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缘起。
笔者供职的《东莞年鉴》创办八年了,虽然自我感觉每年都在进步,期间还获得了两个全国性评比一等奖,但笔者仍感到有许多不足。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资料性文献”的地方综合年鉴(下简称年鉴),其资料的系统性不能令人满意,笔者在编修地方志稿的过程中,曾到年鉴中收集资料,但大多令人失望,主要是其资料不系统,无法串起来,因此在年初的我办业务会上,笔者建议各位编辑要重视年鉴资料连续性问题,要有意识地为将来修志积累资料,即重视本文所谓的历史价值;可是,同时又担心矫枉过正,害怕一味强调为未来修志着想,削弱年鉴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即本文所谓的现实价值),会窒息年鉴的活力。这不是笔者杞人忧天。因为笔者多次听到和看到地方志同行,把年鉴视为“年度地方志”,设想年年相因,到二十年后开展下轮修志时,将这二十本年鉴资料串起来,就是地方志资料长编了。认为“年鉴工作是续志工作的基础和延续”①,建议“按续志的需要组织好年鉴供稿单位撰稿,在下发通知时就要为供稿单位框定收集资料的方向”②。那么,编鉴和修志两者该如何兼顾?年鉴该如何办好?下面是笔者的学习和思考,不揣浅陋,端出来请教方家。
 
编鉴和修志应各有侧重。
笔者认为要回答编鉴和修志如何兼顾的问题,首先要比较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的区别与联系,追根溯源。从《地方工作条例》对两者的最新定义看,“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通过比较,笔者认为“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的共同点:都是“资料性文献”,性质相同③;都是“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记述的空间和内容相同。那么在实践中,两者在选材时都强调地方特色,行文时都主张“述而不论”、“寓论于述”,都要求文字简洁、惜墨如金,出书后都具有“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不同的是:记述时限不同,“地方志书”记述的是“历史与现状(20年左右)”,“地方综合年鉴”记述的一般是“年度”(多年鉴除外)。这个基本的不同点使“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产生其他许多不同,如:“地方综合年鉴”记载形式主要是条目体,“地方志书”则主要是文章体;“地方综合年鉴”体裁以编年体为主,“地方志书”则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地方综合年鉴”是逐年出版,而“地方志书”是数十年一修④。两者的作用发挥也不尽相同,年鉴的“资政、教化”作用发挥得“及时而直接”,志书则相对“间接而迟缓”⑤。两者各有千秋。
通过比较,笔者认为:两者的相同点,使年鉴为地方志书积累史料成为可能,那么编鉴和修志可以兼顾;但两者又有区别,年鉴可以为地方志书提供史料,但并不等于年鉴只为地方志书提供史料,不等于年鉴就是“年度地方志书”或二十年年鉴就约等于地方志稿,“编鉴可以为修志作铺垫,但年鉴不局限于为修志服务”⑥,年鉴比地方志书更贴近现实生活,“年鉴,特别是地方综合性年鉴,不仅有历史价值,还有现实价值”⑦。编鉴和修志应各有侧重。
 
编鉴应该重视年鉴的历史价值。
年鉴和志书两者的相同点,不但使年鉴为地方志书积累史料成为可能,而且有可能成为主渠道。因为年鉴的特点使其在为地方志书积累史料时,具有其他渠道不可替代的长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试拿年鉴和志书、报刊等比较,报刊每日(周、月、季)出版,特别是日报,相对地说,可说是“零距离观察社会”;年鉴则是“近距离观察社会”,志书等则是“远距离观察社会”。虽在信息“新”的程度方面,年鉴不如报刊,但经过一年的沉淀后,年鉴的信息首先比报刊 “准”(对问题的认识要准确、深刻),年鉴的信息具备“准确性”的性质。同时年鉴记述涉及方方面面,和报刊相比,具有“全面性”的特点,加上其资料来源于政府权威部门,因此又具有“权威性”的特性。这些准确、全面、权威的信息,正是将来修志的良好材料。“我们已经进入信息社会,人们在享受信息化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也开始感受到信息爆炸造成的麻烦——在铺天盖地的信息面前无所适从” ⑧,“一年中浩如烟海的信息资料经过它(年鉴)的筛选、过滤和整合加工,人们可以轻松获得实用、权威的有效信息,这便是年鉴的功德”⑨。 我们作为年鉴工作者不宜妄自菲薄。“我们现在编纂年鉴应该为以后的修志积累资料,即编纂年鉴必须注重年鉴的存史价值”⑩、“要充分发挥地方综合年鉴收集保存地方志资料的作用”⑾。 
但现状确实也不容乐观。目前许多年鉴的资料普遍存在“不连续、不系统”的缺憾。年鉴时断时续、若隐若现的资料,令我们在编修地方志是爱不得、舍不得。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我们在编鉴时头脑里首先要有“地方志书”这根弦,要有为将来修志积累史料的“志书意识”,要有历史眼光。
其次,在具体实践中,在每年的框架设计、选题选材,条目撰写、图表采集时保持适度的稳定性,一以贯之,才能发挥年鉴的历史价值。就是年鉴的框架设计必须涵益“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不缺要项。同时选题选材要选各部门、各单位的核心业务,大事不漏,小事不收。如《东莞年鉴》是“东莞”的年鉴,不是“×部”、 “×委”、“×办”、“×局”、“×镇(街)”的功劳簿、记事簿,虽然客观上反映了其功劳、记事,但主观上是在反映“东莞”某领域的状况,必须站在“东莞”这个市级高度上,胸怀全市,而不是立足于各部、委、办、局、各镇(街),选择的材料必须是代表和反映东莞市某一领域的情况;必须是各自的核心业务,且必须是核心业务中的大事要事、新事特事。其他次要业务、非核心业务,大可舍弃。这些价值不大、甚至无效信息充斥年鉴,反而会稀释年鉴资料的含金量,有损无益。厚厚的年鉴,徒然劳民伤财而已。持之以恒几十年,这样才能积累有价值史料,这样积累的史料也才有价值,也才有可能发挥年鉴的历史价值。
再者,这些核心业务资料要有个连续性,保持适度的稳定性,不要今年这几个指标,明年又出新花样。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不仅不利于逐年的对比、使用,当然更谈不上十年、二十年后的修志、研究。框架设计可考虑设立常设条目(如“综述”、“概况”)等综合性条目,每个类目可考虑常设表格收集历时性资料,每年的彩页可考虑常设专题图片(如每年选择中心区拍张照片,连续多年,其价无价)。
笔者拥护追求年鉴的历史价值同时,但应注意:
第一,追求资料的“连续性”、“系统性”,并非要求面面俱到,抓到篮里都是菜。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我们要独具慧眼、匠心独运,要选择“大、新、特、要”材料,选取读者感兴趣的题材,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办鉴不应追求“大而全”,而应追求“小而精”,不靠量大取胜,而靠精细求赢。
第二,年鉴虽也要注意资料的连续性,但核心资料仍是当年度资料,其他年度资料只是附属资料(辅助资料)。不要喧宾夺主。
第三,尽管我们关注资料的“连续性”,但不应求全责备。因任何人都不可能(也没必要)预料到二十年后修志时可能要采用哪些资料。不断发展变化的鲜活的社会现实,也不可能有一整套“放之何时何地而皆准”的框架。关注资料“连续性”,应是从每年的“大事要事、新事特事”中找出每项事业、事物发展的起、承、转、合。不只是形式上(年度)的“连续”,更重要是内容上的“连续”。
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尽力追求资料的连续性,但是正如每块砖头堆在一起并不等于一幢房子,二十本年鉴串起并不约等于地方志资料长编。年鉴承担寻觅珍珠的任务,但无法承担志书的串连成珠链的任务。
 
编鉴必须更注重年鉴的现实价值。
笔者认为,年鉴积累资料的工作做得确实不够,但年鉴服务现实更不够。这是目前年鉴更大的弊端,改革创新的当务之急。表现在:一是框架要同。千鉴一面,年年一面。无新意,缺创意。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二是题材主次不分。没有站在“×市”的高度,胸无全局,把年鉴分割成各部门的记事簿、功劳簿。导致年鉴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远没有发挥出来。三是时效性差。出版周期过长,使人对年鉴有“昨日黄花”之感。正是基于年鉴自我繁殖、自我克隆现象严重的状况,笔者担心为追求年鉴资料的历史价值,会削弱年鉴本来就不强的服务现实工作。因此,笔者主张更关心如何发挥年鉴的现实作用。
笔者认为,要发挥年鉴的现实价值,这里首先要回答为谁服务?年鉴的读者是谁?从实践中看,主要“有党政机关的领导与工作人员、科研人员与高校师生、商务人员和大型企业的领导、在年鉴上做形象宣传的客户和一般的读者”(12)。那么,如何实现为这些读者服务的价值?首先要转变观念,打破本位主义,年鉴不只为地方志工作者服务,不要画地为牢,自我束缚;同时也切忌好高骛远,苛求年鉴像文艺作品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年鉴有自己的主读者群。要以读者为本。
其次,爱读者所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贴近生活,关注现实。在编纂实践中,创新框架,充实条目,但两者中更注重条目内容的创新。潜心研究地情,精心选择核心业务、选择“大、新、特、要”材料。又要求尽量“减肥”(压缩篇幅)。
三是急读者所需。提高效率,尽快出版,实现价值。
在《东莞年鉴》2008年卷中,笔者设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实现现实价值。首先树立围绕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市委、市政府工作中心,而不是单纯的为实现历史价值的“存史”的中心意识,将工作重心放到记述东莞“双转型”的发展轨迹上来。具体到实践中:采用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写法,全力突出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集中:打破年限,将东莞市贯彻汪洋书记来莞视察时指出东莞必须转型的指示,编入彩页;在“特载”中开设“双转型”专题,根据中央东莞市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和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吃透两个报告的精神,将“双转型”战略的具体内容、战略出台的背景、2007年实施的步骤和效果,分专题(主题)摘要编纂,而不是简单地将这两个报告全文照收下来。分散:计划充实“工业”部类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升级转型”的内容;增设“新莞人”类目等。希望通过点面结合,突出“双转型”亮点。同时,在一方面加大中心工作内容同时,大办压缩非中心工作内容,只要这些内容不是具有存史价值的核心业务,大可不必手软,删去即可。压缩水份,压缩篇幅,提高含金量。同时,提高出书效率,争取比去年早一个月(在七月份)出书。只有这样,才能争得领导重视、争得读者青睐,求得生存、发展。
在年鉴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比较中,笔者认为,只有发挥现实价值,才谈得上发挥历史价值。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实际上,也只有注重现实作用而积累下的史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资料。没有现实价值的资料,怎能期待其有历史价值?若现实价值发挥不出来,更遑论发挥其历史价值。假若年鉴不能为现实服务,在信息社会能存在多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现在不可能有将来。因此,年鉴更重要的工作是发挥其服务现实的作用。反之,若过分强调年鉴的历史价值,恐会使年鉴发展之路越走越窄,逼进死胡同,最终也会危害本想发挥的历史价值,事与愿违,违背初衷。因此,强调年鉴的现实价值,不但有助于发挥年鉴服务现实作用,也会在客观上真正留下有价值的史料。服务现实才是年鉴的长处和魅力所在,也才是年鉴的生命力所在。不应舍本而逐末。
综上所述,在年鉴编纂实践中,笔者主张首先要立足现实,尽力发挥年鉴的现实价值;其次才是放眼未来,努力重视年鉴的历史价值。在编鉴和修志工作中,“编纂年鉴代替不了修志,修志不能也不可能全依赖于年鉴”(13),两者应该各取所长,齐抓共管,尽量兼顾,希冀一举两得,差别发展,互补共赢。
 
参考文献:
①黄长银《编好年鉴,为修志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4—6第14页;
②黄长银《编好年鉴,为修志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4—6第16页;
③④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第5页;
⑤⑥方亚光《当前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4—6第2页
⑦陈仁礼《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推动年鉴事业科学发展》《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4—6第18页;
⑧⑨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第9页;
⑩马振雄《年鉴的存史价值与修志资料的积累》《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4—6第22页;
⑾王笑貌《要充分发挥地方综合年鉴收集保存地方志资料的作用》《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4—6第23页;
⑿方亚光《当前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4—6第2页;
⒀方亚光《当前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4—6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