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们提起东北抗日联军,往往都会想起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中等著名抗日英雄及其英勇事迹,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抗日联军最早的创始人罗登贤。因为,他牺牲得早、宣传得少,因此鲜为人知,其名字也几乎被人淡忘。特别是在广东,甚至他的故乡佛山,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事迹。

 
 
罗登贤(1905-1933),原名罗光,化名光生、达平。广东省南海县南庄(今禅城区南庄镇)紫洞隔巷村人。罗登贤自幼父母双亡,由在香港做工的姐姐抚养。11岁时在香港太古船厂当学徒,师满后在厂里当钳工。资本家对工人的无理欺压,使他非常气愤。1922年,他参与发动工人成立维护自己权益的太古船厂工会。接着他又发动铁工、铅铜铁喉和钨厂等行业工人成立香港金属业工会,成为该会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当上香港海员工会的秘书。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他协助苏兆征发动海员和金属业工人参加省港大罢工,并率领香港罢工工人回到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1925年9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时,他积极发动香港金属业、机械业罢工工人参加东征宣传队和运输队。1926年4月,罗登贤任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党团书记,并被选为中共香港市委委员,任市委常委。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党转入地下活动,成立中共广州市委,罗登贤任市委委员。在白色恐怖形势下,他来往于广州、香港,进行秘密工作。协助吴毅和周文雍发动海员、印刷和人力车等行业工人,于同月23日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的罢工工人的斗争。中共“八七”会议后,罗登贤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回广州协助张太雷、杨殷等策划广州起义。10月15日,罗登贤出席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参与具体研究发动广州起义事宜。同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他率领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市内中区敌人的据点,随后又在长堤一带与进犯珠江北岸的敌军作战。13日,起义部队从广州撤出,他率领少数赤卫队员同入侵市区内的敌人作战,掩护主力转移。之后,留在广州市内重新组织革命力量。1927年底,离开广州到香港,1928年1月1日至5日,在香港出席省委扩大会议,会上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1928年夏,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被调往上海,与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任弼时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罗登贤虽然在国内坚持斗争没有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年24岁。1929年任中共南方局委员,次年2月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复回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0月,任中共南方局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贵州和云南等五省的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1月,罗登贤到上海参加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全会改选中央领导机关,罗继续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1931年春夏,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在我国东北制造事端,加快了侵占东北的步伐。中央为加强在东北领导抗日斗争的党组织,任命罗登贤为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他化名为达平,前往沈阳。“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形势非常紧张,宪特横行,警笛四起。11月,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秘书杨某被捕叛变,供出了省委书记张应龙和军委书记廖如愿,省委遭到破坏。12月,中共中央任命罗登贤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罗登贤克服重重困难,在危急关头,重新组建起满洲省委,毅然决然地担负起领导东北人民反对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重任。他一方面在城市中进行抗日宣传和发动罢工斗争;发动奉天兵工厂、抚顺煤矿和中东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院校学生罢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另一方面在农村,组织发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珠河、东满地区组织农民抗日武装,派出一批干部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建立了革命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并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团结原东北军和农村中的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等武装一起抗日;罗登贤经常奔走在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地。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有几次差点遭到逮捕,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忘我地工作。他坚毅、冷静、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对东北党内的干部产生良好的影响。1932年春,罗登贤和负责军委工作的赵尚志准备组织哈尔滨伪警备队兵变。为了保密,有关兵变的宣传品没有送到地下印刷所去印,而在冯仲云家中印刷。罗登贤装作哄孩子睡觉,用脚使劲地踏地板,以掩盖印刷时的响声,完成了印刷任务。同年10月27日,罗登贤夫人周冷波在哈尔滨生下他们唯一的儿子罗伟飞。为了不影响党的工作,他们忍痛将仅3个月大的孩子送到香港的姐姐家中抚养。这一去竟是罗登贤与儿子的永别。
在罗登贤和满洲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的努力下,从1931年初到1932年,在罗登贤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除派出100多党团员干部先后赴东北各地独立创建抗日游击队外,还从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反日会等进步团体中,抽调大批骨干到义勇军部队开展统战工作,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党团员,组建党小组和支部,大大推动了1931年到1932年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斗争高潮的形成,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北方会议”,错误地认为罗为书记的满洲省委根据东北实际所形成抗日斗争是“东北特殊论”,加以批评并作出决议,硬要在东北建立苏维埃,批判罗登贤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责成满洲省委深刻检讨。同年7月,罗登贤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职务被撤销,以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身份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2月被调往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对于被调离东北,罗登贤虽然不服,迟迟没有启程,但最终顾全大局,服从安排。到上海后,他马上投入工作,组织反帝大同盟,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上海纱厂和铁路工人大罢工,主张全民族抗日,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围剿”红军。
 
 
1933年3月28日,罗登贤出席全国海员工人会议,由于叛徒出卖,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南京等监狱。狱中,罗登贤遭敌人酷刑折磨,两个腿骨被铁杠压断,但他宁死不屈,领导狱中难友与敌人作斗争。3月31日,他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被“公开”审判。罗登贤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怒斥法官:“我要告诉你们:我曾在东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那里我同义勇军一道和日本强盗作战,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最近我从东北回来,又领导上海日本纱厂工人进行反日大罢工。这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帝爱国的。谁敢说我反动?!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出卖我东北神圣领土,才是真正的反动!”驳得法官膛目结舌,哑口无言。此事在上海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和震动。4月1日,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卑劣行径,指出:“这个事件正是中国政府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反帝抗日战士的鲜明例证。”她高度赞扬“被捕者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4月5日,宋庆龄到南京监狱探望和慰问罗登贤,并要求国民政府释放罗登贤,但遭到拒绝。
1933年8月29日凌晨,敌人在南京雨花台将罗登贤秘密杀害,时年28岁。临刑前,敌人问他有什么话说,他凛然表示:“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不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然后,面对敌人的枪口,他昂然挺胸,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口号英勇就义。
罗登贤牺牲后,上海出版的《中国论坛》发表文章,高度称赞“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永远是光辉灿烂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纪念罗登贤,特把江西省信康县改名为登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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