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方 | 地方县志的族谱化:以明清瑞金县志为考察中心
作者简介:李晓方,历史学博士,教授,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王阳明与地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史林》2013年第5期,第78-88页。
栏目编辑:刘远康
赣南师范大学青年史学社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学界一般将作为公共历史记述的地方志与作为私家历史记述的族谱严格区分开来,在真实性的判断上,给予了前者更大的信任和荣誉。文章基于明清瑞金县志的考察则表明,少部控制着县志书写权的强宗大族及其结成的姻亲集团,几乎垄断了每次县志编修的新增内容,他们在人物志中为宗族成员立传,在艺文志中收录宗族成员的诗文,在其它各个卷类门目中设法安插有利彰显宗族地位的资料,使得明清瑞金县志披上了浓郁的私家族谱的色彩,呈现出地方县志族谱化的特点。文章分析认为,地方县志的族谱化是方志发展的内在理路与明清时期宗族观念的强化、地方官绅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等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
”约占现存古籍1/10的地方志,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基础。对于地方志的素材,通过一番去伪存真的事实判断,然后将之运用于不同预设主题的“实体性”研究,这已成为历史学界的普遍操作模式。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历史学家们给予了地方志较之族谱更大的信任和荣誉。这是有其道理和原因的:地方志是在中央王朝的诏令下按照一定的框架结构所作的一种公共历史记述,其中容纳了较之族谱更为丰富、更具公信力的实在性地方资料;相比之下,族谱多被视为“人自为书,家自为说”(1)的私家历史记述。然而,如果我们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地方志的形成过程,充分关注方志编纂主体与记述对象之间的关系,却不难发现,地方志尤其是最贴近基层社会的地方县志,其与族谱的边界其实也并非泾渭分明。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能是地方宗族彰显实力和提高声望的一个平台。本文将以明清瑞金县志为例,试图通过还原县志编纂者的宗族背景,考察他们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将其宗族历史导入地方县志,将私家历史转化为公共历史的一部分,使得地方县志呈现出族谱化的特点,进而探讨地方县志族谱化的成因。希望本文的研究,对学界进一步探寻方志书写背后隐含的意义将有所启益。
 (1)章学诚著、仓修良编纂《文史通义新编纂》外篇三《与冯秋山论修谱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49页。
一、宗亲与姻亲:县志编纂者的宗族背景及相互关系
瑞金县因其在1930年代中国红色革命中的特殊历史地位,早已为世人熟知。它建县于五代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宋元时期属赣州路;明代属赣州府,清代因之;清乾隆十九年(1754),赣州府属宁都县升格为宁都直隶州,瑞金与石城二县隶之,直至清末未变。(2)瑞金毗邻福建与广东,素称“闽粤之奥区。”(3)。因特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自古闽粤“盗贼常为出入”(4),“山寇峒酋极易窃发”(5),动乱频繁,在赣南诸县中尚称“小邑”和“僻邑”(6),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2)民国《瑞金县志稿》第一章《沿革》,第1页。
(3)刘坤一:《刊修江西舆图序》,《江西省舆图》卷首,第1页。
(4)李汝华:《地舆图说》,康熙《瑞金县志》卷2《地舆志》,第21页。
(5)康熙《瑞金县志》卷3《建设志》,第42页。
(6)朱维高《瑞金县志序》,载康熙《瑞金县志·序》,第1-4页。
明清时期,瑞金县修志凡10次,修撰时间分别在明嘉靖壬寅年(1543,以下简称“嘉靖壬寅志”)、隆庆壬申年(1572,简称“隆庆壬申志”)、万历癸卯年(1603,简称“万历癸卯志)、万历乙卯年(1615,简称“万历乙卯志”)、万历戊午年(1618,简称“万历戊午志”),清康熙癸亥年(1683,简称“康熙癸亥志”)、康熙己丑年(1709,简称“康熙己丑志”)、乾隆癸酉年(1753,简称“乾隆癸酉志”)、道光壬午年(1822,简称“道光壬午志”)和光绪乙亥年(1875,简称“光绪乙亥志”)。除隆庆壬申志和万历乙卯志、万历戊午志亡佚外,其余7部县志均有版本留传至今。据光绪乙亥志卷首“纂修姓氏”及“旧志纂修姓氏”统计,参加明清瑞金县志编纂的邑人共计85名,涵盖16个姓氏,约占明清时期瑞金县120个姓氏的13%。(7)县志编纂姓氏的分布情况,详见下表:

       明清瑞金县志编纂姓氏构成,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不同姓氏参加修志的人数很不均衡。最多的是杨姓,多达30人次,他们分布在除了嘉靖壬寅志与万历乙卯志之外的其它8部县志中。最少的是李、廖、邓、曾、邹等5姓,仅1人次。第二,县志主纂共计11人次,涵盖了杨、谢、朱、钟、赖、陈等6个姓氏,其中杨姓5人次,朱、钟两姓各2人次,谢、陈、赖三姓各1人次。第三,杨姓是明清瑞金县志编纂史上的主导姓氏。因为无论参与县志编纂,还是担任县志主纂的人数,杨姓均以绝对优势位列各姓之首。
(7) 民国《江西通志稿》第34册《江西省各县氏族略说明》。
瑞金县的姓氏族系相当复杂,同一姓氏来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开基祖的并不罕见。据《瑞金刘氏首次联修总族谱》介绍,瑞金刘姓共有39个支派。(8)这些有着不同开基祖的相同姓氏,大多修有各自的族谱和宗祠。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明清瑞金县志编纂人数最多的杨、谢、朱三姓人员,绝大多数却集中在同一宗族甚至同一房支。
(8)《瑞金刘氏首次联修总族谱》,1996年修。
先看杨姓。自宋元至明清,相继迁入瑞金县的杨姓共计18支,其中影响最大的四支,素分“东杨”、“南杨”、“西杨”和“北杨”。(9)但是,据《瑞金西门杨氏七修族谱》(10)可以确知,在上述参加县志编纂的杨姓30人次中,至少有25人次来自西门氏杨(即“西杨”),5位杨姓主纂则全部来自西门杨氏。据说西门杨氏于南宋由邻邑兴国县迁入,开基祖是杨朝奉。这25人次,分布在西门杨氏第15世至第23世的每个世代,以及第25和34、36世。具体为第15世1人:杨可依;第16世3人:杨永昌、杨永安、杨长世(康熙癸亥志主纂);第17世6人次:杨以杰(2次,万历戊午志主纂)、杨以任、杨以位、杨以兼(2次,康熙癸亥志主纂);第18世2人:杨兆凤、杨兆言咠 ;第19世1人:杨枝高;第20世1人:杨方英;第21世4人;杨于位(乾隆癸酉志主纂)、杨于渊、杨于庄、杨于节;第22世1人:杨其濂;第23世1人:杨元植;第25世1人:杨家寿;第34世2人:杨本初(光绪乙亥志主纂)、杨国芸;第36世1人:杨道仑。这些西门子弟,大多是九世祖杨存义的后裔。其中,杨长世与杨以兼是父子关系,他们同修康熙癸亥志并分别是康熙癸亥志与康熙己丑志的主纂;杨以杰与杨以位是兄弟关系,他们一起参编了万历戊午志,其中杨以杰是主纂。因此,更准确地说,是瑞金西门杨氏主导了明清瑞金县志的编纂。
(9)瑞金西杨氏史记编撰小组编:《瑞金西杨氏史记》,第17—18页,2004年印。
(10)《瑞金西门杨氏七修族谱》“瑞金西门杨氏族谱世系图”,第1—64页,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再看谢姓。瑞金谢姓的族系也相当复杂,影响较大的有“北关谢氏”、“谢坊谢氏”、“叶坪谢氏”等。但据清道光《瑞金叶坪谢氏六修族谱》和民国《瑞金叶坪谢氏八修族谱》(11)可以确知,在参修县志的9人中,至少有7人来自叶坪谢氏。叶坪谢氏奉南宋迁入瑞金的谢宣郎为开基祖。参修县志的7位叶坪谢氏子弟分别是:第17世的谢元赏,第18世的谢长达,第20世的谢聘,第21世的谢重拔(康熙己丑志主纂)、谢重扬、谢重挥,第24世的谢柏峤。其中,谢重拔、谢重挥、谢重扬是兄弟关系,他们一起参加了康熙己丑志的编纂;谢聘是他们的父亲,是康熙癸亥志的“较阅”;谢栢峤是谢聘的玄孙,是乾隆癸酉志“校阅”。
(11)《瑞金叶坪谢氏六修族谱》“敏太位下禄公乾略房”,道光二十九年(1849)木活字本,《瑞金叶坪谢氏八修谱》(不分卷),民国十一年(1922)木活字本。
又看朱姓。瑞金朱姓,族系同样复杂。仅叶坪乡朱坊一村,就有两支拥有不同开基祖的朱姓,即“朱坊朱氏”和“贯下朱姓”。至1980年代,他们分别建居35代和30代,人口均在千人以上。(12)然而,参加明清瑞金县志编纂的朱姓人员,既非“朱坊朱氏”,也非“贯下朱氏”,而是“壬田朱氏”。据清修《瑞金壬田朱氏六修族谱》(13)可以确知,在参修明清瑞金县志的7人次中,至少有5人次是来自壬田朱姓。壬田朱姓于明初由赣州迁入,奉朱必高为开基祖。参修县志的4位壬田朱氏子弟,分别是第9世的朱康侯(康熙癸亥志主纂)和朱世官,以及第10世的朱云映(康熙己丑志主纂)和朱大仁。朱康侯与朱云映,朱世官与朱大仁分别是父子关系,朱康侯与朱世官则是同高祖堂兄弟。其中朱大仁先后参加过康熙癸亥志和康熙己丑志的编纂。
(12)瑞金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瑞金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年,第206页。
(13)《瑞金壬田朱氏六修族谱》(不分卷),修于清代,具体时间不详,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
可见,明清瑞金县志同姓修志人员之间几乎都是宗亲关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异姓修志人员之间大多则有姻亲关系。共同掌控着康熙癸亥志和康熙己丑志编纂的西门杨氏、叶坪谢氏和壬田朱氏均属姻亲。康熙癸亥志的两位主纂杨长世和朱康侯,后者是前者的侄外甥。参修康熙癸亥志的另外两名朱姓人员,朱世官是西门杨氏的女婿,朱大仁是西门杨氏的外甥。参修康熙癸亥志的谢聘,也是西门杨氏的女婿。在康熙己丑志中,杨以兼、朱云映、谢重拔三人同任县志主纂。参修康熙己丑志的朱氏2人:朱云映,朱大仁;谢氏3人:谢重拔、谢重挥、谢重扬;其中,朱云映是杨以兼的侄女婿;谢重拔三兄弟则是西门杨氏的外甥。易言之,所有参修康熙癸亥志与康熙己丑志的叶坪谢氏与壬田朱氏子弟,无一不是西门杨氏的女婿或外甥。
上述三个异姓修志人员之间的姻亲关系,可以追溯得更远。万历癸卯志的“纂集”谢元赏的哥哥谢元贺,他自己和一子两孙均娶妻于西门杨氏。元贺长孙启彦,是万历戊午志主纂杨以杰的女婿,次孙启章是万历癸卯志“纂集”杨正文的女婿。(14)参修万历戊午志的谢长达及其子启瀛、孙邦寀,连续三代娶妻西门杨氏。康熙癸亥志“较阅”谢聘及其子重捷、孙松暄也是连续三代娶妻西门杨氏。(15)康熙癸亥志主纂朱康侯的母亲来自西门杨氏,他的一个姑姑则嫁给了康熙癸亥志的另外一位主纂杨长世的堂兄弟杨永任,一个堂妹嫁给了杨长世的侄子杨以经,他的三个同胞姐妹全都嫁给了西门杨氏子弟。(16)壬田朱氏与叶坪谢氏之间也是姻亲关系。朱康侯是谢长达的女婿,他又将长女嫁给了叶坪谢氏子弟谢道珍;朱世官的继母,来自叶坪谢氏;康熙己丑志主纂朱云映的儿子,则娶了康熙己丑志另一位主纂谢重拔的侄女。(17)可见,西门杨氏和叶坪谢氏、壬田朱氏,在共同掌握县志书写权的明清之际,形成了以西门杨氏为核心的婚姻集团,沾亲带故,盘根错节。
(14)《瑞金叶坪谢氏九修族谱》(1995年修)第一册《艺文纪》,第45—46页。
(15)《瑞金叶坪谢氏九修族谱》(1995年修)第二册《乾道太世系》,第128—129页。
(16)《瑞金壬田朱氏六修族谱》(清修)“瑞太房”,第42—46页。
(17)《瑞金叶坪谢氏八修族谱》第四册《艺文纪》,第134—136页。
明清瑞金县志编纂人员之间的宗亲和姻亲关系,不只限于上述三个姓氏之间。又如胡姓,参修明清瑞金县志的人数共计6人次,分别是胡来章、胡来贺、胡朝极、胡裕昆(2次)、胡文绣。据民国《瑞金县孔胡氏族谱》(18),他们都是元末移居瑞金的开基祖胡从周的后裔。其中,胡来章与胡来贺是兄弟关系,他们分别参加了万历戊午志与康熙癸亥志的编纂。参修康熙癸亥志的胡朝极,他的堂姐是康熙癸亥志主纂杨长世的儿媳,(19)孙女则嫁给了谢聘的孙子。(20)先后参加康熙癸亥志和康熙己丑志编纂的胡裕昆,其曾孙女嫁给了康熙己丑志主纂谢重拔的侄孙。(21)
(18)《瑞金县孔胡氏族谱》,民国十八年(1929),木活字本。
(19)杨长世:《明经胡公虎文墓志》,载《瑞金县孔胡氏族谱》(民国修),第74—75页。
(20)《瑞金叶坪谢氏九修族谱》(1995年修)第二册《艺文纪》,第67页。
(21)《瑞金叶坪谢氏八修族谱》第四册《艺文纪》,第134—136页。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首先,明清瑞金县志书写权掌握在少数姓氏宗族手中,绝大多数姓氏宗族(约占87%)无缘直接参与县志编纂。其次,尽管瑞金县的姓氏族系相当复杂,参加县志编纂的同姓人员之间大多却是同宗关系。再次,异姓修志人员之间,大多存在姻亲关系。最后,明清瑞金县志的编纂权实际上是由西门杨氏、叶坪谢氏、壬田朱氏等宗族以及由他们结成的姻亲集团所控制。当然,西门杨氏在明清瑞金县志编纂史上的主导地位,大概得益他们在科名宦业上的成功。西门杨氏是明清时代瑞金县域科名宦业最为成功的家族,明代瑞金出文举人9位,西门杨氏占其3;文进士2位,西门杨氏占其1。清代瑞金出文举人33人,西门杨氏占其9;文进士3人,西门杨氏占其2。登载于县志的明清时期由科举成功入仕的西门杨氏子弟多达40余人,位列瑞金各姓氏之首。其中,杨以杰由举人在明万历年间官至贵州都匀知府;杨方立则由进士于清乾隆年间官至鸿胪寺正卿,他们分别是县志所载明清两代瑞金县域品级最高的官员。叶坪谢氏与壬田朱氏在康熙癸亥志和康熙己丑志编纂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清之际也是这两个家族在科举宦业上最为成功的历史阶段。叶坪谢氏所出的3位举人,壬田朱氏所出的2位举人,都是集中在明末清初。(22)因此,是否有人参加县志编纂,是否拥有县志主纂之职,或者何时参加以及何时拥有县志主纂之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科名宦业为核心的宗族实力及其升降态势。
(22)光绪《瑞金县志》卷6《选举志》,第157—161页。
二、化私为公:明清瑞金县志的族谱化
少部分地方宗族对县志编纂过程的控制,为他们将宗族历史导入地方县志,将私家历史转换为公共历史创造了有利条件。掌握着明清瑞金县志编纂权的姓氏宗族,他们在人物志中为宗族成员立传,在艺文志中收录宗族成员的诗文,在其它各个卷类门目中设法安插有利彰显宗族地位的资料,使得明清瑞金县志披上了浓郁的私家族谱的色彩,呈现出地方县志族谱化的特征。
首先,县志编纂者努力为宗族成员在人物志中作记立传。只要对人物志新增传记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县志编纂者无不在人物志中为其直系祖先或宗族成员谋得了一席之地。在康熙己丑志中,8位县志编纂人员的父亲,无一例外被写入了县志。此外,至少还可以确定的是,其中谢重拔为自己的一个亲弟弟、杨以兼为两个堂兄弟和两个族侄,朱大仁为自己的堂叔,分别在县志人物志中安排了传记。(23)在康熙癸亥志中,县志主纂朱康侯的父亲、祖父、曾祖、高祖,或被入传“乡贤”,或被入传“义行”。县志“较阅”朱世官的父亲、祖父、曾祖、高祖,或被入传“乡贤”、或被入传“义行”。县志“较阅”谢聘的父亲、祖父,分别被入传“孝友”和“义烈”;县志“参订”胡来贺的两位哥哥,分别被入传“文学”和“隐逸”,胡来贺本人则被入传“义行”;县志“参订”胡朝极的父亲、祖父,一并被入传“义行”;县志“参订”谢惟璧的父亲,也被入传“义行”。(24)在乾隆癸酉志中,县志主纂杨于位的父亲、伯父、叔父三人均被入传“孝友”,县志“董修”刘份、赖定俸的父亲也一并被入传“孝友”。有的县志甚至出现了县志编纂者儿子的传记。如康熙癸亥志主纂杨长世的亡子被入传“文学”;(25)康熙己丑志朱大仁的亡子则被入传“孝友”。(26)
(23)康熙《续修瑞金县志》卷10《人物志》,第274—288页。
(24)康熙《瑞金县志》卷8《乡贤志》,第121页。
(25)康熙《瑞金县志》卷8《乡贤志》,第115页。
(26)康熙《续修瑞金县志》卷10《人物志》,第284页。
以上是仅凭人物志的信息就能确认的传主与县志编纂者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的例子。事实上,在新增人物传记中,与县志编纂者存在亲属关系的传主人数当会更多。可以说,拥有了参加县志编纂的机会,也意味着拥有了将其直系祖先或宗族成员入传县志的机会。于此最夸张的事例,大概是上述参修康熙癸亥志的朱康侯与朱世官两位堂兄弟,他们一次性地将其自父亲至高祖的所有父系直系先辈全部入传县志。万历癸卯志新增的“孝友”杨存义(27),“生于明洪武癸丑,殁于天顺辛巳”。(28)然而,其孝友事迹没有被载入离其去世最近的82年后所编纂的嘉靖壬寅志,却被载入了离其去世更远得多的142年后所编纂的万历癸卯志。究其原因,是因为万历癸卯志有其直系后裔杨以杰等人参加编纂,而嘉靖壬寅志却没有。康熙己丑志的“较阅”钟定曮,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通过“补遗”的方式,将逝于清顺治年间却未被康熙癸亥志入传的父亲钟吕入传“文学”。(29)在瑞金县处于政权真空状态的明清鼎革之际,在一场无所谓公平正义的主佃混战中被杀死的谢长震,由于其直系后裔谢聘、谢重拔、谢柏峤等人参与县志编纂,在康熙癸亥志中被塑造成忠于明朝的“义烈”之士,尔后又在乾隆癸酉志中被改塑成忠于清朝的“忠烈”之士。(30)
(27)万历《瑞金县志》卷9《人物志》,第337页。
(28)《瑞金西门杨氏七修族谱》(民国年间修)“应景仕存时”,第5页。
(29)康熙《续修瑞金县志》卷10《人物志》,第283页。
(30)参见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县志编纂与地方社会:明清〈瑞金县志〉研究》,第三章第四节“人物、宗族与国家认同:以谢长震“忠烈”形象的建构为例”,第116—133页,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博士学位论文。
事实上,每修县志的新增人物传记,绝大多数都来自县志编纂人员所在的宗族。如万历癸卯志新增人物传记32位,其中来自编纂人员所在的宗族23人,约占新增人物传记总数的72%;康熙己丑志新增人物传记68人,其中来自编纂人员所在的宗族43人,约占新增人物传记总数的63%。在县志新增人物传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县志编纂人员的亲戚。康熙癸亥志新增“义行”胡炳,是县志主纂杨长世的亲家。(31)康熙己丑志新增“义行”王万祥,是县志主纂朱云映的姐夫;(32)新增“义行”李茂阳,则是另外一位主纂谢重拔的岳父。(33)
(31)康熙《瑞金县志》卷8《乡贤志》,第123页。
(32)康熙《续修瑞金县志》卷10《人物志》,第285页。
(33)康熙《续修瑞金县志》卷10《人物志》,第286页。
在县志中安插宗族成员的“潜规则”,为那些长期控制着县志编纂权的宗族在人物志的编排中努力体现宗族世系的部分特征创造了条件。迨至清乾隆癸酉志,西门杨氏和叶坪谢氏、壬田朱氏已经构建起了长长的宗族父系传记链。西门杨氏构建的父系传记链最长,从第七世至第二十二世的每个世代都有宗族成员入传县志,他们大多是担任过县志主纂的杨以杰、杨长世等人的直系九世祖杨存义的后裔。类似的情形复见于叶坪谢氏和壬田朱氏。从大量入传县志的叶坪谢氏宗族成员中,可以梳理出叶坪谢氏自第十六世至第二十二世的完整父系传记链;其中绝大多数宗族成员,又都是担任过县志主纂的谢重拔的直系十六世祖谢乾道的后裔。从大量入传县志的壬田朱氏宗族成员中,可以梳理出壬田朱氏自第四世至第十一世的完整父系传记链,入传县志的宗族成员,无一例外是担任过县志主纂的朱康侯、朱云映的直系四世祖朱荣盛的后裔。
县志编纂者不仅努力将宗族父系传记导入人物志,而且设法在唯一向妇女开放的贞、孝、节、烈中安排其宗族妇女。隆庆壬申志的参修人员许宗庆,将其亡妻刘氏入传“贞节”;万历癸卯志的参修人员谢元贺,将其直系十三世祖谢惟节之妻刘氏入传“贞节”;(34)康熙癸亥志的主纂朱康侯,将其四位族祖的妻子入传“贞节”;(35)康熙己丑志的主纂谢重拔,将其叔母入传“节妇”;(36)乾隆癸酉志“校阅”谢柏峤将其祖母入传“节孝”;乾隆癸酉志的“董修”赖定俸,在“节孝”中安插的宗族妇女,更是多达十人。(37)事实上,县志中的绝大多数节烈妇女,正是来自编纂人员所在的宗族。以清乾隆癸酉志为例,该志新增节孝妇女117人,其中86人来自县志编纂人员所在的宗族,约占新增节妇总数的74%。主导着乾隆癸酉志编纂的西门杨氏更是一姓独大,在人物志中安插了32位宗族妇女的传记,约占新增节孝妇女总数的27%。
(34)万历《瑞金县志》卷9《人物志》,第351、352页。
(35)康熙《瑞金县志》卷8《人物志》,第128页。
(36)康熙《续修瑞金县志》卷10《人物志》,第290页。
(37)乾隆《瑞金县志》卷7《人物志》,第324—331页。
必须指出的是,在明清中央王朝颁布的修志凡例中,对入传方志的人物往往会有一个指导意见。省、府檄修方志,一般也会下发类似的指导意见。这类指导意见,对人物传记有一个类别化的要求,旨在统一方志体例,而对人物立传的条件却并没有明确规定。各县编纂地方志时,大体上会在参照这类指导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拟订人物类别与立传原则。这些原则一般反映在县志的“凡例”或人物志引言中。然而,这些立传原则却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例如,明万历癸卯志在人物志中,对立传原则作了如下说明:
有以丰采著,有以循良著,亦或庶几焉。他如孝孚于家,德行于里,与慕义而勉修一节者,亦各有所长,以自为不朽,故核实而并载之。至于贞女节妇,嗜苦如饴,尤风化所自出,特胪列于后,以备当时镜藻之林云,作人物志。(38)
 (38)万历《瑞金县志》卷9《人物志》,第321、322页。
这一立传原则清康熙癸亥志全盘因袭,乾隆癸酉志也只是对人物志中的类别、排序稍微进行了调整,并增加了若干类别,其余并无新论,而是一因故事,“以此类推”。(39)至于何谓“以丰采著”、“以循良著”、“孝孚于家”、“德行于里”,这里并没有明确的尺度标准,不具有可操作性。这就为县志编纂者们滥立传记留下了极大的运作空间。道光壬午志主修知县蒋芳增也注意到这点,他因此批评“旧志于文苑、义行二册,审择未当,荃艾杂收。”(40)事实上,“荃艾杂收”的现象自不会仅限于“文苑”与“义行”,只是在这两种人物类型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而已。
(39) 乾隆《瑞金县志》卷首《凡例》,第160、161页。
(40)道光《瑞金县志》卷首《凡例》,第7页。
县志编纂者不仅在人物志中为自己的直系祖先和宗族成员立传,努力体现宗族世系的部分特征;而且在其它各卷目中也安插了大量有利于彰显宗族社会地位的记录:有关宗族成员的诗文、第宅、坟墓、义举、人际关系、正面传闻等。
艺文志是县志编纂者安插宗族资料的重要门类。他们将自己和宗族成员的诗文大量登载其中,如康熙己丑志收录诗文68篇,其中有28篇的作者是县志编纂者自己;有24篇的作者是县志编纂者的宗族成员;另外16篇的作者是地方官员和县志编纂者的亲戚朋友。(41)在康熙己丑志中,登载诗文最多的是县志主纂朱云映,共计10篇,约占整个新增诗文篇数的15%。从新增诗文的内容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县志编纂者或其宗族成员为记录对象的作品,或描写其居处园囿,或彰显其社交关系,或寄托对县志编纂者宗族成员的悼念哀思。康熙己丑志收录了以县志主纂杨以兼的居所“适园”为题材的诗作11首;康熙癸亥志收录了反映主纂杨长世方外之交的诗作4首以及悼念其族侄杨以任的诗作14首。在这里,艺文志被县志编纂者异化成了展示自身文学才情和建构宗族文化形象的平台。
(41)康熙《续修瑞金县志》卷8《纪言志》,第233—258页;卷9《诗》,第259—273页。
在舆地志、食货志、营建志、祀典志、杂志等其它各种卷类门目中,也同样插入了各种表征县志编纂者及其宗族社会地位的记述:为民请命的先祖、县域公共工程的首事、地方兵防的领导、族人的枋表坟墓、精美的园囿、吉祥的预兆,等等。康熙己丑志就有数十处关于县志主纂杨以兼及其族人修学宫、寺庙、桥梁、台塔等善举义行的记录。此外,县志编纂者还设法在相应门目中建构其先祖曾为地方社会舍身谋福祉的公义形象。例如,万历癸卯志“里甲”目下就插入了如下内容:
洪武年间,本县膏腴田业被军占为七十二屯而不载粮,以致虚粮重累。浮乡一里民杨景华,因充粮长经解,奋然漆头奏闻,命未下而归卒于采石。其子仕隆、仕忠复题结正。钦差官临县踏勘,遂将虚粮派入军屯,以纳子粒,因并图分作五乡八里,民始得苏。(42)
(42)万历《瑞金县志》卷3《食货志》,第93页。
关于瑞金乡里的古今演变,嘉靖壬寅志早有论述,称古有四乡十九里,今为五乡八里,至于里甲数量大减的原因,其中只言“俱久废”,并未提及杨景华父子的故事。(43)将这则故事安插进来的,显然是参加这次县志编纂的杨景华的裔孙杨以杰、杨可依等人。生活在距离万历癸卯志的编纂两百多年前的杨景华,其父子三人为乡民奏减浮粮的故事是否真实可信,瑞金乡里数量的演变与他们是否真有关联?囿于史料,我们均已经无从考证。毫无疑问的是,西门杨氏自此却多了一项自我标榜与夸耀的话语资本。如康熙癸亥志“杨以称”传曰:“其祖景华自漆其头,为一邑奏免虚粮,今称复为一邑革除里役,可谓世德相承,利及百世云。”(44)又如乾隆癸酉志对“杨存义”的传记修改补充曰:“杨存义,父仕忠,即继伯父景华为邑人吁免虚粮者。”(45)
(43)嘉靖《瑞金县志》卷1《地舆志》,第9页。
(44)康熙《瑞金县志》卷8《乡贤志》,第108页。
(45)乾隆《瑞金县志》卷6《人物志》,第283页。
县志编纂者还在“杂志”门中,安插了大量有关其族人的传说故事。例如,乾隆癸酉志插入了县志主纂杨于位的族人杨长世、杨以兼、杨以杰、杨枝远、杨尔宽等多人的传说故事。(46)这些传说故事或言传主诚信无欺人格高尚,或言传主富贵官阶早有命定,或惋惜传主才学非凡却英年早逝。与“杂志”中其它负面人物故事不同,只要关涉县志编纂者族人的故事无一不是正面形象的类型。
(46)乾隆《瑞金县志》卷8《艺文志》,第417、418页。
更有意思的是,有的县志卷首之图也成了县志编纂者及其宗族成员展示绘画技艺和文学素养的文化长廊。如康熙癸亥志卷首12幅图,其中8幅(“绵江八境”)有题诗落款,作者均是县志编纂者自己或其宗族成员。乾隆癸酉志一度将题诗落款一一抹去,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彰显地方县志乃“天下公器”的性质。然而,在清道光壬午志和光绪乙亥志的卷首之图中,作者的署名再次重现,并由风景图扩展到了包括县境图在内的所有卷首之图。
综上所述,县志编纂者几乎垄断了每一次县志编纂的新增内容,他们在各卷目中安插了体现宗族地位和声望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在人物志的编排中努力体现宗族世系的部分特征。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以其宗族的实力、能力和权力,具备更多为方志记录的客观前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们对县志编纂过程的直接操控。
三、内在理路与外力交织:明清地方县志族谱化的原因
地方县志的族谱化,并非明清瑞金县志的孤立现象。章学诚对方志“原属天下公器,非一家墓志寿文”(47)的批评,反映出这种现象的普遍性。(美)戴思哲对万历《新昌县志》、刘永华对道光《平和县志》的个案研究,也支持了章氏的批评。(48)笔者认为,明清时期地方县志的族谱化,是方志发展的内在理路与明清时期宗族观念的强化、地方官绅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等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
(47)章学诚著、仓修良编纂《文史通义新编纂》外篇四《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41页。
(48)(美)戴思哲《谈明万历<新昌县志>编纂者的私人目的》,载王鹤鸣主编:《中华族谱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162页。刘永华、朱忠飞:《道光<平和县志>介评》,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第二届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究讨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第一,明清方志记事范围的拓展,为地方县志的族谱化创造了条件。地方志自东汉迄于北宋,千余年间,曾以地记、地志、图经等名称和形式长期流行。迨至南宋,发展成为定型方志。与之相应的是,方志的记事范围,也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在隋唐之前,方志是专记地理沿革的地理书。北宋以降,方志记事拓展至人文历史。乐史编纂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被视为后世方志记录人物、艺文之滥觞,“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例皆始于史。”流风所及,迨至元、明以降,既往方志重地理轻人文的现象发生了根本逆转,正如四库馆臣所指出的,“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49)
(49)《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94、596页。
清乾嘉年间,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的论争,反映了学者们对此前方志发展历程的反思和理想目标的不同主张。章学诚“志属史体”、“方志如古国史,非地理专门”、“方志乃一方之全史”等观点,相对戴震“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的观点(50),显然是对隋唐以降方志发展脉络与趋势更切实际的反映。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无论在中央王朝的理想设计中,还是在具体的编纂实践中,都远远超越了地理沿革的范围。明永乐十六年颁发布《纂修志书凡例》,其对人物、艺文的收录,已经相当宽泛。明清瑞金县志的编纂,虽则没有经历图经、地志等发展形式,而是直接对接了明代中后期的方志体例;但就记述内容的变化来看,它还是经历了一个人文历史日渐受得重视的过程。明清瑞金县志的编纂趋势是门目越编越多,篇幅越编越大,而新增门目与篇幅,又无不以人物、艺文为主。从嘉靖壬寅志到光绪乙亥志,人物志与艺文志的篇幅从36%增至72%。因此,元、明以降方志记事对地理范围的突破,不仅为地方官绅“假借夸饰以侈风土”搭建了平台,也为方志编纂者实现私人目的提供了方便。
(50)章学诚著、仓修良编纂《文史通义新编纂》外篇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84页。
第二,明清时期宗族建设运动的活跃,为地方县志的族谱化增添了动力。在方志编纂经常化的明清时代,修志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已经溶于地方社会,成为构建地方文化形象和文化秩序的重要载体。与此相伴的是,以尊祖敬宗收族相标榜,以置办族产、编纂族谱、建立祠堂为主要内容的宗族建设运动也逐渐铺展开来。据林晓平的调查,赣闽粤边区的客家祠堂80%建立于明清时期。(51)梁洪生就公藏近千部族谱留下的印象是,清代康乾以后,赣南等移民区是江西谱牒比较有生气的地方。(52)饶伟新研究认为,赣南乡村宗族的发展大致经历明中后期的初步发展,清前期的普遍成熟,清中叶以来的同姓联宗新趋势等三个历史阶段。(53)瑞金县的宗族建设运动尽管可以上溯至宋代,但其普遍展开也要晚至明清时期。以族谱编纂为例,且不论明清时代来自赣中或闽、粤的大量移民,就是宋代移居瑞金的世家大族,其初修族谱的时间大多只可追溯到明代,族谱的大量编修是在清康乾之后。如南宋年间由兴国迁入的西门杨氏和叶坪谢氏即是显证。西门杨氏始修族谱于明天启年间,此后续修于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光绪年间。(54)再看叶坪谢氏,其始修族谱于明弘治年间,此后续修于明万历、清康熙、乾隆、嘉庆九年、道光、光绪年间。(55)又如清代理学家罗有高所在的密溪罗氏,也堪称瑞金望族,南宋由兴国迁入,初修族谱于明末崇祯年间,此后续修于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1908)。(56)再如作为赣南著姓,也是瑞金著姓自称是唐代钟绍京的后裔的东关钟氏,南宋由兴国迁入,始修族谱于明成化年间,此后续修于明天启、清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57)瑞金蓼溪赖氏,据说早在南宋就修有“家谱”,但此后宗族建设运动一度中断;进入明朝,蓼溪赖氏首次启动“族谱”编纂,则要晚至天启年间。此后续修于清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年间。(58)
(51)林晓平:《客家祠堂与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52)梁洪生:《江西谱牒与地方社会文化变迁——<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自叙》,载王鹤鸣主编:《中华族谱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3—51页。
(53)饶伟新:《明清以来赣南乡村宗族的发展进程与历史特征》,载《“赣州与客家”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298页。
(54)杨绳武:《西杨七修族谱序》,载《瑞金西门杨氏七修族谱》(民国年间修)“序”,第4—5页。
(55)《瑞金叶坪谢氏八修谱》(民国年间修)“前修族谱序”。
(56)罗静山:《密溪罗氏六修族谱序》,《瑞金密溪六修族谱》,光绪三十四年(1908)木活字本。
(57)陈衍新:《瑞金东关钟氏重修族谱序》,《瑞金东关钟氏族谱》,民国三十五年(1946)铅印本。
(58)同治《瑞金蓼溪赖氏五修族谱·谱序》。
可见,瑞金县宗族建设运动的普遍展开是在明朝末年,清康、乾以降趋于活跃。随着族谱编纂的兴盛,宗族观念的增强,加之县志编纂溶为地方社会的一种文化理念,以宗族成员入传县志为荣,将宗族成员的生平业绩推向地方县志以光耀宗族的思想,逐渐成为地方士绅的价值追求。县志中有关宗族成员的记载,常常成为族谱编纂者们乐于称引的话语。诸多瑞金族谱的人物志中,在入传县志的族人传记后面无不标明“事载邑志”的字样。有的族谱编纂者为族人作记立传预设的目标,就是希望传主事迹能被县志采录。《瑞金九堡灞溪钟氏七修族谱》的编纂者就宣称:“援笔葫芦,撰次梗概,以待采择焉”,“且采实迹,编入邑乘,待征史馆以为宗族光。”(59)
(59)《瑞金九堡灞溪钟氏七修族谱》,清代修,具体编修年份不详,上海图书馆藏。
族谱中的人物传记能否被县志取材,一方面取决于该人物事迹是否有利于彰显地方县志倡导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该人物事迹能否进入县志编纂者的视野,或者说传主的后裔及其宗族是否有将之推向地方县志的能力。在诸多族谱传记中,最可能被县志采择而不致遗漏的,毫无疑问是那些主导着县志编纂权的宗族。参加县志编纂的地方士绅,往往也是其宗族族谱的主要编纂者。如万历癸卯志的主纂杨以杰,是西门杨氏初修族谱的发起人;康熙己丑志的主纂杨以兼,是西门杨氏二修族谱的发起人;乾隆癸酉志的主纂杨于位,是西门杨氏三修族谱的主要组织者。(60)康熙己丑志的主纂谢重拔以及同与修志的兄弟谢重扬、谢重挥等人,则是叶坪谢氏三修族谱的重要成员。(61)他们撰写了诸如谱序、祠记、墓志、传记、寿文等大量宗族文献。这些集县志与族谱编纂于一身的地方士绅,不仅有着强烈的宗族观念,而且也熟知自己宗族的历史。作为县志编纂者,他们最清楚可以将宗族中的哪些先辈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将之安排在县志中的何类卷目之中,在为构建地方历史文化形象服务的同时,又为确定其宗族的现实地位做出贡献。
(60)瑞金西杨氏史记编撰小组编:《瑞金西杨氏史记》,第97—101页,2004年印。
(61)谢重拔:《三修族谱序》,载《瑞金叶坪谢氏八修族谱·前修族谱序》。
第三,明清时期地方官绅之间的互利合作,为地方县志的族谱化敞开了绿灯。人们不禁会问,地方县志毕竟是官修性质的公共历史记录,与县志编纂者没有任何宗亲关系的主修知县及县学教谕、训导等地方官员,何以能容忍县志编纂者私人目的的肆意扩张?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明了明清时期地方士绅的地位及其与地方官员之间微妙的互利合作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士绅是在经济、法律、礼仪等方面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迨至明清时代,地方士绅是沟通官与民的中介,是地方事务的实际领袖。作为最接近百姓生活的行政官员,他们深谙“为政不得罪于巨室,交以道,接以礼”(62)的道理,毕竟“地方利弊,可以采访。政事得失,可以咨询。岁时伏腊,讲射读法之余,可以亲正人而闻正言。上之有裨于吏治,次之有益于身心。”(63)地方士绅不仅是备地方知县“采访”、“咨询”的顾问,也是地方知县为政一方的主要依靠力量。清康熙癸亥志的“较阅”朱世官,据说“邑长有疑难事,辄就其家谋之。”(64)参加县志编纂的地方士绅,也往往是其时县域诸如修桥筑路、兴修水利、创建台塔祠庙、修缮官署城垣等公共工程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募资者和领导者。在动乱时期,这些头面士绅往往也是地方防务的组织者。万历戊午志的主纂杨以杰,在天启年间防犯闽粤流寇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康熙癸亥志的“较阅”谢聘,则在“三藩之乱”时的地方防务中做出了重要贡献。(65)在经济文化落后,民风强悍,动乱频繁的明清瑞金县域,知县对地方士绅的依赖程度或许比其它县域还要更强。
(62)(清)徐栋辑:《牧令书》卷16《教化》。
(63)田文镜:《钦颁州县事宜》,载《宦海指南五种》,咸丰九年(1859)刻本,第29—30页。
(64)乾隆《瑞金县志》卷6《人物志》,第296页。
(65)乾隆《瑞金县志》卷6《人物志》,第292页。
知县交好士绅,也因为后者形成的舆论将影响到前者的考绩和仕途。地方知县的官阶不高,在参加县志编纂的人员中,有时会有与其官阶相当甚至更高的地方士绅。如参加编纂万历戊午的地方士绅,就有1位知府和2位知县。即便是一般的儒学生员,他们形成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地方知县官声的好坏,即所谓“绅士为一方领袖,官之毁誉多以若辈为转移。”(66)儒学生员的评论,一方面直接关系到知县去任后能否入祀名宦,地方名宦的推举多由学校生员共同商榷。明人海瑞曾说:“有未举者,诸生商榷举之;举之未正者,商榷请废之。”(67)另一方面,儒学生员的评论又将部分左右地方官员的考课和升黜。谈迁曾记曰:“布、按二司暨巡按御史考课,多偏信里老生员之言为去留,不知其假公济私,是非颠倒,乞敕抚按毋徇其私。”(68)可见,一些地方知县为了获得好的考课成绩,不仅惮于开罪生员,甚至还曲意讨好生员。更何况,地方知县也难免有借修县志之机实现私人目的的动机。他们一般不会放过这一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难得契机,将自己在任期间的营建兴创、诗赋文章载入县志以传不朽。明清瑞金县志的主修知县无一不在营建志中写下自己的兴建创造,也无一不在艺文志中留下自己的诗赋文章。道光壬午志与光绪乙亥志的主修知县蒋芳增与张国英,更是将“阳湖蒋芳增纂修”、“武进张国英重修”这一表明自己籍贯、姓名与职掌的信息,刊刻在县志的每卷首左。入载县志对于知县的吸引力,更夸张地体现在这样的事实中:乾隆癸酉志刊刻于乾隆十八年,后一年到任的知县刘太年将其籍贯姓名“兴平县刘太年”六字,毫不客气地补刻在卷首修志姓氏的“总裁”目下,与前任知县实际之“总载”郭灿并列。(69)光绪乙亥志刊刻于光绪元年,光绪二年到任的知县曹承志,亦对县志原版稍作修改,将自己的姓名籍贯与到任时间补刻在《秩官志》之中。(70)
(66)(清)徐栋辑:《牧令书》卷16《教化》。
(67)海瑞:《海瑞集》上编《教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页。
(68)谈迁:《国榷》卷二十二,“宣宗宣德七年八月壬子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439页。
(69)乾隆《瑞金县志》卷首《姓氏》,第162页。
(70)光绪《瑞金县志》卷5《秩官志》,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收藏影印本。
可见,县志编修为历任主修知县提供了自书政绩和载入史册的难得契机,历届瑞金主修知县也确实毫不掩饰地将自已当政期间的政绩一一载入了县志。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将地方县志编纂成了主修知县的政绩簿。由此可见,县志编修可以让地方官员与地方士绅实现利益共享,各得其所。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在充分满足地方士绅私人目的的同时,也通过自书政绩为其身后之名的精心设计做好铺垫。明清瑞金县志的10位主修知县,有7位在下一届的县志编纂中被评为了“名宦”。主修知县被评为名宦的概率(70%),远远高出了明清时期瑞金知县被评为名宦的平均概率(22%)。(71)他们被评为名宦的理由,又恰恰是其主修的县志所记录下来的他们在任时的政绩。
(71)光绪《瑞金县志》卷5《秩官志》,第149—156页。
四、结语
明清瑞金县志的书写权掌握在少数姓氏宗族手中,科名宦业最成功的西门杨氏,无论参加县志编纂的人数,还是拥有县志主纂的职位,相对其他姓氏宗族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叶坪谢氏、壬田朱氏等一度在科名上较为成功的宗族,也在相应历史时期的县志编纂中,出任过主纂之职,扮演过重要角色。参加同一部县志的编纂者,同姓人员之间往往是宗亲关系,父子兄弟同修一部县志的情形,在瑞金县志编纂史上并不少见;而异姓修志人员之间,又往往存在姻亲关系。可以说,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万历以降,瑞金县志的编纂权实际上长期被以西门杨氏为核心的姻亲集团所控制。
明清瑞金县志的编纂者与县志新增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表明,大多县志编纂者都设法将其私家历史导入地方县志而转换为公共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在人物志中为宗族成员立传,在艺文志中收录宗族成员的诗文,在其它各个卷类门目中安插有利彰显宗族地位的资料。不同的姓氏宗族,因着在县志编纂史上的不同地位,层累地建构起了长度不一的宗族父系传记链和导入了广度不一的家族资料,努力体现宗族世系的部分特征。明清地方县志的族谱化,既是唐宋以降方志文类的记事范围由地理拓展至人文这一内在理路的必然结果,又与明中后期以降地方宗族建设运动的兴起和宗族观念的强化密切关联;而地方官绅之间互利合作的微妙关系,则为县志编纂人员私人目的的实现和地方县志的族谱化开了绿灯。
明清地方县志的族谱化提示我们,地方县志中大凡关涉邑内人物的记载尤其是人物传记,可能并非像想象中的那样,是由第三者作出的“纯客观”事实的记录。相反,它在县志编纂史上的编写与再编写、解释与再解释,很可能是经由传主的某个直系后裔或宗族成员基于当下考虑而直接操控的结果。这个时候的“历史学家”,实际上就是作为县志编纂者的某个宗族精英。在这层意义上,试图把地方县志中的这类素材,作为重建区域社会历史过程的实在性地方资料的历史研究者,只不过是继承了他们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