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东史志》2015年第4期
青年时期的包惠僧
 中共建党初期,包惠僧抵达广州,和陈独秀一起工作了两个月,并受陈独秀指派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大革命时期,包惠僧再次被调派到广东工作两年多,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党代表、二十师党代表,为黄埔军校发展和第二次东征取胜作出了贡献。他在广东的革命经历,是其革命生涯①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1921年1月,包惠僧由武汉到上海准备去苏联留学,因为没有路费不能成行,于是留在中央工作。据包惠僧回忆,中央代理书记李汉俊因工作关系离不开,而包惠僧见过陈独秀,又常有书信往来,于是让他到广州找陈独秀谈谈,要么请陈独秀回来,要么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去。②5月,包惠僧抵达广州,并在广州工作了两个月,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活动,和陈独秀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在广州见到陈独秀以后,包惠僧立即转达了李汉俊的建议。陈独秀说“这里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对我们造谣诬蔑,怎么能搬到这里来?广州在地理位置上不适中,环境也不好,上海居中。”陈独秀不同意搬到广州来。③另据包惠僧给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组的回信:“他特别对我说,‘你将来还是回武汉工作,莫斯科迟点去也可以,目前人少工作多,广州现在就人手缺乏,你既来了就暂时在广州工作,目前可以在《群报》写点文章,重庆某报还托我找一个驻广州的通讯记者可以兼着干。’这一席话把李汉俊要我到广州来的目的搁起来了。”④这样,在陈独秀的安排下,包惠僧在广州住下来,担任几家报馆的剪报工作,偶尔给报社写写稿子,闲暇时和陈独秀聊天。
 中共广东党组织创立之初,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系较多。陈独秀1920年底抵达广州后,领导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他公开批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反驳陈独秀的观点,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展开。这就是前文陈独秀对包惠僧说“这里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对我们造谣诬蔑”的背景。包惠僧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参加了这一论战,他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三篇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的文章。1921年6月20号《广东群报》发表了署名“惠僧”的《讨论主义与攻击个人》一文,包惠僧化身为不认识陈独秀的陌生人,针对《民治日报》载“觉虚”致陈独秀书信,首先批评觉虚“满纸都攻击个人的话,并没有谈到主义上去,并有许多不近情理,不征事实的笑骂轻薄的话夹在里面。”然后他表明自己的主张,“马克思的学说,是有根据的,是有方法的,能破坏能建设的,现在在世界各国也是很占势力的,不久也毕竟是要实现的;无政府主义,是散漫的,是空想的,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彼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即或实现,是否可以持久。我敢大胆说一句,廿世纪的时候,是谈不到这些问题上面来的,若要应时势的潮流,和社会的需要,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实现不可。”⑤《讨论主义与攻击个人》一文发表后,“植君”在《民治》报上进行了批评,包惠僧在6月27号《广东群报》上发表《答植君的信》,给予简单的回应。7月5号、7号、8号《广东群报》上连续发表包惠僧《讨论社会主义并批评无政府党》一文,详尽分析了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手段,批评中国的无政府党“从事无政府主义名词的运动”,然后笔锋一转,“我就主张要革命,就非直接行动不可,革命以后,就非劳动专政不可。”⑥“觉虚”、“植君”的具体身份,笔者并未考证出来,但包惠僧曾在回忆文章中特别点名“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⑦,估计是他们俩的可能性较大。包惠僧在《广东群报》上发表的这三篇文章,有力地支援了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
 1921年7月,包惠僧离穗赴沪参加中共一大。关于包惠僧参加中共一大的身份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一大出席者中的多数人曾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和代表姓名作过回忆,这些回忆一致肯定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会议,但对他是否为一大代表有不同的看法。董必武、李达、刘仁静说他是列席会议,张国焘、周佛海视他为武汉代表,陈潭秋视他为广东代表。⑧包惠僧本人的回忆是这样的: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⑨按他的回忆,他和陈公博一样是陈独秀指派的广州代表。另据包惠僧回忆,陈公博参加了这次会议,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陈公博却说在一大会场上才认识包惠僧⑩。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包惠僧当时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其他成员联系较少,只是和陈独秀联系多,他干的许多工作都是陈独秀指派的,其他党员并不是很清楚。由此,也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确实是有家长作风。
 包惠僧参加完中共一大以后,并没有照陈独秀说的那样立即回武汉,而是在上海继续停留了一下,并再次赴穗请陈独秀返沪。据包惠僧回忆:“一大”后,马林、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和我开了一次会,讨论请陈独秀回上海的问题。马林说,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书记就应尽到责任,要回来担任书记职务,别人代理不行,国际上没有这样的先例。又说,千万不能做资产阶级的官吏,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会议决定派我去广州接陈独秀。我到广州时,正值他和广东的学阀们闹得很不愉快。我告诉他上海的情形,他说他不完全同意马林的意见,但是答应回上海。他向陈炯明提出辞职,陈炯明不同意,后来他就请假同我回上海了。⑾遗憾的是,再次派包惠僧去广州接陈独秀这件事,除了包惠僧本人的回忆外,陈独秀、马林、张国焘、李达、周佛海等当事人均未提及。至于再次赴穗具体时间,包惠僧并没有说明,依据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时间,大概推算在9月间。陈独秀回上海后,专心主持党的工作,包惠僧完成这项任务后,也返回武汉从事党的工作。
 二
 国共合作后,革命的大本营——广东急需干部,而包惠僧在武汉被通缉,党中央遂决定调他到广东工作。他于1924年5月到达广州,初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党员干部训练班的训育工作,由于戴季陶、邵元冲等国民党员的冷淡,工作并不十分愉快。周恩来、陈延年到广东工作后,改派包惠僧到苏俄代表团资料室工作,做搜集资料和整理资料的工作,每天从几十份报纸上搜集整理出好几十条新闻译成俄文或英文给鲍罗廷、加伦及其他高级顾问参考。9月,包惠僧兼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铁甲车队直属大元帅府,11月改组为共产党直接控制的第一支部队,后在铁甲车队基础上组建叶挺独立团。
 包惠僧这次到广东第一项重要的革命活动是代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2月周恩来随军东征后,由卜士奇代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他是鲍罗廷的翻译,很忙,很少到政治部,因此校内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和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常常发生纠纷,吵架打架。校党代表廖仲恺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得力的政治部主任经常住在黄埔,把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冲突缓和下来。据包惠僧自云:廖仲恺曾电蒋介石要周恩来回黄埔,蒋介石复电说前方工作重要,周恩来不能回来,廖仲恺于是找陈延年,请他担任军校代理政治部主任,而陈延年没有时间,便向廖仲恺推荐包惠僧以自代。廖仲恺约包惠僧谈话,接受了陈延年的意见,并交代说今后军校政治部要改组,要加强政治工作的作用,把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团结起来。廖仲恺要包惠僧先到职视事再办任命手续。⑿包惠僧回忆他在1925年2月初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3月他在军校校内刊物上发表文章可间接证明他回忆的时间大致可靠。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查到他的委任令是1925年5月4日签署的⒀,证明他的确是先就职后任命的,颇有临危受命的味道。这时,军校政治部有前方主任、后方主任之说,前方主任指周恩来,后方主任即包惠僧。
 包惠僧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遵照廖仲恺和陈延年的指示,和聂荣臻、李汉藩、杨其纲、李默庵⒁等政治部工作人员一起,参照当时的情况,将工作重点放在缓和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矛盾。他们制订了一个新的工作计划,增加政治课程,每天两次至四次,每次两小时,使学生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以外,其余时间都在课堂上听政治课,用历史的事实与革命的需要提高学生对于现实政治的认识。包惠僧极力与当时军校的教育长钱大钧搞好关系,通过他做好国民党右派师生的工作,劝他们不要在军校内闹事。包惠僧还经常接见双方面的学生,听取他们的意见,有问题就替他们解决问题,是误会就为他们解释误会。李默庵的回忆也佐证了这一点,“我的工作,主要是在包惠僧的安排下,调解‘青军会’和‘孙学会’的矛盾。那段时间,我们常到包惠僧的宿舍开些小会,分析情况,处置纠纷,调解矛盾。”⒂在他们的努力下,学校的风潮暂时平静了。
 包惠僧在政治部工作期间,曾在青年军人联合会编辑的杂志《中国军人》上发表文章,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工作。他在第三期上发表《善后会议中的革命军人应有的准备》,号召革命军人“不独自觉,还要觉他”,“把那些屈服在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的成千成万的军人唤醒着救出来,共同走上自由平等的道途”。⒄第四期上又发表文章《哭中山忆列宁》,对孙中山进行高度评价,坚信“中山主义不死与列宁主义不死是同一的理论”,“中山虽然死了,他的革命精神——他所著的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永远在我们民众的脑海里波动着,他的革命的力量,不仅是凭借五十万党员,他还有全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工群众,”他指出,“有人以为国民党里有少数怯懦的与官僚化的党员,不敢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冲突,常常在党内发生很多无谓的纠纷和骚动,遂以为中山一死,国民党必定由分裂而至于消灭,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见解。”⒅
 三
 1925年6月,东征主力部队回师广州后,包惠僧在黄埔军校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他自述,周恩来告诉他,党军第三团团长钱大钧希望他担任第三团党代表,钱大钧已同廖仲恺谈过,廖仲恺已同意了,周恩来也同意。⒆包惠僧在黄埔军校期间和钱大钧合作得很好,愿意再次跟钱大钧合作。这样,包惠僧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三团党代表,开始了他大革命时期在广东的又一项重要革命活动。
 三团是在平定杨刘判乱以后,由投诚部队为基础建立的新团,士兵缺乏革命观念,纪律散漫。包惠僧遵照周恩来“好好掌握第三团”⒇的嘱托,经常住在部队里,扎扎实实地做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工作,将这些兵改造一新,和全团的干部和士兵处得很好。10月,包惠僧、钱大钧带第三团参加第二次东征。在海丰,第三团与敌军洪兆麟、谢文炳部七千余人遭遇,第二营与敌军短兵相接,敌强我弱,团部仅剩8个卫士及不到10名的传令兵,钱大钧及团副、参谋长都很恐慌。他们见形势不利,想退却,征求包惠僧的意见:“党代表,怎么办?”当时,党代表的职权很重,有权监督同级军官,在必要时可以做紧急措施。关键时刻,包惠僧起到党代表应有的作用,下决心死中求生,绝不退却(21),命令团部卫兵和传令兵打冲锋,赶去三营调兵,最终扭转了战局,击溃了敌人,并俘敌千余人。战后据俘虏供认,这一股敌军企图绕过第三团去抄东征军主力的后路,如果第三团没有取胜,后果不堪想象。可以说,包惠僧在这场遭遇战起到扭转战局的决定作用。海丰之战后,包惠僧、钱大钧又率第三团经陆丰、普宁、揭阳搜索前进,最后胜利到达潮州,结束了第二次东征的战事。
 第二次东征结束后,包惠僧升任第一军教导师(后改为二十师)党代表,王柏龄任师长。王柏龄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密切,是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的重要帮手。王柏龄喜欢制造谣言,离间汪精卫、共产党与蒋介石的关系,包惠僧同王柏龄接触频繁,曾将侦察到的情况及时报告给陈延年。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包惠僧和其他中共党员一起被迫退出第一军。
 北伐军出发以前,从第一军撤出的共产党人与其他政工人员,在广州大佛寺设立一个高级政治训练班,周恩来任班主任,包惠僧出任主任政治教官,为北伐军训练了一些骨干。包惠僧还任国民政府训练部设置的战时政治训练班班主任,所训人员毕业后大部分分发到第八军工作,成为改造第八军的骨干。9月,包惠僧经陈延年、周恩来同意,任国民政府特派员,陪冯玉祥军代表刘骥、李鸣钟赶赴北伐前线,离开了工作两年多的广州。可以说,包惠僧虽然未亲身参加北伐,却为北伐作了一些工作。
 尽管包惠僧后来脱离了党组织,但综观他此时在广东的革命活动,服从党的安排,尽心从事宣传、军事活动,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不失共产党员的本色。
老年时期的包惠僧
 
注释:
①包惠僧的革命生涯一般从1920年在武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算起,1927年八一起义后脱离党组织为止,前后七八年时间。
②③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页。在本书的另一篇回忆文章中,包惠僧又说李汉俊“要他到广州找陈独秀决定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或者把中央搬到广州去”,大意相同;第366-367页。
④包惠僧:《关于广东党组织历史情况的回忆》,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独秀在广州的创党活动》,广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⑤⑥包惠僧:《讨论主义与攻击个人》,《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9-1870页;第1872-1876页。
⑦⑨⑩⑾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7页;第368-369页;第369页,第156-157页。
⑧1971年《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时说包惠僧是列席的;李达1957年在《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中说包惠僧随代表开会;刘仁静1979年在《回忆党的“一大”》时肯定了包惠僧是从广东到上海的,但说他并不是广东组织的代表,是串门参加“一大”的;1942年周佛海在《扶桑笈影溯当年》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说包惠僧是汉口代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包惠僧是武汉代表;陈潭秋1936年所作《第⑨《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9页。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⑿曾庆榴:《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80-81页。廖仲恺签署委任令如下:“即派包惠僧代理党立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廖仲恺并签发委任令第六号:“查党立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因随校本部出发东江,该校政治部主任亟应遴员代理部务,以资整顿。查有该员(包惠僧)堪以委任,合行令委,仰该员即便遵照,刻日到差,为党尽力。”
⒀杨其纲、李汉藩、李默庵都是黄埔一期生,当时都参加了共产党。据李默庵回忆,周恩来在东征前线不能回校政治部,但对校政治部工作很关心,于是提名他们三人回校政治部加强力量。详见《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8页。
⒁《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⒂惠生:《善后会议中的革命军人应有的准备》,《中国军人》第三号,1925年3月12日出版。见《黄埔军校史料汇编》第二册。
⒃惠僧:《哭中山忆列宁》,《中国军人》第四号,1925年4月2日出版。见《黄埔军校史料汇编》第二册。
⒄⒅⒆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第183页,第191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当时李默庵随包惠僧在第三团任党代表室少校干事,两个人配合得很好,他将回忆录这一章的题目命名为《随包惠僧东征前后》。
⒇(21)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4—217页;第233页、第268-269页。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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