文字说明,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读者既传递有效的信息又传播地域人文历史。
 表1 《广东年鉴(2011)》《广东年鉴(2014)》条目性质的主题单元统计情况一览
 此外,还通过彩版图照形式把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年度数据列出,并有不同年度的对比,以便于让读者了解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数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公众一个了解身边民生发展现状的平台。其中,“广东从业人员年末人数及构成”列有2000、2005、2009、2010年的柱状数据,“广东价格指数”列有2000、2005、2007、2008、2009、2010年的曲线走势图,“广东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医院病床数”列有2000、2005、2008、2009、2010年的柱状数据或曲线走势图,“广东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列有1995、2000、2005、2009、2010年的曲线走势图,“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消费性支出”和“广东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及生活消费支出”列有2000、2005、2008、2009、2010年的柱状数据图及2010年消费支出构成图,等等。这些图片形式的资料数据均是在向读者传递或传播着有效信息,为读者所需及所应知道的信息。
 在信息有效性的传递和知识性主题的传播上,《广东年鉴》尝试了“链接”这一新形式,内置于正文中,加以底色突出显示。这一形式可以有效地补充和丰富年鉴的信息量,并能及时地把一些难以用条目、图表等形式载录的主题或专题性内容搜录起来,一方面可以作为资料加以保存,另一方面也能较好地向读者传递或传播有效信息。《广东年鉴》2011卷设有10个资料链接,其分布为“经济”篇有6个,“社会生活”篇有2个,“市县概括”篇有2个,多为信息有效性的传递,如“2009年度广东省民营经济工作考核优秀地级以上市(10个)”、“第二批广东省森林生态旅游示范基地(27家)”等,亦有知识性主题的传播,如“深圳富士康事件”、“佛山南海本田事件”、“《2010年广东省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系列调研报告》主要结论”、“广州南沙实施CEPA先行先试综合示范区”、“东莞城市形象口号和标识”。这里,知识性主题的传播亦是对信息有效性的重要补充,以知识性的主题方式向读者传递有效的信息。
 《广东年鉴》2014年卷,收录图表及资料链接等条目性质的独立信息体的情况统计,表明各类条目性质的表现形式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及可操作性,这说明其有着较强的生命力,并为读者或使用者所接受。具体分析如下:年度性专题图照继续保持,总数下降,因不是处在重要年份,少了些汇总性专题;表格的数量基本一致,保持稳定;随文图照,有所增加,幅度不小,跟增加正文的可读性、可鉴性有着莫大的关系;链接,也就是资料性或知识性的内容,增长一倍多,说明这类资料信息为读者或使用者所青睐。同时,创新性地在“分目”之下增加主题句,加粗显示,高度概括、浓缩该领域的“首次、第一”,全书有42处,遗憾的是在目录中看不到标引,这不便于检索、使用。如何体现于目录之中,值得思索。
表2 《广东年鉴(2013)》图表及资料链接统计情况
 《广东年鉴》作为大型的、区域的、综合性的资料性年刊,其功能是向省域内外的读者传递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情况,其主体内容则是通过一个个独立化的主题内容的条目来搜录年度内的各个方面情况,较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广东省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为读者了解和研究广东提供基本资料。
表3 《广东年鉴(2011)》《广东年鉴(2013)》条目分布与数量统计情况一览
 《广东年鉴》2011卷,共设有2835个条目,以全省概括、经济、教科文卫、政治、市县概况、人物等篇目为主,占全部的85%以上,一方面体现出广东年鉴作为综合年鉴反映区域情况的主旨,另一方面也是向读者展示发展情况的“信息平台”。“经济”篇目的条目数有近700个,也多少与广东的经济大省的发展相符合。这也同时向读者展示出全省的年度综合发展情况,信息的有效性也即表现在此。加之,通过特辑、军事、侨务、社会统计资料、文献专载与文件法规目录等篇目的设置,容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侨务”篇目的设置则突出了区域的特点。但从条目的合理分布的角度来看,“市县概况”篇目的条目数比例过高,应减少该方面的条目数,突出各市县的年度发展特色和重点;“社会生活”篇目的条目数比例不足以展示社会公共发展的情况及社会建设的成果,有待进一步加强,这需要改进组稿方式、扩大稿源渠道,增进编辑主动约稿、“集”稿的意识。
 三、结语
 当下,保持年鉴的市场性,处理好与“服务政府”之责任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因其关乎着年鉴未来发展的方向及路径。年鉴若失去了读者——社会公众这个大市场,便将难以避免其生命力之源的枯竭。这就需要认真思考关于年鉴条目的信息有效性,让年鉴真正成为社会公众了解政府公共信息的“平台”或“窗口”式的工具书。
 年鉴,从其信息有效性与工具性来看,要做到既背靠市场、又面向市场,这个市场包括现阶段中的最大受众——政府,更要逐步走向满足社会公众的所需,使其真正成为服务于公众化的工具书,这也是年鉴的根本价值,由“用”所决定的。年鉴的用,是让社会及时地用;同样需要其搜录资料的系统性、逻辑性,以便于读者检索、查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或者了解该事务在年度内发展的进度。此外,年鉴的条目体决定了其条目的独立性,而独立性又决定了收录内容的单一性,加上其年度性又决定了该事务或事件的阶段性特征。这就要求年鉴条目在事务性的记述上需要“上延下伸”,但“延”、“伸”的度应做到积极而苛刻的控制,方可保证年鉴条目内容的客观性、权威性,否则很容易陷入“评头论足”的境地。
 最后,年鉴为地方志书作好资料的准备,这主要体现在其线索性上。即,可以知道该事件的大致情况,并知道查找那些档案、原始文件等一次文献。为此,年鉴信息的线索性,也自然而然的成为条目信息有效性的必选项目、必须考虑的因素了。为此,在年鉴条目的编写和设置上,尽可能的减少层级设置,一个层级较少的年鉴框架结构,更容易让读者直接接触到一个个独立的条目,进而“娴熟”地展示其应有的工具书之功能。
 但这往往又会制约年鉴为地方志书提供信息的系统性,而为一个个独立性、年度节点的条目所阻隔。要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就需要年鉴条目能容纳更多的有效信息,即能保留更多的“线索”,这就要求条目载录内容的年度变化性与相对稳定性的统一,综述、概括性条目“统揽”一个类目或分目,作一全面、客观、有效的记述。至于单个事件或事务,在一个年度内不可能完全结束,会延时至好几个年度,载录上就要从该事件或事务所在的年度来看,即,事件发生的年度是一重大事件,年鉴必定载录,随着时间的推移,重要性降低,年度性自然不强了,则应考虑简要载录,可考虑放在综述、概括性条目中提到其在该年度的情况,并在最终完成的年度给出一个交代,这既能保证该类事件或事务的信息有效性,又能进一步地给地方志书的编纂较好地信息线索性。
 
注释:
①许家康:《许家康集》,线装书局,2011年9月第1版,第85页;第55-56页;第58页。
②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6年9月第1版,第61页。
③《辞海》(缩印本),第六版,第2122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地方志办)
(责任编辑:陈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