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东史志》2015年第2期
 
 今年是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4月15日,是他逝世26周年的日子,我们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作为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和探索者,在改革初期的80年代,胡耀邦面对传统意识形态和党内不同意见的压力,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最早站出来坚定捍卫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发展过程中的众多新生事物,竭力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众多实际问题,为中国尤其是广东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的创新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向中央争取广东经济自主权和试办经济特区
 1979年元月,胡耀邦来到深圳、珠海考察。在深圳、珠海一些海边房屋破旧的小渔村,胡耀邦意外地发现许多渔民家里有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在当时的大城市都是稀罕物,一般只有少数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家里才拥有。胡耀邦好奇地问渔民说:“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贵不贵?”渔民们如实告诉他:“村里常有人去香港卖菜,那里黑白电视机很便宜。只要挑几担新鲜的青菜过去,就能换回一台电视。”在海边,胡耀邦还发现当时内地人十分珍惜的塑料布,竟被香港人当垃圾扔掉,随着海浪飘到岸边来。这两件事对胡耀邦产生了触动,于是他同广东领导同志商量:我们能不能在沿海搞个橱窗,允许老百姓跟对面的香港人做生意,用互通有无的民间交换发展经济?
 胡耀邦的意见同有远见的广东各级领导一拍即合,他们在胡耀邦离开广东后即风风火火地干起来。可是,谁料到传到中央的消息竟是沿海在搞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决定再次去当地看一看,与当事人聊一聊。他在广东亲眼目睹了那里所发生的大变化。时任省委书记习仲勋告诉他说,你走了以后,我们就干起来了,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如果广东有自主政策,可能几年就能搞上去,但是在现行体制下不行,希望中央给广东一些经济自主权。那次长谈后,胡耀邦就与习仲勋一起去北京找邓小平当面汇报,积极为广东争取经济自主权。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支持广东省委领导提出在深圳等地办特区的建议。同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从此,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1979年胡耀邦(右一)视察广东时与叶剑英元帅(左一)、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右二)等亲切交谈
 定调广东开放香港电视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沿海地区的不少家庭经济状况稍有改善,有的家庭开始有了黑白电视。但是大陆电视台节目频道少,播出时间又短,且信号不稳,可收看的电视节目也很少。很快,当地老百姓发现收看香港电视节目,只需要一根带有放大器的鱼骨架形天线,将竹竿天线装在楼顶,并指向天空的东南方向就可以直接收看。于是,漂亮的服饰,美味的食品,闪烁的霓虹灯,欢快的主持人,大胆直白地批评总督的辩论,自卖自夸的广告,还有邓丽君的情歌,恋人的拥抱和接吻以及各类武打片、言情片……香港人竟然是这样生活的!一时间,珠三角地区家家户户房顶都插上了“鱼骨天线”,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景观。当时广东正处于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上,“鱼骨天线”事件不啻是火上浇油。当时中央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负责人正在酝酿发动“清除精神污染”活动,狠抓精神文明建设,于是广东更成了众矢之的。一位高层领导更是公开批评:“香港电视每分每秒都在放毒!广州已经完全香港化了!”并指出:“广东变修了,变烂了!”在一些主流媒体的引导下,全国不少内地城市甚至打出了“反对广州的精神污染”的标语。
 在这种情形下,广东省委、省政府迫于压力,只能制定紧急措施。每当有中央领导人莅临广州,位于东莞某地的一个大功率干扰电台便会施放出强烈的干扰信号,以制止收看香港电视。同时,省委办公厅还发文要求全省各地严禁收看香港电视,对违反的党员干部进行严厉处分。政府还出动消防车强行拆除每家每户的“鱼骨天线”。在此情况下,老百姓竟然想出了一个类似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坚壁清野。消防车刚出动,家家户户的“鱼骨天线”就快速地撤下来,夜幕降临之后,再悄悄地送上屋顶。有的干部家庭被查到了,也有一番解释:“孩子老婆不是党员,他们觉悟低,是他们看的。”无法处分,只能收缴。但当天晚上,另一架新买的“鱼骨头”再一次升上天空。外商们对禁止收看香港电视的意见更大。此时,佛山、中山、顺德、东莞和惠州一带无数的港、澳、台客商及东南亚华侨资本纷纷来粤试水。他们都在驻足观望:连香港电视也不让看,还算什么经济特区?我们的生产怎么做?我们的信息哪里来?这样的特区,能让我们有信心投资吗?
 
 1984年胡耀邦(左一)视察广东时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前排右一)、广东省长梁灵光(中)亲切交谈
 面对这种情况,广东省委、省政府最初也没有办法。但是,胡耀邦一次南粤之行却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1982年,耀邦从深圳来到顺德。他坐在那里,很坦率地问时任县委书记黎子流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怎么评价香港电视。黎子流说:“总书记是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胡耀邦回答道:“那还用说,当然想听真话。”于是黎子流马上讲道:“第一,香港电视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宣传社会主义;第二,香港节目也不黄色,最多穿穿泳衣;第三,香港电视的市场信息来得快,看了对抓经济有好处,就是广告太多、商业味太浓。”然后,胡耀邦说:“我在深圳也看了,确实没有啥。”
 胡耀邦说了这话后,黎子流马上向时任省委领导人任仲夷作了汇报。任仲夷作了一番深思后,终于下定了决心。1983年5月,任仲夷召集宣传文化系统负责人开会,正式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提倡看香港电视,要与中央保持一致。二就是要千方百计办好自己的广播电视节目,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正是在这个讲话里,任仲夷第一次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观点:“排污不排外。”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但决不能因噎废食,笼统地反对一切外来思想文化,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不仅不能排斥,还应当积极地吸收借鉴。在整篇讲话里,对于拆除“鱼骨天线”和干扰香港频道,他只字未提。
 198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广州,住进了珠岛宾馆。按照惯例,服务员把他房间电视的香港频道全部锁闭了。任仲夷发现后,马上吩咐把所有的电视频道打印成表,放在电视机旁边,方便客人选择收看。连续几天,胡耀邦始终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从此之后,在广东收看香港电视再也没有受到强行干扰,“鱼骨天线”也成了南粤大地一道独特的风景。1991年中央考虑到广东人与香港人同文同种,正式批准开放翡翠、本港等香港电视台。
 批示为电影《代理市长》开绿灯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决定》为发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1984年的广东可谓春暖潮涌,在作为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和探路者的同时,也充当着新文化的潮头,各种观念、思潮在这里聚汇、交融,一时为人羡慕、景仰。广东的改革开放,让正在内地拍摄电影《双雄会》的杨在葆(饰演张献忠)心动不已,他跟剧组里的陈怀皑(《双雄会》导演)、许还山(李自成饰演者)说:“要是能找到一个这样的题材,该有多棒!”
 恰在此时,广州市文艺创作室的专业作家欧伟雄北上,带去了话剧《南方的风》。该剧是欧伟雄、杨苗青、姚柱林等人根据白云山制药厂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大胆起用人才、靠三口大锅起家发展成现代化大企业的真实故事而写成的。广州话剧团将其搬上舞台,好评如潮。1984年国庆期间,剧组应邀到北京演出,引起观众强烈共鸣。据说,当时演员的台词,不时被台下的热烈掌声所打断。11月6日,《南方的风》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演出,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观看演出并高度评价。11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邀请剧组到中南海礼堂演出,通常观众不满三百人的礼堂来了六七百人,习仲勋、陆定一、王兆国、朱穆之等领导以及许多老同志到场观看。习仲勋对剧组人员说:“你们要解放思想,大胆地写,大胆地演,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作出更大贡献。”
 杨在葆看过《南方的风》以后,也顿觉耳目一新,所有的想法也似乎瞬时找到了出口。“这么好的一个题材,我当然不能放过。”他说。而欧伟雄听说杨在葆有将话剧改拍成电影的想法,也极为高兴,力邀杨在葆到广州,亲身感受一下广东的氛围。但那时单程机票100多元,这让每个月只有88.5元工资的杨在葆捉襟见肘,有点犹豫。对方似乎看出了这点,主动提出由他们负担赴粤的所有费用。于是杨在葆与剧作家马林等一行四人来到广州。
 来到广州后,杨在葆住进了广州的白云山制药厂体验生活。尽管事先看过剧本,对南方的改革新气象也多有耳闻,但眼前的一切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有一次,杨在葆无意中走访了制药厂一位普通司机的家。他得知这个司机每个月的薪水有三百多块,比其他厂子工人的收入高出不少,而且家里面现代化气息很浓——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电饭煲等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相比其他地方,就好像天天在过年!”杨在葆当时真是觉得,“中国人的生活开始好起来了”。面对广东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杨在葆自然感慨万千,其创作激情无法遏制。一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杨在葆导演兼主演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著名电影——《代理市长》很快便在2个月内迅速拍摄完成,创造了另一个“深圳速度”。
 
 电影《代理市长》海报
 在电影中,故事的背景从话剧中的企业上升到一个城市。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代理市长萧子云在公众的支持下,大胆革新,一上任就当众宣布要为全市人民做十件好事。为了缓解交通紧张局势,他积极发动群众,号召集资。富裕起来的农民很快就响应他的倡议,集资兴建了瀛江公路大桥。白云山制药厂厂长则敢于创新,敢于依靠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工厂的利润成倍增长。
 影片很快获文化部电影局批准公映。不久,中南海的星期五电影晚会放映了《代理市长》,不仅薄一波、宋任穷、胡乔木、邓力群等领导出席,丁峤、石方禹、艾明之等电影界负责人也在场。电影放完,部分领导人批评这部电影有反气,片中一些台词要改。他们特别强调片中男主角萧子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宁犯天条,不触众怒”一句,一定要改。北影厂负责人胡其明找到杨在葆传达了部分领导的修改意见,杨在葆坚决不肯改,导演马林也支持他,而且建议他写信给胡耀邦。杨在葆马上找来一张大纸,抬头竖写“耀邦、启立同志”,然后写道:“我拍成电影《代理市长》之后,有领导同志对此有意见。我不懂人情世故,给你们写信,请抽空帮助指导。”
 杨在葆写完信后,借了马林的自行车直奔中南海。在中南海西门,杨在葆正好碰到了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当时恰好经过西门。张耀光告诉杨在葆,胡耀邦在北戴河开会,信先留下,一定转到。
 过了五六天,杨在葆刚回到上海,就接到胡其明的电话,说胡耀邦已经在信上作了批示,将信转给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文化部长朱穆之等三人。批示的全文是:“转启立、厚泽、穆之同志:我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不错,比那些跟四化不沾边的好得多,不知好多少倍。有点儿刺,有什么不可以?”
 有了胡耀邦明文批示的“保驾护航”,这部“有点刺儿”的《代理市长》很快就从广州出发,一路绿灯,开始了在全国大巡演的征程。电影在北京首映,受到高度评价。杨在葆率剧组从广州开始,经长沙、武汉、郑州、太原等地,将电影带到东北,一路掀起“《代理市长》热”。电影才放到一半,观众就热烈鼓掌,为剧中人物的言行叫好。杨在葆凭借《代理市长》中的精彩演出,荣获第九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视察特区,倡导新事新办
 1983年2月8日,胡耀邦在任仲夷、刘田夫等陪同下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深圳经济特区考察。当梁湘汇报市委抓规划、抓立法、抓改革的情况后,胡耀邦说:“应是新事新办,不能新事老办,这是普遍规律。新事老办办不下去!全国一切新事都要新办。核电站、南油一开始就要新事新办。”他还说:“中央要求你们要创新,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要抓住要害,按经济规律办事。有理走遍天下,无理走不到香港。要把引进先进技术当作主要任务。”
 
 1983年胡耀邦(左二)到深圳经济特区考察
 胡耀邦还以自身的实际行动“特事特办”,帮助深圳解决通讯难题。特区建设初期,电话通讯十分落后,经过很大努力,全市才增加到2000部电话,而且经常不通,挂长途电话更是难上加难,远远不能满足特区发展的需要。外商对此也极为关心,当时一些港商宁愿选择直接回港也不愿意在深圳打电话到香港,因为往往等电话打通时,人早已经回到香港了。当时预计到1985年要发展到10000部才能满足需要,但上级有关部门认为电讯涉及主权、保密等问题,因此事情久拖不决。当梁湘汇报到这一问题时,胡耀邦对梁湘说:“没有保密问题嘛!我建了你来管,为什么不行?各路豪杰投奔你白衣秀士王伦,我把全部人马,包括枪支弹药,请你来收编。林冲开始时是投奔王伦的,但王伦不愿收编,结果出了个‘火并王伦’。要告知有关同志,不要当白衣秀士啊!”后来,此事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
 
 1983年胡耀邦(前右一)到珠海经济特区考察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胡耀邦突然微笑着问在座的省市领导:“现在还有什么压力?轻松愉快了吧。”一开始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接着很快就明白了,大家都会心地笑了。在得到胡耀邦的支持和肯定后,在座的省市领导有的眼眶发红,深受感动。
 汇报结束后还发生了一段插曲。胡耀邦看大家都穿着旧式的干部服,就笑着问大家:“你们为什么不敢穿西装,我50年代出国还穿了花衣服,你们工作人员穿西装我赞成,自己出钱嘛怕什么?女同志可以穿太空褛,发型也可以改变改变。外商进来,看你们现在穿的样子,不知道投资保不保险。”当年胡耀邦的这番话,风趣幽默地说明了什么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关键不是穿什么衣服的问题,穿西装也可以立场不变,依然是一名共产党员。
 2月8日下午2时,胡耀邦到渔民村视察,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汇报了全村情况。胡耀邦在询问了渔民村的收入、生活等情况后,见吴伯森仍然身穿破旧的衣服,便说:“你把衣服穿好点。”
 2月9日上午,胡耀邦视察了西沥水库和蛇口工业区。当袁庚汇报到干部选举制度时,提出:“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结构和干部作风。我们想做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胡耀邦十分肯定地作出回应,说:“好嘛!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就曾写了个讽刺官僚主义者的诗,他骂县太爷堂上的鼓是‘一棵大树腹中空,上头全是皮儿糊,每天上堂敲三下,扑通扑通又扑通’。”最后,袁庚特意把两位刚从大学毕业被招聘到工业区的青年介绍给总书记,胡耀邦与他们握手,询问了他们的年龄和所学专业,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英雄出自少年郎。你们是少年郎啊,特区是个新舞台,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要靠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努力,你们要有大作为。”得到胡耀邦的鼓励之后,蛇口工业区开始推行干部体制改革,民意推选领导班子,这一试验一直持续到1994年。胡耀邦在离开蛇口工业区之前还强调说:“沿海一带城市,像汕头、厦门,都要学蛇口这样,用蛇口的办法去搞,可以搞活一点。”
 力挺广东粤剧团对外商业演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文艺团体对外文化交流也逐步得到放开,这其中与胡耀邦的极力推动不无关系。“文革”之前,以红线女、马师曾为代表的广东粤剧团和欧阳山率领的广东民间艺术团多次到莫斯科、朝鲜、越南以及香港、澳门等地进行访问演出。据不完全统计,至1965年,全省先后组派粤剧、潮剧、歌舞、民族音乐、杂技、曲艺、木偶、幻灯表演等艺术团赴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奥地利、朝鲜、越南、老挝、巴基斯坦、缅甸、柬埔寨、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文革”期间,广东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受到严重干扰,派出团体大大减少。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方针后,广东省派出艺术表演团体逐步增多。
 1979年5月,红线女领衔的广东粤剧团一行60人赴香港、澳门演出。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陆第一个出境公演的商业性演出团,也是粤剧艺术表演团被禁锢近30年后第一次访问港、澳。此次演出不仅获得30多万港元的演出报酬,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这次访问演出,既宣传了中国开放政策,也展现了中国继承优秀传统艺术的成果,增进了与港澳同胞及文艺界同行的友谊,获得了港澳各界人士的普通赞誉,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应该说,这次访问演出在政治上、艺术上、经济上取得了“三丰收”。8月23日,承办单位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写了一份《在港澳地区进行商业性演出大有可为》的简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看到这份简报后批示道:“这是一个好消息,我赞成大干。既可以扩大影响,又可得到可观的外汇,只要精心筹划,一年去几十个演出团体我看也有可能,建议文化部与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一次,并且迅速着手抓。”在当时情况下,人们对于对外商演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思想僵化的现象并未改变。个别领导和某些单位认为这是“卖艺”“下洋乡”“走洋穴”;有的甚至担心商演会冲击和影响官方文化交流。但是,当时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胡耀邦旗帜鲜明,力挺对外商业演出,对广东粤剧团对外商业演出的批示无疑开了个好头。在胡耀邦的积极推动下,国家主管部门领导对广东这次出访演出取得的成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指示此后每年要有计划地派出若干个艺术团赴外国、港澳地区演出。这次广东粤剧团赴香港、澳门演出获得成功,为全省各类艺术表演团体广泛开展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创造了经验。1980年9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可以自行派出艺术团体赴港澳地区进行演出及其他各类艺术形式的交流活动,为粤、港、澳进一步发展双向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创了新的局面。1983年,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商业演出处处长宋天仪写了一篇稿子《我国表演艺术在海外进行商业演出大有可为》,送到新华社。这篇稿子后来刊登在《内部参考》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非常重视这篇文章,于1983年1月28日在内参文章上批示道:“这种事穆之同志(文化部部长)不能拍板吗?有一条原则必须人人遵守:凡属为国家争荣誉争实惠而努力工作的人要表扬和重用,凡属为个人权势而置国家人民利益而不顾的人,至少调开,用前面讲的那些好同志代替。”
 
 1980年红线女(中)在香港演出,为香港八和会馆筹款
 1979—1986年间,胡耀邦始终身处复杂矛盾的第一线,作为风口浪尖上的拓荒者,他所有党务工作、国事活动,都是围绕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进行的。他说,这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两个巨轮,是我们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发展大好形势的两个法宝。期间他几乎每年都来广东,或视察,或开会,或调研,或批示,其足迹已遍布南粤大地的每个角落,为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创新发展殚精竭虑,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胡耀邦曾说过一段话:“生气勃勃地在前进中犯了错误的人,比那些实际上躺着不动的人要高出一百倍。因为前一种人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是说明他正在成长,正在成熟,正在那里发掘和发现某种程度上的真理;而后一种人,实际上却阻碍社会的前进,拖住大家不动。”胡耀邦是一个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实干家和思想家。没有胡耀邦,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恐怕很难走到今天这地步。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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