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生命之源。大概有河流的地方,就有人类文明的存在。近年来,广东省博物馆、江西考古大队的考古人员对阳春独石仔古人类居住遗址,先后进行过四次科学发挖,出土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牙齿一枚、石器400余件和动物化石1000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鉴定,深达2.5米的上中下三个文化层距今为15350至16650年。也即是说,上古时期,漠阳江流域已经居住着古人类。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百越人的祖先之一。
那么,我们现在阳江人的先民是什么人?根据考究史料的记载,阳江人应该是百越俚人与中原汉人杂交的后裔。阳江人的汉化,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越汉杂交。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南方各地和北方一样已有不少土邦分布。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恃君》有载:“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之国,多无君。”从松散的社会结构可以看出,当时岭南地方确实存在诸多原始社会后期的部族或奴隶制初期的小国。《淮南子·人间训》也清楚记述冼夫人活动的地区:古有西瓯国,其国君称“西瓯君”,西瓯国曾灭秦军并杀统帅尉屠睢。后复派任嚣、赵佗谪戍岭南。至桂林郡(时高凉隶属桂林郡)瓯骆人口约40万,降于汉(指汉人朝廷)。南越名始见于越绝书,佗即王于此。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记载秦朝中原人较大规模的南迁亦有三次:第一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媚、贾人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第二次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第三次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赵佗是秦的将领,赵佗之前,秦用残酷的军事占领手段来对付岭南越族,受到了族人的殊死反抗。赵佗领军后,改为柔怀的“华越合作”,保存越人统治阶层,以“故俗治之”,使士卒留居越地,融入越人之中,与越人通婚。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后,赵佗趁机自立为王,建立了封建南越王朝。南越王朝的统治中心在今广州番禺一带,粤西处于越汉杂居的态势。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经济文化汉化。距今1400多年前,粤西有幸出了个冼夫人。冼夫人(约522~602年),因维护岭南的统一有功,被隋封为“谯国夫人”,她是岭南大族最早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中原儒家思想的俚人。《隋书》、《北史》都为她立传,《资治通鉴》多处记载她的事迹。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称她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妇女之一”,周恩来总理称勉是“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隋书》记载冼夫人的身世:“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高凉”,从地缘文化来说包括现在的阳江、恩平、茂名、湛江等地区。梁大同初,冼夫人接受罗州(治石龙县,今化州)刺史冯融礼聘,与其子高凉(治安宁,今阳江)太守冯宝联婚。这是越族接受中原汉政权的象征。自此,阳江“江山易姓”,历史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冼夫人极力推行汉朝建制,促进汉俚融合,“约诫本宗,使从民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隋书·谯国夫人传》);推动汉文化和封建伦理教育,使俚人“从民礼”,“始相率受约束”(道光《广东通志·列传一·冯融传》);推广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如使用铁器牛耕,引进良种,兴修水利,“务力农事”,“自是溪洞之间,乐樵苏而不罹锋镝数十年”(同上)。冼夫人和她的孙子冯盎统治岭南地区长达110多年,其顺乎潮流的民族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汉俚融合和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社会的亲和与繁荣景象,虽然史籍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有两个例子可略见其一斑。其一是《新唐书·许敬宗传》记载,唐高宗时,礼部尚书许敬宗的女儿嫁冯盎之子为妻。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以礼部尚书在朝廷中的显赫地位,能将女儿嫁与有南蛮血统的冯家,说明那时在世人的眼里已经没有汉俚之分。其二是以广东省和海南省境的人口为例,刘宋时,人口为134000人,至隋朝时增加至约659800人,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1.7人上升为2.99人,占全国人口百分比由1.25%上升至1.28%(参见赵文林、谢淑君的《中国人口史》)。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时代,人口增长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人口的迅速繁衍,证明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由此可见,冼夫人主政阳江期间,阳江的政治、经济、文化已逐渐跟上中原地区的发展步伐,各民族之间互相同化。到了隋朝后期,南方的蛮、俚等族“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隋书.南蛮传》)。冼夫人为阳江社会进步所作出的历史性的贡献,永垂青史。
第三个层面是保留了一定的生活习俗。现在,人们习惯把粤西湛(江)茂(名)阳(江)一带的居民划入广府民系,与潮汕人、客家人并列为广东的三大民系。其实粤西人与广府人有着很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粤西人受冼夫人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在汉化过程中多少保留了一定的地方风俗习惯。比如阳江人就与广府人不同,他们使用一种共同的汉语方言——阳江话。阳江人的婚嫁也很特别:女子出嫁时由关系密切的未婚女子若干人陪“哭”,“哭”并不一定流泪,实际上是唱,且是按一定的韵调来唱,唱时很是委婉动人,唱的内容多是表达对父母的怀念以及不忘养育之恩,难舍兄弟姐妹手足之情。这种哭嫁之风至少沿袭到改革开放之前。阳江人更有人死后棺葬经三五年后挖起骸骨,再按入体骨架构造顺序装入陶甕内,另选地复葬的习惯。凡此种种,阳江人都有别于周边地区的广府人。只是后来由于交通和信息的闭塞,漠阳文化迟迟跟不上历史发展步伐,史籍少有关于阳江先人的详细论述罢了。
阳江人的汉化过程,实质就是阳江不断发展进步,融入中国社会一体化的过程。其深刻地昭示后人:一个发达的民族必然是开放的民族。国家要发展,国人就要有“海纳百川”的气量,走“民族团结”的发展模式。赵佗的“和辑百越”、冼夫人的“汉越融合”正好与南汉的“夜郎自大”、元人的森严等级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样,一个地方的发展,也要有“融人”的胸襟,不断地引进外来人才,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切忌画地为牢,拉“山头”、结帮派,拒人于千里之外,因为那样做的后果,只能抹杀人类社会发展的民主化和多元化,最终招致可耻的败亡。
 
资料来源:阳江史志(季刊)201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