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阳江县大多数的公社为了争上游,都采取浮夸做法报高粮食产量,这样使阳江县委领导头脑发热,欢喜若狂,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号召全县公共食堂吃三餐干饭,放吃饭“卫星”,这样吃了两个月,很多公社就缺粮了。于是1959年1月县委召开反瞒产会议,迫使基层干部报出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加上1959年县委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造成粮食大减产。当年粮食产量3.6215亿市斤,征购入库1.8688亿市斤,占产量的51.6%,比1956年增幅高达59.1%,农民人均负担350.5市斤。这样,使农民口粮严重不足,到1960年初的3月至4月开始,很多公社每天每人只有2~3两米,最少的只有1.2两米,不少农民饿肿,各地出现不正常的死亡。后果最严重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圭岗公社,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断造假,骗取了全国的、省的、地区的、县的“红旗”(计有:全面跃进、药材生产是全国红旗;除四害讲卫生、工具改革、民兵、公路、山区交通、财经、松香生产是全省红旗;水电、林业生产、食堂、生活福利是全专区红旗;至于全县红旗就更多,各方面都有。两年多达2万多人前来参观。)给当地经济和群众生活造成十分严重的困难,出现了大批社员水肿和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后果极其严重。
这些情况惊动了县委,派出以张书元书记为领导的工作组深入圭岗公社调查,揭开了圭岗公社浮夸虚报造假的盖子。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圭岗最大问题是粮食生产,两年来连续大减产(如1958年稻谷实际总产3219.69万斤,1959年和1960年分别比1958年减产17%和30%。),但也报增产,骗取全县、全专区的红旗。其中产粮最多的大塱大队减产最严重。除稻谷大减产外,杂粮也大减产。1959年冬,全民大炼山,报种木薯20万亩,震动全县,落实只有1.7万亩。还为保持杂粮上山红旗,只准社员将番薯种上山,平地丢荒,结果高山因水旱番薯大减产。
二、圭岗的干部只谈成绩,不谈缺点,甚至发现问题也等闲视之,饿着肚皮也要干革命。干部浮夸,不讲实话。如新光大队1959年晚稻亩产343斤,上报800斤。1960年2月,社员每天吃5两米,报吃12两米又3斤番薯(实际番薯早在1959年11月吃光)。1960年4月,大批社员肿脚死人的时候,一天只有2~3两米,还报吃8两米。肿了400多人,死了100多人,不向公社报告。每次大评比,大队干部都向社员宣布“纪律”,谁说吃米少就要整谁的思想。
三、圭岗1958年8、9月搞“四集体”时就开始并村。公社化后的11、12月,又搞并村。圭岗是山区,居住人口分散,公社化前有708个小队,公社化后并回185个大食堂。最大的三垌大队2000多人并为一个大食堂;大塱大队44个小队4300多人并为三个食堂。吃饭时人山人海,早饭由早上7时吃到12时,晚饭由下午2时吃到9时,有的社员吃一餐来回要走七八里路。
四、圭岗全公社共拆屋2688间,拆平147条村。全公社共有13121户,搬村的有5951户占45.35%。搬村社员家中的农具、生活用具、杂粮、种子、生猪、“三鸟”一扫清光,搬到别村家空屋净,搬回原村更是家空屋净。
五、粮食大减产,生活安排不落实,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全公社总人口56769人,竟死了2712人占总人口4.78%。其中,高垌大队3506人死了284人,占8.10%;吉垌大队1723人死了148人,占8.59%;最严重是大塱大队,总人口4292人,1960年5月水肿病人2816人占总人口65.61%,全年死了382人占8.9%,有3户全家死光。
六、报纸把经验一登,现场会一开,外地参观一来,示范公社一评比,为了装门面就全力以赴制造假现场。如全县评比畜牧业时,新光大队即召开小队长紧急会议,决定将瘦猪抬进山坑,将各食堂肥猪抬进大队养猪场。为了应付评比,甚至不顾社员的生死,如大塱大队在1959年体制下放时为迎接公共食堂评比,竟将全大队分三等吃粮,指挥部所在地大塱片每人每天8两米,上垌片每人每天6两米,山塘片住在山坑里的社员每人每天只有1.2两米。这样吃了半个月,山塘片饿死的人达20%。
圭岗事件后果极其严重,教训最为惨痛,全县其他很多地方也或多或少出现类似的情况。圭岗事件虽受当时风气的影响,其责任在公社各级干部,公社主要负责人应负主要责任,罪责难逃,“1961年2月7日,在整风整社中,中共圭岗公社党委书记叶钜铨自杀身亡。”
 
资料来源:阳江史志(季刊)201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