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陈琏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中举人后授桂林府教授,到正统六年(1441年)致仕回乡,一生宦游四海,先后在桂林、颍川(许州)、滁州(永阳)、扬州、成都、北京为官,官至礼部左侍郎。陈琏不但是明代一位众多百姓爱戴的好官,一位名闻遐迩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方志大家。陈琏每到一地,都以修志为己任,先后编纂《桂林郡志》《诸番志》《颍川郡志》《永阳志》《成都志》《罗浮山志》《东莞县志》七部地方志。陈琏有很高的修志造诣,他主张地方志应宣扬王道、资政教化,在编纂中创凡立例、务求规范,考征辩误、求真务实,他编纂的地方志广征博采、 内容丰赡,字斟句酌、文采风流,对后人续修地方志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各种原因,陈琏和他的地方志著述鲜为人知,更遑论对他的修志理念作更深入的研究。但是,研究古代中国方志学,尤其是论及广东的明代方志学,不言及陈琏的实践及理论,无疑是不全面的。他对古代方志学的重要贡献,是方志界一笔重要的财富。对于当代的修志工作实践和理论有着极为有益的启示。当今,确立陈琏的修志实践与理论在方志学和陈琏研究中应有的历史地位,是我们方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关键词:陈琏 地方志著述 考论
一、陈琏其人
 

陈琏(1370一1454),字廷器,号琴轩,东莞厚街桥头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中举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授桂林府教授。建文三年(1401年),升国子助教。永乐元年(1403年),以他有治理才能,擢为许州知州;永乐三年(1405年),改任滁州知州 ;永乐五年(1407年),朝廷以他治理滁州有功,特升他为扬州府知府掌滁州事,并赏财帛及赐宴,以示奖励。永乐十七年(1419年),陈琏因父丧回籍守孝。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任四川宣德元年(1426年),调任南京通政使,掌国子监事,管理全国的教育。次年,因母丧回家守孝。宣德五年(1430年)起复,仍任通政使。朝廷特赐诰命,赠其祖父、父亲皆如其官,母与妻为淑人,以示褒扬。正统元年(1436年),调任礼部左侍郎。正统六年(1441年),年逾七十,乃辞官归里。按察使

陈琏一生喜欢收藏图籍。正统六年致仕归家时,有数车图书装于书箱中,关吏问是何物,他不答,令家人开箱取出,尽为图书。关吏仍有怀疑,随手取其图书问他,对答无疑说,书中多为陈琏手记,乃叹服谢罪。家有“万卷堂”,堂匾为驸马都卫(明成祖第五女常宁公主之夫)沐昕所书,(原匾由东莞市博物馆收藏)。堂内“多秘府所无之书,四方之士来观,必馆谷焉。”[1]以文学知名,兼擅绘画、书法。陈琏宦游四海,他接受各地名家名画的影响,自言:“落笔时时追董(源)米(芾)”[2],诗人罗亨信 [3]  赞其山水画说“公余挥翰扫云烟,岩壑陂陀势蔓延;峰峦浓淡列远近,林木隐映分清妍。”陈琏的画作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但有墨迹行书《存记堂记》和楷书《放翁仕迹遗墨记》(现存辽宁省博物馆)两幅书法传世,都是陈琏晚年所书,笔力遒劲而古朴典雅,给人恬淡、祥和之感。其书在当时岭南书坛均可称上乘。

\民国《东莞县志》卷55《陈琏传》记载:“琏,德行淳懿,文辞典重,人爱之若拱璧,缙绅士大夫求碑铭序记诗赋诸作,足相蹑于门,应之如响,故著作最多,有《琴轩集》《归田稿》。”“他尤好著书,凡所在都邑,必采山川、人事、风俗、物产,以供赋税之正,而适上下之宜者,为书以传,若《颖州》《永阳》《罗浮》《成都》等志,皆具存。”

景泰五年(1454年),陈琏病逝于家,年85岁。他去世后,明代宗还特地遣人谕祭陈琏曰:“惟尔累职亲民,尝蒙褒异,维超迁于通政,遂兼掌乎成均,进位春卿,茂扬清誉。方归休于田里,宜安享于耄期,遽此讣闻,良深嗟悼。特命有司为营藏祭,以示恩荣。惟尔有知,尚其钦服。”滁州人为了 \纪念他,把他和欧阳修、王禹合祀为三贤祠;东莞邑令吴中,亦把他与李用李春叟合祀为三贤祠。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也就是陈琏离开滁州189年、去世159年后,滁州还修建合祀太守陈琏和戴瑞卿二公的甘咏祠,滁州人还念念不忘陈琏的功德惠政和《永阳志》,为其建祠立碑。这在封建社会民间旌表地方官员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可见陈琏治理滁州十年,是何等深得民心,堪称封建官吏的楷模。

陈琏是明代东莞一位大家,政声文誉,在封建社会,东莞人物少有其比。其生平事迹,详见各种《广东通志》《广州府志》《东莞县志》《粤大记》《广州人物传》,以及明何乔远《名山藏•臣林记》等书,而陈琏传记以罗亨信《觉非集》卷五《同邑礼部侍郎陈琴公行状》为最详。
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卷六陈琏有传云:“陈琏,番禺人。永乐初,任蜀按察使,务存大体,不屑科条,以诚感人,人自不忍欺,之后历迁。”
陈琏生平年表
年号
公元
纪年
主要事迹
资料来源
明洪武三年
1370
农历五月初七出生
罗亨信《行状》
洪武二十三年
1390
中举人
罗亨信《行状》
洪武二十五年
1392
授广西桂林儒学教授
罗亨信《行状》
建文三年
1401
升国子助教
罗亨信《行状》
建文三年
1401
纂《桂林郡志》三十一卷
《桂林郡志》序
建文三年
1401
纂《诸番志》
《诸番志》序
永乐元年
1403
擢为许州知州,修《颍川郡志》(《许州志》)十七卷
《颍川郡志》序
永乐三年
1405
改任滁州知州
罗亨信《行状》
永乐四年
1406
修《滁州郡志》(《永阳志》)二十六卷
《滁州郡志》序
永乐五年
1407
二月,上《平安南颂》,升扬州知州兼掌滁州事
罗亨信《行状》
永乐六年
1408
典陕西乡试考官
罗亨信《行状》
永乐七年
1409
二月,明成祖征本雅失里,陈琏任督粮官随行,一路以诗记行。圣驾巡幸北京经滁州,上《巡狩颂》
罗亨信《行状》
永乐七年
1409
八月,上《平胡颂》
罗亨信《行状》
永乐七年
1409
八月,上《铙歌鼓吹曲》十二章
罗亨信《行状》
永乐八年
1410
撰《罗浮山志》十五卷。
《罗浮山志》序
永乐九年
1411
为顺天府(北京)乡试同考官
罗亨信《行状》
永乐十年
1412
为南京礼部会试同考官
罗亨信《行状》
永乐十二年
1414
为顺天府(北京)乡试同考官
罗亨信《行状》
永乐十三年
1415
为礼部会试同考官
罗亨信《行状》
永乐十五年
1417
为浙江乡试同考官
罗亨信《行状》
永乐十五年
1417
在滁州率僚属恭迎明成祖
罗亨信《行状》
永乐十七年
1419
丁父忧,回籍守孝
罗亨信《行状》
永乐十八年
1420
十一月,夺情起复,仍掌滁州事
罗亨信《行状》
永乐十九年
1421
考满
罗亨信《行状》
永乐二十一年
1423
为顺天府(北京)乡试同考官
罗亨信《行状》
永乐二十二年
1424
升四川按察使
罗亨信《行状》
永乐二十三年
1425
编《成都志》十八卷
《成都志》序
年号
公元
纪年
主要事迹
资料来源
宣德元年
1426
钦召至京,改除南京通政使,掌国子监事
罗亨信《行状》
宣德二年
1427
丁母忧,居家修先祠祖墓
罗亨信《行状》
宣德五年
1430
起复,仍任南京通政使
罗亨信《行状》
宣德六年
1431
十二月,恩赐制诰以褒崇之,任嘉议大夫、通政使
罗亨信《行状》
正统元年
1436
调任礼部左侍郎
罗亨信《行状》
正统六年
1441
夏,以考绩诣北京,年逾七十,上书辞禄。蒙恩致仕而归,修家庙,增筑“万卷堂”
罗亨信《行状》
正统六年
1441
《琴轩集》初刻
《琴轩集》
正统七年
1442
编《东莞县志》
《东莞县志》序
正统十四年
1449
秋,黄萧养作乱,陈琏与卫使韦俊等议御寇安民之策,卒保无恙
罗亨信《行状》
景泰五年
1454
秋,农历十月十六日病逝,享年八十五岁
罗亨信《行状》
万历十五年
1617
《琴轩集》重刻
《琴轩集》
万历十五年
1617
《归田稿》重刻
 
万历四十一年
1613
滁州修建“滁州合祀太守陈戴二公甘咏祠”
朱志蕃《滁州合祀太守陈戴二公甘棠祠记》
清康熙六十年
1721
《琴轩集》重刻
《琴轩集》
 
表注:
⑴罗亨信在《行状》中说:“洪武庚午(二十一年)中举。二十三年授桂林教职”,与陈伯陶《东莞县志》(民国)《陈琏传》:“洪武二十三年举人……授桂林府教授”不合,陈琏《桥东族谱》序称:“洪武壬申。陈琏董教桂林”。壬申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故以自说为准。
⑵陈琏做同考官的资料出自罗亨信《行状》,见《琴轩集》1929页。在罗亨信的《觉非集》中为《同邑礼部侍郎陈琴公行状》。
⑶本雅失里(1378-1411年),为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忽必烈的元朝后裔。元末明初,北元之鞑靼的领导人之一、又名完者秃,本雅失里是他的梵文名字。他是北元黄金家族后人,姓乞颜•孛尔只斤,是额勒伯克的儿子。
 
二、陈琏地方志著述
 
陈琏是明代广东乃至全国知名的文学大家和方志大家。他一生宦游四海,有大量诗文传世,也与地方志结下不解之缘,为后人留下了多部地方志书。可以说是卷帙浩繁、著作等身,实至名归。明洪武二十三年 (1390年),乡试中举人,后官授广西桂林儒学教授,纂《桂林郡志》 三十一卷和记载安南[4]
占城[5]、暹罗[6]、真腊[7]等国国情的《诸番志》。永乐元年(1403年)陈琏擢为许州知州,修《颍川郡志》(《许州志》)十七卷。永乐三年 (1405年)改任滁州知州,编《永阳志》二十六卷。至永乐七年 (1409年)官至扬州府知府,连任十年。(期间,永乐八年(1410年)撰《罗浮山志》十五卷。)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升四川按察使,成《成都志》十八卷。正统元年 (1436年),调南京礼部左侍郎。六年后,陈琏以年逾七十,告老回乡,在莞城同德街建“万卷堂”藏书。正统七年(1442年),陈琏纂修首部以“东莞”命名的《东莞县志》。陈琏地方志著述之多,东莞前贤未能与较。陈琏一生对地方志事业的贡献,不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东莞、甚至在广东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足使广东和东莞志林增色。
 明翰林学士晋江何乔远服其精洽,拜以为师,语人曰“陈公,当今司马君,实也。”[8]
下面,笔者试图从陈琏所编纂的七部地方志的历史背景、编纂方法、体例结构、语言文采、影响作用等方面,来探讨陈琏对地方志的执着追求和情怀,也为陈琏一生所编纂的地方志作一个比较系统的全面的展示,为后来的研究者尽量提供比较翔实的资料。
 
(一)官桂林,成《桂林郡志》

明洪武二十三年 (1390年),陈琏乡试中举,二十五年(1392年),官 授广西桂林儒学教授,监察御史李默重建桂林府学明伦堂,增置膳堂、号房,陈琏为之作《重建明伦堂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冬,陈琏作《桂林府学祭器记》。陈琏以师道自任,严立教规,策问诸生,进学修德,人才遂盛于一时。武臣之子弟愿意习礼与学者,均随时进行教诲。时都督韩观为人性峻急、好骂人,但唯独对陈琏恭称为“先生”。[9]

陈琏在大兴教育的同时,着手地方志的续修。据陈琏《桂林郡志叙》载:“桂林旧有志,始修于宋知静江蔡公戡,再修于元宪副赵公天纲,于是前代风俗之盛衰,人物之兴替,山川之险夷,赋税之多寡,与夫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率皆书之。”但是“诚有关于风教之重钦,惟皇明奄有四海,德化之盛,民物之富,超轶汉唐宋元数等,而桂为广西甲郡,其事未登于志,非缺典乎?”于是陈琏“承乏郡庠有年,其于风俗、人物、山川诸事,盖尝询诸耆旧闻之熟而知之,审不揆庸陋,辄以国朝以来事实,若王宫藩宪都阃营缮之制,户口田赋甲兵之数,山川风俗物产之详,故家名宦政事节义之著,诸番蛮夷兴废之由,与夫钜公名贤及前志所未备者,咸谨第之。”[10]将《桂林郡志》增至三十二卷。希望“尚俟后之君子,以续于无穷焉。”[11]。陈琏非常重视郡志的“资治”“教化”作用,提出“昔紫阳朱夫子守南康,下车之初即以郡志为询,然则郡志之作,诚为化民成俗之一助,岂但资检阅、娱心目而已哉。”[12]。于是将印刷《桂林郡志》的锓板置诸学宫,“庶览者有所考云”[13]
景泰元年(1450年),桂林府知府吴惠重刊《桂林郡志》,谓“桂林为广西大郡,其山川、人物、风俗、贡赋实甲于他郡,郡有志其来已久,我国朝则重修于教授陈先生琏,其纂辑一郡之事实始备,迄今凡若干年。先生历官至礼部侍郎,今致仕矣。板帙残缺而全书罕见。惠以菲才叨承守命”,“以故越五六年,始克搜阅坚编,缮写成帙,命工重刊”[14], 连图为三十二卷。
《桂林郡志》目录: 郡境图、旧郡城图、新郡城图 。 第一卷,郡表、星分、地里、风俗气候附。 第二卷,户口、税赋、坛遗、城池、坊巷。 第三卷,藩邸、王府图附、官史、公廨图附、官史。第四卷,题名。 第五卷,题名。 第六卷,学校图附、旧宣城书院、旧业古字学、医学、阴阳学、僧纲司、道纪司、广盈库、军需库、兴隆库、广储粮仓、广储盐仓、税课司、河泊所、质运所、惠民乐局。第七卷,兵防教场附、馆驿、邮置、桥梁、津渡、墟市、堡寨、溪。第八卷,人物、流寓。第九卷,仙释、碑刻。第十卷,山光洞岗岭附、水江湖溪潭洲陂池塘井湫泉渠附。第十一卷,寺观、祠庙。 第十二卷,楼观堂轩台附、第宅、旧安乐堂、养济院、存恤院、义冢丛冢附。第十三卷,物产。  第十四卷,临桂县、兴安县。 第十五卷,灵川县、阳朔县。 第十六卷,荔浦县、永福县、义宁县。第十七卷,修仁县、理定县、古县。 第十八卷,全州千户所附。 第十九卷,灌阳千户所附。 第二十卷,杂志 诸番蛮夷、羁系土官源洞山寨历代书状。第二十一卷,杂志  瘴疠、虫毒、挑生、药方、各处物产、辩疑。第二十二卷,文。 第二十三卷,文。 第二十四卷,文。 第二十五卷,文 。 第二十六卷,文。 第二十七卷,文。 第二十八卷,文。第二十九卷,文。 第三十卷,文。 第三十一卷,文。      
永乐元年(1403年)陈琏擢为许州知州后,桂林郡还陆续编纂了十多种地方志,基本沿袭陈琏的体例,由此可见陈琏所编纂的《桂林郡志》之价值。但陈琏编纂的《桂林郡志》与明代桂林修的十多种方志一样,仅存书目。明景泰元年(1450年)桂林知府吴惠重刊的、陈琏编纂的三十二卷《桂林郡志》,亦是严重损缺。桂林市志办仅存有吴惠重刊的陈琏《桂林郡志》一至八卷复印本。
杨士奇[15] 《跋桂林旧志》,赞曰:“桂林旧有志,洪武中教授陈琏因而续之,其间论夷狄獠则必载昔人制驭之说,论瘴疠则详列昔人治疗之方 ,仁者之用心也。”[16]               
(二) 重外交,撰《诸番志》
明太祖向来重现外交活动,明王朝建立后,他立足全局,登高望远,为了完成统一大业,恢复社会经济,与民休养生息,巩固新生政权,不断遣使四出,积极开展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制定了“国无大小”“推诚以待”“自为声教”“使各安生” 等一整套和平友好的外交纲领,特别是用诚信构筑周边的和平环境,而在周边各国,明太祖最看重的又是朝鲜、安南和占城三国,这三国与中国地理毗邻,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历朝历代交往极多,于是被视为第一等的友好国家,得到明王朝的特殊关照,享受特别待遇,最早遣使报知明王朝建立,最早给予政治承认和册封,最早进行贸易交流,最早被列为军事上的“不征国”。  
桂林地处广西北面,毗邻南海北部湾,自古有官道自南宁经桂林而通北京。元明时,安南、占城、暹罗、真腊等岛国去北京进贡,常常要经过桂林。陈琏在桂林任府学教授期间,一边兴学,一边收集资料编纂地方志书,除《桂林郡志》外,他还对与邻近桂林的一些岛国的外事往来颇感兴趣,十分重视。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广收博采,引经据典编纂了记载安南、占城、暹罗、真腊、斛锁里[17]等国国情的《诸番志》(今已不存)。
陈琏在《诸番志小序》陈述了记载这些临近桂林的诸多岛国的原因是:“西南诸番,多在海岛,汉元鼎以来,率朝中国。吴孙权时,尝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出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是后事迹多湮没无闻,今见于史传者,仅数十国。”“皇明声教远被,重译而来朝者十有五焉。惟安南、占城、暹罗、真腊、斛锁里五国,每岁朝贡,常道桂林,故五国山川之神,皆附祭于桂。其神既附于桂,其国之风俗,可不附于志欤?因取历代史传所记诸国事实,略书其概。惟安南密迩南边,非四国者比,特加详焉。”
《诸番志》内容丰富,其中有关五国,尤其是安南(越南)的风土人情,有的采自周去非《岭外代答》,有些资料得自向路过桂林前去京城朝贡的外交人员的调查,其中虽有讹误之处,仍不失为研究明代海上交通和对外关系的重要文献。陈琏在条分缕析记载以上五国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气候物产、神祗信仰、风土人情后,还对先王的武力讨伐沿海诸国的外交政策,大胆提出了非议:“呜呼,昔先王设教,内诸夏而外蛮夷,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蛮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若隋炀帝师出琉球,兵加林邑,虽其威盖一时,得不偿失,召怨当时,贻讥万古。可胜叹哉!”同时,陈琏对明太祖的外交政策表示由衷的赞同:“惟太祖高皇帝深得中国治夷狄之体,故祖训条章曰: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不揣分,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师,则我也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18] “大哉圣训,真可为万世师,御远人之龟鉴也欤。”[19]
 
(三)官许州,修《颍川郡志》
 
颖川为古名郡,秦置,后辖境渐小。隋大业间(605 —616年)曾改许州为颍川郡,治领川,唐改治长社(即今许昌市)。明永乐元年(1403年),陈琏擢许州知州后,见历代故实、典章、文物湮没无闻,乃“讨究经传,搜摭子史,博采遗闻”“成志书十七卷,名曰《颍川郡志》” [20]此《颍川郡志》实即《许州志》。据本书张本《序》:“志成,陈琏改知滁州,以志稿留缑山陈原礼处。七年秋,沔阳胡弘道过许州,卒乃得之于原礼。永乐九年(1411年),田深(字本渊,山西稷山县人,洪武间由贡士拜福建道监察御史,后改长葛知县)升许州知州。以志书久未板行,遂与胡弘道等捐俸刊刻。永乐十一年(1413年)工讫,书始得流行。”(今存卷九——十七)。
是书现仅存一帙。所存卷目为:卷九:襄城县。卷十:长葛县。卷十一:临颖县。卷十二:郾城县。卷十三:碑刻。卷十四:碑(元)。卷十五:记(唐、金、元、)。卷十六:序(皇明)。卷十七:诗(唐、宋、明)。最后为永乐二年(1404年)陈琏序,永乐十一年许州儒学训导张本后序。每卷首页右下均有“奉训大夫许州知州羊城(今广州)陈琏著,奉训大夫许州知州河汾田深校正”字样。需要指出的是:卷十三后插入一篇正统三年(1438 年)黄璇的《颍川郡志后跋》,卷十七诗后又附有宣德四年(1429年)海昌孙子良诗六首。全为仰慕陈琏志中诗作,籍附骥尾。可知此志以后曾被增添、续刻。
以现存所见之残本而论,前四卷分别著录属县,各一卷。每卷设目相同,首城图,次历代沿革、城郭、疆里、四至八到、坊、保、街、公署、公宇、坛遗、学校、学廪、分教学、社学、合属衙门、惠政、职役(正官、幕官、吏、属官、医学、僧会司)、本县官题名、属官题名、多贡、举人、贡士、儒士、山、河、庙宇、寺、急递铺、桥梁、古迹。各图所载均其简单,如“保”一目,只有当时各保的名称,没有所属村庄;职官、选举只限明代。其它各目亦多记当代情况。但亦有例外,如卷十二桥梁图载三里桥:“本县南三十队 即西平与本里西界首也。其下即俗河,旧有店市,人烟辏集,往来商船云聚,及元季兵燹后废,造舟以渡”。上溯元代,记载了历史变革。十三、十四、十五卷全是碑记,元代最多,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汇集。不少去思碑、神道碑其中不乏风俗民情、赋役、户口以至水利等的记载。卷十六序,多送答之词。卷十七诗中多半为陈琏的诗作。
该志纂修时代很早,河南地方志中除元《河南志》外,此为现存明代最早的志书。故不论体例,抑或内容,均有很大的研究、参考和保存的价值。现藏于台湾。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有胶卷本。
 此书见《文渊阁书目》著录。仅著“《颖川志》一册”,无卷数、撰人、年代。
(四)官滁州,编《永阳志》
明永乐元年(1403年),因陈琏有治理才能,升为许州知州;永乐二年(1404年),改任滁州知州。“滁当京邑要冲,任上,陈琏验丁赋、省徭役、修学校、劝农桑,民用大和,暇时与僚属赓咏醉翁亭,作记亭上,又修酿泉亭,一泉一石,皆为题品,百姓称为‘小欧阳’(修)”。[21]
    陈琏是一位有知识素养的州官。他不用高压的行政手段推行政务,而是注重用精神道德去感化民众,简言之就是用文治的方法。陈琏治理滁州期间,除了管理地方军、马、粮、税、刑之外,据史料记载,他对滁州最大的贡献,当是为滁州续修了一部二十六卷的《永阳志》。
滁州在明代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明太祖朱元璋“龙飞淮甸”,第一个占领的城市即是滁州,故滁州有“开天首郡”之名[22];加之对南京的拱卫作用,政治、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又有“金陵锁钥”之称。属南直隶,下辖全椒、来安二县。这与宋元时期“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23]相比,无疑是重大的提升,人文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一系列因素积极推动了地方志的纂修。 
滁州纂修方志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宋。《宋史·艺文志》载有:“林 《永阳志》三十五卷;曾旼《永阳郡县图志》四卷。”[24] 因唐天宝元年(747年),滁州“改为永阳郡” [25] 。宋时沿用“永阳郡”之名,故有宋一代,滁州地方志皆以“永阳”命名。
陈琏刚去滁州时,已经找不到原来的《永阳志》全本。陈琏“尝求志书,久而未得。深以一郡事迹湮没无闻为可慨。近得一编,乃宋淳熙中法曹龚维蕃所修者,惜乎旧物刻本,历岁既久,传写舛讹,残缺益甚。”[26]陈琏所见《永阳志》为宋淳熙龚维蕃所修,而不提林 修纂的《永阳志》,百余年间,文献散佚可见一斑。从陈琏寻旧志只得《永阳志》残篇来看,滁州在元代似乎并未修志。
陈琏在失望之余便到民间去访问乡情。通过寻幽访古,追慕前贤, 在永乐四年(1406年)修纂了《永阳志》。(该志已佚)。
从陈琏作于“永乐四年夏五月初吉”的《旧永阳志序》可知,陈琏在宋淳熙《永阳志》的基础上,“参以碑碣诸文字有足征者,较其讹驳,芟其繁芜,更为补订。重立凡例,而增以总论、郡表、小叙,续以前元故实。若我皇明圣制、典章、文物,则谨书之。其古今名公巨卿,与四方文士诗文足为滁郡黼黻者,亦备焉。勒为二十六卷。则凡一郡古今事迹,庶几粗备矣。” 因滁州古属永阳郡,取名《永阳志》。而陈琏纂修该志的目的在于“盖志之所见,王道存焉。一代政教,于是可考,不徒取以为虚文也。”[27]
陈琏任期已满,滁州百姓请求留任,明成祖以他治理滁州有功,特升他为扬州府知府兼署滁州事,并赏财帛及赐宴,以示奖励。
《永阳志》为后人了解明朝初年滁州的山川形胜、风土人情、社会风貌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同时也为后人编纂明代《滁阳志》和清代《滁州志》提供了大量依据。
明弘治六年(1493年),曾显(字克达,江西泰和县人)在陈琏《永阳志》基础上续修十四卷《滁阳志》(现存日本)。南京刑部尚书、致仕江浦张瑄在序中称:“陈公琏廷器守滁时,见于此(指书籍散佚)纂成永阳一志,及今又八十余年。嗣守不得其人,板皆散失。弘治三年泰和曾侯显克达继守是州,以博洽之学,敷恺悌之政,兴百废于期年之间,上信下怀。暇求志书阅之,已无令集。喟然曰:‘陈公创于前,我后人不能修辑于后,可乎?’于是延访父老,采取风谣,□□□旧本,手披目检,躬亲校正,续成一志。详而不余一言,简而不遗一事。名宦、人物当收者,不溢美;不当收者,不泛收。不数月脱稿。”[28]
另一序言为“定山居士庄昶”作于“弘治六年癸丑秋八月晦”。庄氏称:“今年夏,太守曾公谓:‘郡文献不可无志。’乃取陈侍郎(陈琏)之所修者笔削褒贬,不敢一苟。”[29]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滁州建陈、戴二公甘咏祠纪念陈琏和后任戴瑞卿(临海人,举人。万历三十八年任滁州知州)。礼部侍郎秣陵人朱之藩在《滁州合祀太守陈戴二公甘咏祠记》中曰:“滁人士有素从予游者,称举公谦让之美节,而思俎豆于陈公间,属予有言以纪之。予谓人之被德沾泽,近则难泯,远则易忘。陈公宜祀而未祀且二百余年,而得戴公始显。戴公之施德沛泽,滁人身亲受之,故欲报公以祀,而得公以推祀陈公。”并盛赞陈琏“惟永乐中东粤陈公琏,治滁有惠政,均徭赋,时征敛,修废举坠,保善锄奸,见知于文皇帝,擢扬州太守,仍守滁九年。其所造福于滁者,甚宏且远,今尔滁民皆膏其余润,沃其流波者也。盍祀之于是祠,追溯其流风余韵,而俾吾亦窃附于表彰先哲之谊乎?”
(五)慰乡情,纂《罗浮山志》
罗浮山,位于惠州博罗境内,素有“岭南第一山”之誉。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大荒之内,名山五千。其在中国,有五岳作镇。罗浮、括苍辈十山为之佐命。”这十山就是道教洞天福地中的十大洞天。罗浮山的朱明洞天,被尊为第七大洞天——朱明曜真洞天。

自秦汉以来,不少道家丹客术士慕名前来采药炼丹,修道成仙。为此,罗浮山又有“神仙洞府”的美称。自古以来,既是道家的胜地,也是文人墨客畅游之所。自宋代以来,更有不少文人名吏为之绘图作志,为罗浮山留下珍贵的文史资料。

清人潘耒在《游罗浮记》中说:“罗浮旧志,创于永乐时陈(琴轩)琏。嘉靖中,黎惟敬(民表)续成十二卷,典雅可观。崇祯末,博罗诸生韩德焜另撰新志,虽文笔不振,而每峰每洞各为图说,则功多于前人矣!”

陈琏一生宦游四海,但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满怀深情,他在《罗浮山志序》开头即说“予家宝安(东莞县初称宝安县),去罗浮百里而近,当天宇晴碧,山色历历在眉睫间,今虽宦游于外,而寤寐未尝忘也。”明永乐五年(1407年)秋八月,陈琏偕同邑征士袁有信,访神乐观道士徐子明、邓能宗[30]徐子明、邓能宗二人“固请厘正删补”,[31]陈琏“嘉其意之勤”[32],遂为之考订去取, 汇而成编,增至一十五卷。“真风灵迹,昭著可考,履其地,思其人,宁不有飘然御风骑气之志哉?洞天福地,储休以彰雍熙泰和之盛。异时归省,当造山中,尚特书正祥盛 事,与兹山为无穷云。”[33]于永乐八年(1410年)冬十月成书。,谈及罗浮山之胜,徐子明送上《罗浮图志》。此志乃宋人王胄所辑而后人所续。陈琏深感此书“惜非刻本,卷帙弗全,字多舛谬。幸而指掌诸图记犹在,有足征者。”

此志后由吴大参呈送博罗知县胡琏。胡琏门人罗彦通编录,吴大参重加考订,综合成十卷。胡琏捐俸于明成化五年(1469年)春付印。据《博罗县志》(民国版)载:现存《山志》乃“清道光二十二年(1840年)岭南伍氏从抄本重刻者。原作记载不免缺误。”
《罗浮山志》编目设:卷一:罗浮总论(含历代志书有关罗浮山之记述和洞天福地之山、水、岩、洞、泉、池等)。卷二:寺观(含楼、阁、祠、轩、庵、院、庐、台、坛、桥、灶、药槽、碓磴、仙冢、佛像并附)。卷三:杂志(含东坡纪述及山中灵迹物产)。卷四:神仙(含神仙)。卷五:神仙(收录女仙、释、道)。卷六:人物(收录历代记游罗浮的文人墨客)。卷七:文(收录序,晋至唐历朝文记)。卷八:记(收录北宋文记)。卷九:铭(含铭、赞、偈、颂、题名、跋、疏、赋)。卷十:诗(收录历朝格律诗,包括32首神仙诗)。
后人对此志评价甚高。晚清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东莞人陈伯陶(1855—1930年)赞其“厘正删补,具有法度,记载变最翔实”,但也认为此志未将《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中有关罗浮山诗文传说收录其中,“诚为缺憾”。广州中山图书馆、博罗档案馆等有此志的存本。
陈琏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山志《罗浮山志》,创新了传统的地方志体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黎民表编撰《罗浮山志》,他在《后序》称:“乃即琴轩所为志而增修之”。也就是说是在陈琏之《罗浮山志》的基础上,增修补订而成书。
自明永乐八年(1410年)至民国初500年后,陈伯陶将明代陈琏之《罗浮山志》(十卷)增补为十五卷,名为《罗浮志补》,又名《增补罗浮志》,以偿其父“尝欲改辑《罗浮志》而未竟之愿”。此志增补部分,均在其后注明“补”字,而增补内容,多为明永乐八年(1410年)后之事,治学态度颇为严谨。同时,陈伯陶还编有《罗浮指南》。(原名《罗浮补志》)。陈伯陶在开篇之际就直书胸臆,说明撰写此书之缘由:“余之补此志,搜旧闻,存古迹也。惟自永乐迄今五百余年,山峰岩谷则流俗改其名;寺观庵庐则后人易其地。而又中更兵燹,陵谷变迁,遗迹既湮,世多附会。琴轩(即陈琏)而后,凡所为图志,大都言人人殊。使执往籍以求今之罗浮,不几同刻舟求剑耶?”为此,他为今之罗浮山游览者作指引,遂作此书。以补以前志书未集或言而未尽者,故称《罗浮补志》。
(六)官四川,作《成都志》
明初,成都没有续修过地方志,陈琏在《成都志序》曰:“成都为四川会府,典章文物宜可考征,而陵谷变迁、事文散逸,有不足征者。至宋淳熙壬子,三衢赵公阅道始著《成都古今集记》三十卷。旁征博采,至为详备。历九十年,晋陵胡公承方欲论撰,会迁宣抚使,复中辍。绍兴中,鄱阳王公刚中作续记二十卷。又十有八年,为淳熙丁酉,吴郡范公成大复作《成都古今丙记》十卷,是后胡公元质续为《成都古今丁记》二十五卷。入国朝未闻有续为之者。”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陈琏升四川按察使,“时朝廷先遣官于天下郡邑采访志书,而成都志事实未得其详。蜀献王乃出赵公等著四记,付有司誊录遂入,国初以来事迹类写进讫,其稿繁冗,难以披阅,且非志体。予于政务暇,创凡立例,以四记所载者,重加纂辑,芟繁撮要,凡六阅月始克成,曰《成都志》,总十八卷。”[34] 志载郡邑沿革、山川、物产、赋役、土贡、民俗、政教、名宦、义夫、节妇、学校、坛场、茶盐课司、仓库、邮驿、递运诸所、释道宫观、桥梁、津渡、屯田粮数及杂记所记者,靡不登载。“若前代封君兴废之由,蛮夷叛服之故,亦足以垂鉴。戒其伎艺术数之流,幽冥怪异之事,阅道赵公尝曰:吾将一待天下,穷理者今复存之?至若朝廷制作录于古今诗文之首,俾览者知国朝名宦贤才之盛、政教风俗之美、生齿赋税之殷、典章文物之懿,有非前代所能及也。于戏盛哉!”
陈琏在成都为官时间不长,但在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卷六《名宦》中有其传录。他编纂的《成都志》今已不存。
(七)归故乡,著《东莞县志》
东莞在晋为郡,东晋咸和六年(331年)立县,唐至德二年(757年)改称东莞,初名宝安,唐575年改称东莞。东莞修志始于元皇庆年间,由郭应木主修,属邑儒月桥(陈庚)纂辑成编,曰《宝安志》,简核而当。后刻板毁于兵燹。至明永乐初,邑人上林教谕庄恭与邑人陈义访得旧本,续而修之,成《宝安续志》。

明正统四年(1439年),东莞县邑丞周式,惓惓以修志为事。于是多次恭请刚好致仕告老还乡的陈琏纂修《东莞县志》,尽管陈 琏连连婉言谢绝,仍然力辞不获。陈琏在《东莞县志序》中说 “因念宝安为广壮邑,地大物夥,文献之盛著于古昔,志之修,其可后乎?然志不徒作也。凡历代沿革、邑治改更、城市迁移、版籍登耗、风俗淳漓,与夫仕宦显晦、贤才出处及孝子节妇、浮屠仙道,皆在所记。俾览者兴感慨而知劝戒,其有裨于世道,岂浅浅哉!爰稽自皇庆壬子,迨今壬戌,已一百三十一年,苟不修辑,则一邑事实将湮没无闻矣。”陈琏“于是讯诸耆老,搜诸遗佚一本,月桥所著者,增入国朝制度、文武公署、仕绩,与夫缙绅诗文,萃而成编,凡若干卷。吾邑文献之盛于是可征。” [35正统六年夏,山阴王尚来为邑宰,看见陈琏编就的《东莞县志》,认为可以刻板印刷,以传后世。同时再次登门拜访请陈琏为县志作序。陈琏欣然为之,谓 “二君可谓达于政体,知所务也。若补其缺漏,刊而正之,尚有望于后之君子焉。”[36]

自陈琏明正统七年(1442年)编修第一部以“东莞”命名的《东莞县志》后,明代接着又先后编纂过七次《东莞县志》,清代也先后编修过七次《东莞县志》,这些县志都多多少少留有陈琏所撰的《东莞县志》的体例痕迹。直到陈伯陶在民国10年(1921年)所编纂的《东莞县志》序中还提及明“正统间,陈琴轩(琏)致仕归,因搜诸遗佚,萃而成编,会遭兵革,未及梓行。至天顺甲申,卢仲和(祥)得琴轩旧稿,增订之,始锓诸木。自是,刘简庵(存业)、谢谕卿(邦信)、张莂公(二果)及国朝李白川(作楫)、邓蓼园(廷喆)皆有重修之举。虽官为提倡,而操觚者实邑荐绅文士,故书成无异辞。”可见陈琏所编的《东莞县志》的功力独到,影响深远。可惜这部县志也已经散佚。 
 
三、历史的忽略
 
综上所述,陈琏不但在文学上是明代广东乃至全国知名的大家,在地方志著作编纂和理论建树方面也应该是广东乃至全国知名的大家。像陈琏这样宦游四海、担任儒学教授、知州、郡守,最后官至礼部侍郎的朝廷要员,每到一地,在繁忙的行政之余,还能身体力行,必采山川人事风俗物产记录,凡所在都邑都有著述,撰写了众多的地方志,文采飞扬,这在明代地方志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本来,这些卷帙浩繁的地方志都应该理所当然地写入陈琏的传记里,应该在方志界引起更多后人和学者的研究,但是,在笔者查阅的有关陈琏的人物传和其他有关资料中很少有他在地方志方面的记载。在国史记载方面,晚清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官至江宁布政使的东莞人陈伯陶在《琴轩(陈琏字)集跋》中对《明史》中没有为陈琏立传甚感不平,他说“合《名山藏》[37]观之,琴轩实文苑而兼循吏。今明史胡俨[38][39]
有传,而琴轩无之。方望溪(苞)[40]讥万季野(斯同)[41] 修《明史》,于吴会间,名实无甚异人者多列传,而他省远方灼灼在人耳目者,反阙。斯亦深中其病也。”在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卷六名宦中,陈琏的人物传只有“番禺人,永乐初任蜀按察使,务存大体,不屑科条,以诚感人,人自不忍欺之,后历迁侍郎。”34个字没有陈琏撰《成都志》的记载。
在地方志方面,像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雍正八年(1730年)、清嘉庆二年(1797年)的四部《东莞县志》有关陈琏的人物传(每部均约600字)中,都没有关于陈琏撰修地方志的片言只语。在陈伯陶编纂的民国版《东莞县志》陈琏的人物传(全传约1600字)中,有关陈琏地方志著述方面,也只轻描淡写留有50个字的记载。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开展第一轮地方志编修工作中,有关陈琏地方志著述和理论研究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史志》1986年第二、三、四期在“人物春秋”栏里曾发表侯月祥的分上、中、下三部分的长文《明代以来广东著名修志人物事略》,里面记载明代的著名修志人物7人,其中有编纂过《新宁县志》《夷陵志》后参与编纂《广东通志》的东莞人袁昌祚[42],却忽略了先后编纂过7部地方志的陈琏。2000年,侯月祥发表在《广东社会科学》第四期《广东新方志编纂与研究50年》一文中,在谈及广东明代著名的修志学者时也只字未提陈琏。更让人大惑不解的是作为陈琏家乡的东莞市及其厚街镇,在1995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莞市志》和《厚街镇志》人物传中,居然也没有关于陈琏编修地方志的任何记载。
在文学和地方志辞(词)典方面,有关陈琏的的记载也比较少,像黄苇主编、1986年由黄山书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词典》,收录“修志名家与方志学者”290人,却没有陈琏的名字。198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大辞典》,虽然有陈琏的辞条,但内容只有寥寥120个字,只记“曾修《宝安新志》”(笔者按:应为《东莞县志》《罗浮山志》)。1991年由马良春、李福田主编,199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大辞典》有关陈琏的词条中也没有地方志方面的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第一轮和第二轮大规模地方志编纂工作中,桂林、颍川、滁州、广东、成都等地地方志部门也曾对陈琏及其编纂过的地方志进行过研究和发掘,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志书残缺不全,有的散佚不存,少数地方竟然还不知道明代的地方官陈琏还曾在本地编纂过地方志。以致桂林史志办不知有《诸番志》,成都市志办也不知有《成都志》,许昌史志办也未听说过《许州志》。陈琏编纂的这些地方志在民国时东莞人陈伯陶在陈琏的传中还说“皆具存”,后来不知何因而大都散佚。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朱士嘉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倪俊明《中国地方志集成目录••广东部分补正数则》(载《广东史志》1986年第三期)和 李默《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广东方志著录疏误补正》(载《广东史志》1986年第四期)以及《中国地方志集成目录》对陈琏所编纂的7部地方志有的也付之阙如。 加上各地各自为政,没有统筹协调等原因,有关这方面的地方志资料的发掘和研究文章屈指可数,特别是对陈琏的方志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题论文更是如凤毛麟角。
由此看来,自古以来,人们一次次忽略了陈琏作为方志大家在全国和广东省的深远影响,真是让人扼腕浩叹!可见陈琏在方志学方面的贡献,尚未得到方志界的重视,更谈不上深度发掘和系统研究。究其原因,可能是陈琏宦游四海、为官凡所到之处“验丁户、省徭役、修学校、劝农桑”,宽厚宁民,政声卓著的深远影响,还有在诗词歌赋方面“百姓称‘小欧阳(修)’”的文学光彩,因而掩盖了他在地方志方面的成就,抑或是地方志学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一门显学等原因,使得陈琏和他的地方志著述鲜为人知,更遑论对他的修志理念作更深入的研究了。但是,研究古代中国方志学,尤其是论及广东的明代方志学史,不言及陈琏的实践及理论,无疑是不全面的。陈琏不但是明代一位众多百姓爱戴的好官,一位名闻遐迩的文学家,同时他对古代方志学有重要贡献,在方志学科建树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方志界一笔重要的财富。对于当代的修志工作实践和理论有重大影响,有着极为有用的启示。
当今,确立陈琏的方志实践与理论在方志学和陈琏研究中应有的历史地位,是我们方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陈琏修志理念初探
 
(一)修志存史,当作已任
中国封建制度持续时间长,经济发展缓慢,交通工具落后,地区之间相互交往不多,信息更新和传播速度不快,出版物很少,资料亦很少。在这种下情况下,官修的地方志,资政作用比较大,它为统治者提供了大量参考材料,从某种意思上讲,它是下情上达的官方文书。历代统治者都把地方志作为“辅治之书”,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之说。宋沿袭唐制,并把地方志作为地方官走马上任的“必读之书”。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这是国家设局修志的开端。到了明清,地方志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朝廷多次为修志下诏,使修志进入鼎盛时期。有人把修志和收税、办案,并列为为官行政的三件大事。每个行政长官都以在任期内能完成修志为荣。
纵观陈琏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桂林从政开始到致仕还乡,一直与地方志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到那里都在繁忙的行政之余,把当地地方志的编纂当作己任,呕心沥血,辛勤笔耕,编完《桂林郡志》,又马不停蹄地接着编纂《诸番志》。陈琏在《桂林郡志叙》中说:“呜呼,昔紫阳朱夫子守南康,下车之初即以郡志为询,然则郡志之作,诚为化民成俗之一助,岂但资检阅、娱心目而已哉。”明永乐年间,陈琏为官滁州,兼治扬州,既编《滁州郡志》,又应神乐观道士徐子明、邓能宗之邀,撰中国古代第一本山志《罗浮山志》。即使是年逾古稀告老还乡,也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受县邑丞周式重托,编纂第一部以“东莞”县命名的《东莞县志》,他在序言中感叹“爰稽自皇庆壬子,迨今壬戌,已一百三十一年,苟不修辑,则一邑事实将湮没无闻矣。”于是不顾年老体弱,疾病缠身,仍然“讯诸耆老,搜诸遗佚一本,月桥所著者,增入国朝制度,文武公署仕绩与夫缙绅诗文,萃而成编,凡若干卷,吾邑文献之盛于是可征。”
陈琏这种几十年如一日,把修志存史当作已任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事业心实在令人叹服,对于当下在修志界存在的那种浮躁不定、不安于本职工作,或者急于求成的心态,无疑是一剂良药。
(二)宣扬王道,资政教化
自古以来,作为官修的典籍,地方志“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显而易见。陈琏编纂各种地方志目的也是宣扬王道,他在《永阳志》序言中明确说“盖志之所见,王道存焉。一代政教,于是可考,不徒取以为虚文也。”
陈琏为官所处的年代,正是大明政权草创不久,正是一个百废待兴、治安未稳、社会动荡的时期。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至正统十四年(1449年) “土木之变”[43]以前为止的80多年,为明代社会经济的重建时期。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建立典章制度,移民垦荒,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以实现“田野辟、户口增”。当时,由于元末以来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死亡、逃散,土地大片荒芜,使明王朝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很不利于政权的稳固。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与民休养生息,缓解社会矛盾,巩固新生政权,明太祖朱元璋在继续为完成统一大业而进行南北军事征战的同时,果断地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以“田野辟、户口增 ”为目标的复兴社会经济之上,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其中,主要有:组织军、民、商大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交通;整理赋役制度,调整生产关系;实行田赋部分折包与田赋减免。
陈琏生逢其时,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在其治上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以惠民生。“凡所临都邑,必采山川、人事、风俗、物产以供赋税之正,而适上下之宜者,为书以传,若《颍州》《永阳》《罗浮》《成都》等志,皆具存”。[44]陈琏编纂的《桂林郡志》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无处不在宣扬王道,为朝廷重振纲纪出谋献策。全书“辄以国朝以来事实,若王宫藩宪都阃营缮之制,户口田赋甲兵之数,山川风俗物产之详,故家名宦政事节义之著,诸番蛮夷兴废之由,与夫钜公名贤及前志所未备者,咸谨第之。”[45] “然则郡志之作,诚为化民成俗之一助,岂但资检阅、娱心目而已哉。”[46]
他在《诸番志》序言中毫不隐晦的说“昔先王设教,内诸夏而外蛮夷,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蛮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
陈琏在《成都志》序中,也说“若前代封君兴废之由,蛮夷叛服之故,亦足以垂鉴。戒其伎艺术数之流,幽冥怪异之事,阅道赵公尝曰:吾将一待天下,穷理者今复存之?至若朝廷制作录于古今诗文之首,俾览者知国朝名宦贤才之盛、政教风俗之美、生齿赋税之殷、典章文物之懿,有非前代所能及也。于戏盛哉!”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陈琏升四川按察使。四川距离北京遥远,“民不畏法,豪吏黠胥,奸弊百出。”[47] 陈琏到任后,“一治以发不少贷。戌卫暴横,号七虎三彪一太岁,人莫敢犯,犯则受其祸。”[48]陈琏调查核实后,设计制服办法,“密遣人捕之,皆置之重典,二人以宁。”[49]陈琏还向明太祖建言“修武备,慎刑罚,明礼制,复义仓,正风俗等九事,帝嘉纳之”。[50]陈琏将他的这些治郡理政的做法也编入地方志中,以利后任者借鉴参考。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陈琏致仕回乡,适逢东莞黄萧养作乱,便与卫使韦俊等议御寇安民之策,卒保县域无恙。
陈琏在《东莞县志序》中说“然志不徒作也。凡历代沿革、邑治改更、城市迁移、版籍登耗、风俗淳漓,与夫仕宦显晦、贤才出处及孝子节妇、浮屠仙道,皆在所记。俾览者兴感慨而知劝戒,其有裨于世道,岂浅浅哉!”
志家把志视为史。史可以借鉴。“夫鉴者,监乎人也。史者,监乎古者也。”[51]人们从古史中得到借鉴,籍以吸取经验教训,强调志和史一样,可以起到借鉴的作用。                                         
“大儒紫阳氏向宋南康,下车即询郡志,君子谓其识先务。何者?土地、人民、政事,国之三宝,载诸志,皆为政典,未可概视为缓图也。”[52]在明代之志家看来,所谓诸候国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应是志书的中心。因为在当时一个地方这三件大事搞好了,它的统治基本上也就巩固了。                                                    
要把修志作为至急之事,不能慢慢来。另方面又要求新官象朱熹那样,下车伊始即阅志书,因为志书中有关土地、人民、政事,是郡国的“三宝”,是“政典”,有助官员治理地方。                                                          志书包括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文,范围可谓大矣!志书既可以为当代人服务,又可为后代人查考。志书之存否,作用之大否,自不待言矣!
(三)创凡立例,务求规范
陈琏治学严谨,地方志方面学养深厚,体例章法,发凡举例,务求规范。
明永乐初,陈琏刚去滁州时,“尝求志书,久而未得。深以一郡事迹湮没无闻为可慨。”[53]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宋淳熙《永阳志》,“惜乎旧物刻本,历岁既久,传写舛讹,残缺益甚。于是重立凡例,而增以总论、郡表、小叙,续以前元故实。若我皇明圣制、典章、文物,则谨书之。其古今名公巨卿,与四方文士诗文足为滁郡黼黻者,亦备焉。勒为二十六卷,则凡一郡古今事迹庶几粗备矣。”[54]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陈琏升四川按察使,当时朝廷派员巡视天下郡邑,采访地方志书。而成都明初没有续修过地方志,蜀献王嘱陈琏编修成都地方志,提供的文献只有赵阅道的《成都古今集记》三十卷、吴郡范成大的《成都古今丙记》十卷和胡元质续为《成都古今丁记》二十五卷。阅后觉得“其稿繁冗,难以披阅,且非志体。”[55]于是“于政务暇创凡立例,以四记所载者,重加纂辑,芟繁撮要,凡六阅月始克成,曰《成都志》,总十八卷。”[56]
纵观陈琏所编纂的七部地方志编目,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记载一方舆情的地方志,还是山志,和别人编纂的相同类型的地方志体例编目相比较,有其精到的不同之处,独具慧眼,既不失传统,又能标新立异、另辟蹊径,横排纵写,条分缕析,眉清目秀,详略得当,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以致后来者在续修该地方志时不得不沿袭原志的框架,并在其续修的序言中念念不忘陈琏创下的基业,叹服陈琏地方志方面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文化功底。
(考征辩误,求真务实
陈琏在编纂每部地方志时,对前人编修的地方志记述或自己所收集的资料,总是反复推敲,不断考征辩误、求真务实,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陈琏在编纂《桂林郡志》时“其于风俗、人物、山川诸事,盖尝询诸耆旧闻之熟而知之”[57],未敢主观臆断,而是亲力亲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人称五岭以南广西的瘴疠之气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形成瘴疠的原因。他在桂林稿《瘴辩》中说:“盖其处天气温暖,地气郁蒸,山岚风水之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薰蒸而成也。”“而南州独病者,炎方之地,脉疏而气泄,愆阳弗收,有自古无霜雪处,人为常燠所暵,肤理脉络不密,山川草莽之气感而相薄,故易成疾,又地气恒燠,天气无常,四时晴霁便热,忽有风雨,顷刻便寒,服食失宜,百病丛生,此又水土气候所致。”同时提出要注意防治瘴疠的方法:“夫岭南天气不常,一日之间,寒暄数变。摄养者当宜自慎,脱著以时,则身体便矣;省食生冷,则脾胃壮矣;省食油腻,则胸膈自快矣;而又无大忿怒,以伤天和,节嗜欲,以固真炁,又奚瘴之足虑哉。”
太子少保唐铎来到广西商议军事,继而礼部尚书任亨泰、前刑部尚书杨靖、监察御史严震直,奉命出使安南,都路经桂林。以陈琏久居桂林府学,一定了解风土人情,经常以瘴气来相问,陈琏就将由父老中听来的话,以及宋朝的李璆、王棐、章杰几位所写的《瘴论》来解释这病。使对方释然,心服口服。
明代大臣、学者,官至礼部侍郎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杨士奇在《桂林郡志跋》中说陈琏“其间论夷獠则必载昔人制驭之说,论瘴疠则详列昔人治疗之方,仁者之用心也。”[58]
陈琏在《桂林志辨疑三事》说“大凡事之有疑者,不可以不辨,苟辨之而不析以理,则所疑终不能释。桂林俗传可疑者非一,今特举其著者而辨之,余可类推也。” 他对在民间流传的“淫祠”“伪香”“还珠洞”三事进行考证辩析,并得出结论。
陈琏在《淫祠》中辨说“予闻桂林属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汉高祖、张良、韩信等庙,莫究所以。及观《建武志》,邕州亦有高祖祠,云马伏波征蛮,酋长请降,愿朝汉天子,于是立高帝祠以祭之。又父老相传,云宋胡颖守潭,专毁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不毁。后颖转官广西,乡人闻风,皆以淫祠易以帝王名臣之号,幸免一时,相传至今,遂不能改,以其所言近理,彼溺于淫祀者,尚当省哉。”
陈琏还对桂林民间所传的“神物”“沉香”一直持怀疑态度,后来亲临现场考勘察,以辨真伪,并写下《伪香》传世:
“洪武戊寅冬,琏偕桂林府照磨、临洮马可俊如京师,舟下清湘数十里有沉香名潭,潭在石崖下,有枯木横置崖上。相传沉香言有神物呵护,人不敢取,取则致祸。予既蓄疑,未得其实,因停舟崖前,命可俊射之,叠发数矢,偶落其一片,拾而视之甚轻,纹理如桂木,爇之则不香,始知其为伪也。桂林大墟下石崖上有一木,亦云沉香,后为人窃去,皆此类也。去沉香潭不远有一石函,谓诸葛武侯藏兵书于石崖上,殊不知武侯平生师未尝至此,又其所著书,盛传于世,人莫不知其肯为诡秘之事哉。此特好事者为之耳。琏既辨沉香之伪,因及此以释世人之惑。”
陈琏对桂林伏波山下赫赫有名的“还珠洞”得名的由来,也进行过考证:“相传前代有一渔者,由洞口行数百步,深入渐明朗,见一物状如犬,瞑目而睡,前有一珠甚光莹,因急怀归。官府寻知之,意其为异物,亟命还之,渔人复至故所,此物睡犹未醒。故世传为还珠洞。”还有一说是“汉马伏波征交趾,回载薏苡珠,经此因得名。”两说至今未有定论。之后陈琏根据宋人题此洞的诗:“凛凛威声震百蛮,肯将捆载溷溪山。无人为起文渊阁,端的珠还薏苡还?”作结论“以此观之,伏波之事无疑,彼渔人之说,涉于怪诞,奚足信哉。”[59]
陈琏致仕回乡后,在编纂《东莞县志》过程中,对每一个地名都要亲自考证,有的还写下专文以纠错,在《龙溪辨》一文中说:“宝安东去三十里有溪水出焉,相传昔有见溪中头角崭然起者,以为角蛇,因以角蛇名其乡,后讹曰恶蛇云。乡士族有吴姓号隐愚居士,因改曰龙溪。缙绅先生咸有著述,迄今百余年,龙溪之名未彰,恶蛇之称犹在。其诸孙英等复徵诸文辨之,辨之不已,复求正于余,余曰:人肖形穹壤间,患乎身之不修,德之不建,名之不立耳,彼乡之名,善与恶又奚足介意乎。岂不见古之里,有以秽称者欤,使有如姓赖者,居之何害其为君子?英之昆季,诚能如郑玄之宝怀明德,王烈之笃于行义,而乡不以公名与君子称者,吾不信矣。又奚角蛇、恶蛇、龙溪之辨乎,因释此以驱其惑。”
 
(五)广征博采,内容丰赡   
陈琏在撰写地方志时,所采用的史料除了历代所修的地方志外,还主动收集当地先贤的著述以及金石文献,广征博采,以便在编纂地方志时能够厚积薄发、引经据典。他编纂《桂林郡志》写《瘴辩》就学习研读宋朝的李璆、王棐、章杰几位士大夫所写的《瘴论》。编《诸番志》则博采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修《颍川郡志》必“讨究经传,搜摭子史,博采遗闻”。 编《永阳志》参考留存的宋淳熙中法曹龚维蕃所修《永阳志》。撰《罗浮山志》时,也同时传承《罗浮图志》等先人的有关罗浮山的记述。作《成都志》时也沿引和保存赵阅道的《成都古今集记》三十卷、吴郡范成大的《成都古今丙记》十卷和胡元质续为《成都古今丁记》二十五卷等文献。陈琏致仕归故乡著《东莞县志》时,也注意收集保存参考先人所编纂的《宝安志》,一来为自己新编志书打下基础,二来也为后来修志者提供丰富的资料保证。这样的志书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告慰曾经修志的先贤的在天之灵,才能对得起所任职地的父老乡亲。
(字斟句酌,文采风流 
陈琏一生宦游四海,文采风流,除了洋洋上百卷的地方志外,还写下大量的诗文传世。最有名是《琴轩集》《归田稿》,书中收入的诗文有像赞、颂、赋、操、辞、乐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六言、七言绝句、记、序、杂著、解、铭、箴、赞、跋、辨 、祝文、 缘疏、辨、书、传、碑、墓碣、墓志铭、圹志、墓表、行状、哀辞、诔、祭文、请谥文等,体裁多样,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体。明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征本雅失里,陈琏任督粮官随行,一路以诗记行。圣驾巡幸北京经滁州,先后上《巡狩颂》《平胡颂》《铙歌鼓吹曲》,深得明成祖欢心。
陈琏不愧又是明代的文学大家,加上又在欧阳修曾任职并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的滁州为官多年,人称他小欧阳(修)。更可贵的是他把自己灵活多变的文风带入地方志中,驾轻就熟、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状物记事,自然得体。语言流畅而不显粗俗,古朴而不失典雅,华丽而不近浮躁,激情而不致恣肆,突破了传统的地方志语言刻板僵化、苦涩干瘪、枯燥无味的模式,形成了独特的地方志语言风格,深得读者喜爱。
这些诗文本身就是陈琏的政事记录,像上述的《瘴辨••桂林稿》《桂林志辨疑三事》《瘴辩》《桂林府儒学重建明伦堂记》等篇就是编写《桂林郡志》时写下的。他在滁州写了《重修滁州城隍庙碑》《滁州龙兴寺修造碑》《滁州儒学明伦堂记》《重建滁阳驿记》《重修钟楼记》《重修永济桥记》等篇。他的《谒柏子潭记》记其滁州求雨之事,“刻诸崖石,庶游观者有可考云。”感叹“是以圣制载颁,丰碑特建,云汉之章,照烛穹壤,山中草木,咸有喜气,岂非山川之灵有所待乎?”这些诗文编入地方志中,既为以后续修地方志传承了史料,也丰富了地方志内容,为地方志增光添彩。
陈琏的几篇地方志序言更是别具一格,言简意赅。他在《桂林郡志叙》最后呼吁:“尚俟后之君子以续于无穷焉。呜呼!昔紫阳朱夫子守南康,下车之初即以郡志为询,然则郡志之作,诚为化民成俗之一助,岂但资检阅、娱心目而已哉,是用锓板置诸学宫,庶览者有所考云。”陈琏在《诸番志小序》中盛赞明太祖英明的外交政策:“大哉圣训,真可为万世师,御远人之龟鉴也欤。”陈琏的《罗浮山志序》开门见山:“予家宝安,去罗浮百里而近,当天宇晴碧,山色历历在眉睫间,今虽宦游于外,而寤寐未尝忘也。”思乡之情溢于言表。虽然经过几百年的沧桑巨变,人事日非,这些序言、诗文今天读来仍然朗朗上口,当年的人情风物犹在眼前。这种感觉在我们阅读其他一般地方志时是很难体会到的,足见陈琏的地方志文风的魅力之所在,大大增加了地方志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值得我们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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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见《明史窃》。作者尹守衡是明代后期广东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著《明史窃》是继广东人陈建之后又一部在野史方面有贡献的作品。
[2]《琴轩集》。
[3] 罗亨信,东莞篁村人。明永乐二年(1404年)中进士,授工科给事中。洪熙元年(1425年),起用为监察御史。后升为右佥都御史。 正统五年(1440年)三月,任巡抚景泰元年(1450年),提为左天顺元年(1457年)十月去世,享年81岁。副都御史宣府、大同总督。
[4] 安南即越南。历史上的越南长期臣服中国,所以“安南”“越南”这两个国名均与中国官方有关。“安南”之名,最早见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唐初地方设州、县,岭南45州分属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5个都督府(又称岭南五管)。五府皆隶于广州,长官称为五府(管)经略使,由广州刺史兼任。唐调露元年(679年)置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河内)。
[5] 占城(Champa),即占婆补罗(梵语之意为城),简译占婆、占波,是古代存在于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古代王国,王都位于因陀罗补罗(今茶荞)。国土较广,北起今越南河静省横山关,南至平顺省潘郎、潘里地区。占城上古时被称为象林邑,简称林邑,为秦汉象郡象林县故地。东汉末,象林功曹之子区连自立为王,从此独立。公元8世纪下半叶至唐末,改称环王国。五代复称占城。后为越南阮氏王朝吞并。
[6] 暹罗,东南亚国家泰国的古称。其部分先民原居住在中国云南一带,为逃避蒙古入侵而南下迁居中南半岛。文化受到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响很大。是信仰佛教的宗教国家。1949年更名“泰国”,意为“自由之国”。
[7] 真腊(kmir),又名占腊,为中南半岛古国,其境在今柬埔寨境内,是中国古代史书对中南半岛吉蔑王国的称呼。
[8]何乔远(1558—1631年),字穉孝,或称稚孝,号匪莪,晚号镜山,明代晋江人,是杰出的地方志史学家。他博览群书,里居20余年,辑明朝十三代遗事成《名山藏》,又纂《闽书150卷,颇行于世。何乔远性格刚直不阿,在史学上敢于秉笔直书、发表自己独特见解。
[9]《桂林市教育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
[10] 陈琏《桂林郡志叙》。
[11] 陈琏《桂林郡志叙》。
[12] 陈琏《桂林郡志叙》。
[13] 陈琏《桂林郡志叙》。
[14] 吴惠重刊《桂林府郡志》)。
[15] 杨士奇(1366-1444年),名寓,字士奇,以字行,号东里,谥文贞。汉族,江西泰和人。明代大臣、学者,官至礼部侍郎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历五朝,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首辅二十一年。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一生见证了明朝的盛转衰,后因子致仕,不久忧虑不起。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赠太师,谥文贞。
[16] 民国陈伯陶《东莞县志》
[17] 斛锁里,《明史》外国列传中无斛锁里国名,应为西洋琐里或琐里。
西洋琐里,明洪武二年命使臣刘叔勉以即位诏谕其国。三年平定沙漠,复遣使臣颁诏。其王别里提遣使奉金叶表,从叔勉献方物。赐文绮、纱罗诸物甚厚,并赐《大统历》。成祖颁即位诏于海外诸国,西洋亦与焉。永乐元年命副使闻良辅、行人甯善使其国,赐绒锦、文绮、纱罗。已,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赐如前。其王即遣使来贡,附载胡椒与民市。有司请征税,命勿征。二十一年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国来贡。
琐里,近西洋琐里而差小。洪武三年,命使臣塔海帖木儿赍诏抚谕其国。五年,王卜纳的遣使奉表朝贡,并献其国土地山川图。帝顾中书省臣曰:“西洋诸国素称远藩,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乃赐《大统历》及金织文绮、纱罗各四匹,使者亦赐币帛有差。
[18] 陈琏《诸番志小序》
[19] 陈琏《诸番志小序》
[20] 陈琏《颍川郡志》序
[21] 民国《东莞县志》卷五十五《陈琏传》
[22] 开天首郡坊。旧在州治东,大观楼前。初名“江淮名郡”,已更曰“龙飞名郡”。见明万历《滁阳志》卷3《封域·坊牌》,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页117。
[23] 宋欧阳修《文忠集》卷39《丰乐亭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2册,页31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24] 《宋史》卷204《志第一百五十七·艺文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5160。
[25] 《旧唐书》卷40《志第二十·地理三·淮南道》。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1574。
[26]  明万历《滁阳志》卷首《旧永阳志序·陈琏序》。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页4-5。
[27] 明万历《滁阳志》卷首《旧永阳志序·陈琏序》。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页4-5。
[28] 明万历《滁阳志》卷首《旧永阳志序·陈琏序》。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页5-6。
[29] 明万历《滁阳志》卷首《旧滁州志叙·庄昶序》。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页16-17。
[30] 陈琏《罗浮山志序》
[31] 陈琏《罗浮山志序》。
[32] 陈琏《罗浮山志序》
[33] 陈琏《罗浮山志序》
[34] 陈琏《成都志序》
[35]陈琏《东莞县志序》
[36] 陈琏《东莞县志序》
[37] 《名山藏》,记明嘉靖以前历代遗事的纪传体史书。明何乔远撰。
[38] 胡俨(1360~1443年),字若思,原籍新干金川镇瓦桥村人。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出生于南昌县。明初国子监祭酒。通晓天文、地理、律历、卜算等,尤对天文纬候学有较深造诣。洪武时举人。任华亭教谕。成祖即位,以翰林检讨直文渊阁,迁侍讲。永乐二年(1404年)累拜国子监祭酒。重修《明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天下图志》,皆充总裁官。洪熙时进太子宾客,仍兼祭酒。后致仕归里。工书画,善诗文,有《颐庵文选》《胡氏杂说》。
[39] 王偁:一作王称,字季平,永乐时荐授经筵,充《永乐大典副总裁,最为总裁所推重。为人英迈学博,工诗、善书。其诗质朴清新,不落窠臼,行草类苏轼。永乐八年(1410),因解缙被诬案,受株连下狱卒年46才雄爽发解缙翰林院检讨,进讲
[40] 方苞(1668-1749年),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散文家,是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之一,与姚鼐、刘大櫆合成“桐城三祖”。官至礼部右侍郎,祖籍今枞阳牛集乡方皋庄,出生于江苏六合之留稼村。
[41] 万斯同(1638~1702年)清初著名史学家。字季野,号石园,门生私谥贞文,浙江鄞州人,师事黄宗羲康熙间荐博学鸿词科,不就。精史学,以布衣参与编修《明史》,前后十九年,不署衔,不受俸。《明史稿》五百卷,皆其手定。著有《历代史表》《纪元汇考》《儒林宗派》《群书辩疑》《石园诗文集》等。
[42] 袁昌祚(1538年-1616年),字茂文,东莞茶山人。明朝官员。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乡试第一。隆庆五年(1571年)中进士,陈议“恤民困、正士习、罢互市、通漕河”之计,曾任四川参议。父亲去世后辞官不仕。晚年周游名山三十余年。著有《乐律考》、《莞沙文集》十卷、《广东通志》等。
[43] 土木之变,亦称土木堡之变,是指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北征瓦剌的惨败事变。
[44] 民国《东莞县志》卷五五《陈琏传》
[45] 陈琏《桂林郡志》序
[46] 陈琏《桂林郡志》序
[47] 民国《东莞县志》卷五五《陈琏传》
[48] 民国《东莞县志》卷五五《陈琏传》
[49] 民国《东莞县志》卷五五《陈琏传》
[50] 民国《东莞县志》卷五五《陈琏传》
[51] 方献夫《广东通志序》,方献夫,南海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
[52] 袁昌祚《新宁县志序》
[53] 陈琏《永阳志序》
[54] 陈琏《永阳志序》
[55] 陈琏《永阳志序》
[56] 陈琏《永阳志序》
[57] 陈琏《桂林郡志序》
[58] 民国《东莞县志》卷八十五
[59] 陈琏《桂林志辨疑三事》
 
参考文献:
[1](明)卢祥纂,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二十二)(天顺)东莞县志》[M]。广州市: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2](明)汪运光修,张二果纂,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二十二)(崇祯)东莞县志》[M]。广州市: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3](清)郭文炳修,张朝绅、李作楫纂,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二十二)(康熙)东莞县志》[M。广州市: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4](清)周天成修,邓廷喆、陈之遇纂,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二十三)(雍正)东莞县志》[M]。广州市: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5](清)彭人杰修,范文安、黄时沛纂,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二十三)(嘉庆)东莞县志》[M]。广州市: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6] 陈伯陶纂修,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二十四)(民国)东莞县志》[M.广州市: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7] 陈琏《琴轩集》
[8]《明史••人物列传》
[9]《明史••卷323列传••211外国传》
[10] 明黄佐《广东通志》
[11] 明苏濬《广西通志》
[12] 明《四川通志》
[13] 王浩远《滁州传统方志编纂情况概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4] 邬榕添《历代罗浮山志书浅述》
[15] 侯月祥《明代以来广东著名修志人物事略上、中、下》(《广东史志》1986年第二、三、四期)
[16] 侯月祥《广东新方志编纂与研究50年》(《广东社会科学》)
[17]《中国地方志词典》。1986年由黄山书社出版。
[18]《中国方志大辞典》。198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中国文学大辞典》。199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20] 朱士嘉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21] 倪俊明《中国地方志集成目录.广东部分补正数则》(载《广东史志》1986年第三期)
[22] 李默《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广东方志著录疏误补正》(载《广东史志》1986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