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缫丝为代表的近代机器工业,是与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不同的一种新事物,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就在于蒸汽机的使用,机器的使用代替了手工生产的大部分劳动力,对传统的手工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但机器工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机器工业一出现就引起了民众的诸多反对。但不可否认的是各自利益之间的一种冲突。清光绪七年(1881年)10月5日南海丝织手工业行会“绵纶堂”一千多工人捣毁学堂乡裕厚昌丝厂就是典型的代表性事件。南海县本为手工丝织业繁盛之区,机工不下万余人。机器缫丝出现之后,效率大大提高。而且机丝比手车丝匀称、光洁,质量好,因此售价也高,利润优厚,主要以出口为主。1881年,江浙蚕茧歉收,上海生丝出口剧减,欧美商人转向广东求购。广东土丝大量输出,内销不足,以致于机工无法在市场上买到足够的生丝纺织,造成了大量的停机。丝织工人迁怒于专营出口的蒸汽缫丝厂。时任南海县令徐赓陛对事件有所记载:“光绪七年八月十三日(1881年10月5日),正值该机户先师神诞,各工云集,散福时剧钱饮酒。酒后忽有一人倡言机器害其本业,不如聚众前往拆毁,一唱百和。遂另有一人声言,纠众必须建旗,自在身间出钱一百文,投入铜盆,扬言愿出赀者,照此投钱。登即积钱至二十余千文,分买白布制成旗帜,上书锦纶行字样,前往裕厚昌蜂拥入门,毁其机器,乘势掠去茧料一万余斤,并衣服零星物件。”(清·徐赓陛:《不慊斋漫存》卷6,《学堂乡滋事情形第一禀》,光绪三十年(1905年)刊本,第21页。)随后又打算捣毁同乡的继昌隆及其他几家丝厂。风潮不断扩大,后被官府各打五十大板所弹压。为此,官府特出告示严禁专利,“盖地方之莠顽必当究治,而小民之生计尤应兼筹,今以一家射利而使千百穷黎失其恒业,其必起而争者势也。若以此事可原稍从宽贷,而使千百无赖浸长刁风,遂至目无法纪亦势也。势既两穷,理又各绌,自应严杜专利以遂民生,更应严治首谋以挽风气候。”(清·徐赓陛:《不慊斋漫存》卷6,《禁止丝捐晓谕机工示》,光绪三十年(1905年)刊本,第17-18页。)1881年的广州口岸贸易报告对此事也有记载:“10月5日,在距广州30里的南海县西樵附近,一些中国商人开办的用西式机器缫丝的工厂,因民众反对,引起骚乱而停工。反对者认为西式机器将使自己失去生计。骚乱在军队赶到时才停止,幸未蔓延,但己造成伤亡,一台机器毁坏,1万斤蚕茧损失。地方当局主张镇压骚乱,但强调使用节省劳力的机器,必须在官方的主持下进行,以防止厂主为追求大量利润和谋取垄断而损害劳工利益。”(《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当事情发生时,清政府的地方官员,却在火上浇油,勒令所有丝厂“克日齐停工作”,并且使用武器对待机器,派兵把各处缫丝机器一一查封。从时任知县徐赓陛的处理方式来看,也是一种左右逢源的态度。一方面对闹事者进行严厉的惩办;另一方面从民众生计考虑,将缫丝厂下令停办。地方官府是中央政府的直接代表,代表的是最上层的利益,商人创办的机器工业,其利润大部分归自己所有,说到底就是与官方争夺利益。在广东内地无法立足的丝厂,一度纷纷把工厂迁到澳门,在1882年一年之中,就有三家工厂从广州迁到那里。这一事件的影响,持续不断,机器缫丝厂时有被盗的危险,其影响更波及到与之相关的行业。如1888年11月,机房之织辫栏干者,金花、彩金两行械斗。督宪下令南海县将为首者严办,以致机房停工,机匠废业。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第二年,因有人不服加之挑拨离间,手工织工向机工寻仇,可见,手工工人对机器生产夺其生计的极力反对。初时,这场风潮并没有引起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注意。直到1886年12月,清朝海军衙门以广东兴办机器缫丝以来所产的外销丝价值倍增为由,下令两广总督调查现办情形,机缫丝是否与民间手工兴办有所冲突。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派候补知县李长龄对各县的丝厂情况进行调查后,将情况答复给海军衙门。在张之洞的复文中,只字不提1881年的骚乱,也不提六年前广东当局曾以维护“小民生计”,命令南海县丝厂关闭的事实,而是特别强调了机器缫丝等行业无碍于商贾之贸易。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洋务派的张之洞,为了促使清政府下决心采取支持和鼓励引进发展近代缫丝工业的政策,对1881年的情况作了隐瞒,从而使清政府打消了疑虑,作出了采取奖励民营缫丝工业的明确决策。此后,机器缫丝的产量不断增加。虽然时有类似的骚乱发生,但从广州口岸出口的机缫丝数量来看,土制丝已经远远不能与机缫丝相比了。虽然清政府下令粤省要劝导商民,广为兴办,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当有人在南海禀请开设机器缫丝厂时,两广总督却仍以“商民设立机器缫丝,专利病民”为辞,不许“擅制”。综上分析,机器生产的出现,对传统的生产方式而言,是一种全新的事物。机器破坏手工业劳动者的生存条件,手缫工人因机缫的兴起而停缫,手织工人以手工缫丝供应的减少而停织,他们受到失业的威胁,因而抵制机器缫丝,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者对劳动手段之粗暴的反抗,是初次和机器一同发生的”,“在新被采用的机器与相传下来的手工业经营和手工制造业经营互相竞争的地方暴露得最为明显。”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当权政府官员必须做出适当的处理,即所谓“天下事逆而制之难为力,顺而导之易为功”。而一个国家能否对新技术的采用做出正确的决定,则是生产方式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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