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追溯东莞地方志的编纂,自元代皇庆年间(1312-1313)陈庚编纂《宝安志》以来,迭经历代修纂而日趋完备,尤以民国时期陈伯陶主持编纂的《东莞县志》为上乘。该志不但名闻遐迩,其修志思想也对东莞后来修志产生影响。民国时期,东莞地方志在继承传统方志学说的优秀部分外,顺应时代变化,在志书记述内容、体例等方面都有了一定新变化。究其原因,与陈伯陶编纂地方志的思想有很大关系。本文拟分别从陈伯陶编纂地方志所处的时代背景,编纂地方志思想的可取之处及其局限性,分析陈伯陶编纂地方志的思想对今天修志的可借鉴之处,及其对客观评价民国时期广东修志人员编纂地方志思想的意义。
关键词:陈伯陶;东莞县志;思想
 
清末民初,政体剧变,西方的史学理论在中国逐步深入传播,同时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理论等方志学说仍盛行未衰,中外的史学理论对编纂地方志的思想构成强大的冲击,尤其是广东作为开风气之先的省份受到很大影响,推动了民国时期广东方志的变革发展。在这一时期东莞地方志工作者编纂的成果是由陈伯陶主编的《东莞县志》,陈氏编纂地方志的思想,大体反映了民国时期东莞地方志的编纂思想。学界目前对陈伯陶编纂地方志思想的研究甚少,而本文试从民国时期的大背景来探讨陈伯陶编纂地方志的思想除传承传统方志学说中的优秀部分外,在志书记述内容、体例等方面的新变化,对客观评价民国时期东莞乃至广东修志人员编纂地方志的思想有一定意义,同时对今天的地方志编纂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笔者不揣冒昧,拟从陈伯陶所处的时代背景,编纂地方志思想的可取之处、局限性三方面来分析陈伯陶编纂地方志的思想,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陈伯陶简介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陈伯陶(1855-1930),字象华,号子砺,晚号永焘,又号九龙真逸,广东东莞中堂凤冲乡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壬辰科进士第三,钦点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文渊阁校理,武英殿协修、纂修等职,后又被派往日本考察教育,这些任职经历为他日后主持编纂《东莞县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辛亥革命后,陈伯陶隐居香港九龙,淡出官场:“辛亥国变,余窜伏海滨之九龙,谢绝人事。”[1],使他有大量的时间潜心著述。
欲对陈伯陶编纂地方志的思想作一详尽、全面的了解,必先对其所处的时代作一了解。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修志经费短缺,人才素质参差不齐,修志的三难问题都集中在此段时期:“方志有三难,才也,材也,财也。盖得才难,取材尤难,筹款更难”[2],广东省各县(市)的修志就是在此种恶劣环境下,屡举屡废。据统计,全省当时有50多个县(市)修志,有49种出版发行,多是抗战前所修,修志成果不多[3]。另外据胡巧利在《民国广东地方志变革探析》中提及:“民国广东所修地方志,总计为51部,包括2部通志和49部县志,其中未成稿者有9部,实际修成者42部县志。”[4],总的来说,修志成果并不多,其中陈伯陶修志7部[5]。这与陈伯陶破解了方志的“三难”有很大关系,如陈伯陶在编纂民国《东莞县志》的过程中,隐居香港,避开了战火动乱,并因沙田公产的拨付而经费、人手充足:“谓欸从沙田公产出,无应县尹聘受栗肉之嫌,且任征同志迁局九龙,俾省应酬而专著述。”[6],而中西史学理论的冲击,则构成了陈伯陶编纂地方志思想既有很多可取之处,亦因政体变换,陈伯陶作为清朝遗老的守旧思想,难以全面接受新事物,而使其思想上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先对陈伯陶编纂地方志的思想的可取之处作一分析。
二、陈伯陶编纂地方志思想的可取之处
(一)博行采访,史料为先
陈伯陶在接受同乡叶湘南请求编纂《东莞县志》后,“因取前志读之,知体例犹未尽善。”[7]为此陈伯陶:“乃博行采访,详加征引,仿阮文达《广东通志》及近代南番诸志例,重为纂辑,阅六载方成,凡九十八卷(附《沙田志》四卷),合一百三十余万言。”[8]为了确保所修志书完善,陈伯陶在广泛搜集史料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他广泛借鉴东莞历代各种版本的志书,兼及《古今图书集成》、《广州府志》等记载了有关东莞历史的志书,确保所编纂的《东莞县志》在前志的基础上,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兹求得《卢志》残本,《张志》旧本及《图书集成》所引《广州府志》内记东莞事,大都取之明以前书,兹编悉行采录。国朝《郭志》则李白川等修,惜未之见,《周志》则邓蓼园等修,整饬详赡,不至如《彭(志)》所云,故援引独多。凡《彭志》、《范志》本之周者,则注《周志》于下方,所从先也。
《邓朴庵志稿》求其家不获,然阮文达修《通志》时,朴庵预其役,凡《阮书》称《东莞草志》即朴庵本也。《何梅士志稿》则因同治间修《广州府志》缉呈书局,《邓莲裳志稿》则光绪末致仕后为之,故《彭志》以后百余年间事,兹编即用为底本。”[9]这是陈伯陶修志思想中认真继承前人修志成果的可取之处。
陈伯陶在撰写《东莞县志》时,所采用的史料除了历代所修的《东莞县志》外,还主动收集东莞先贤的著述以及金石文献。历时六载的县志编纂,其中搜集史料便费时三年:“近事固须采访,然元明以来,邑中旧闻多见乡先达著述中至碑碣石刻,尤堪引证,兹之采访,遍涉乡村,时逾三载,著述则借其原书,石刻则求其拓本,凡前志未备者,藉为补入,所获甚多。”[10]陈伯陶编纂志书坚持博行采访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尤其是他对金石文献的重视和运用,与文献学大家郑樵所提出的见解一致:“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11]当今史学家同样十分重视金石文献,因为金石文献历百代其记载的史料不会像书籍因传递而内容有所改变,而且还可通过金石文献,了解其所记载的那个朝代的生活状况及其规章制度。
同时,陈伯陶所编纂的《东莞县志》明确所引史料出处,严格注释,则称得上详加征引,典核详赡:“邑事散见于史子集部中,旧志多不深考,间有征引,亦不明注所出,兹编广为摭拾,并依《阮通志》例注其书名,其有差错者,则加按语考订之。”[12]
(二)精制图表,图文并重
图表文献对学者研究历史有很重要的作用。文献学大家郑樵认为图谱与书籍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图表与书籍的作用、地位相等:“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13]
在当今修志,图表的作用亦是越来越重视,在编纂方式上,《东莞县志》开始使用科学的方法,绘制精确的地图,充分重视图表的作用,“志以图为重,故古人不曰志而曰图经。……邑旧志图于开方测算,未明其法,甚为疏略,罗君近充陆军测量局教习,当道以虎门要塞令率诸学生测绘并成县境。全图凡四十一幅……比诸旧志,灿然可观矣。沿革本诸史志,及前代疆域图记等书,然必兼载邻县,分合始明。旧志征引未全,殊嫌简略,兹详为考据,使阅者了然。”[14]在这里陈伯陶不满足于东莞旧地方志的粗略绘图,而是创新编纂方法,通过采用军方测量的东莞县地图,使查阅该部《东莞县志》的人能够透彻明了东莞当时的区域范围,这一点与清代著名学者戴震的主张相符:“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15]采用考据精良的地图,使得陈伯陶编纂的《东莞县志》,对后世想了解东莞一方历史沿革有巨大的作用。
“旧志于职官选举俱不作表,但以年代先后分行书之而已,兹依《阮通志》例改列为表,而补其所未备。”[16]图表的作用使人能够对事物的发展一目了然,陈伯陶通过对职官选举进行列表,让人对东莞的职官选举有清晰的认识。
(三)纠疑载新,富于创新
陈伯陶在编纂《东莞县志》时注重创新,敢于打破框框,在处理明代东莞人物方面,认为“明时莞人物最盛,《彭志》称炳麟史册,凡十余人。此外仕宦芳踪尚多可纪信矣。惟云旧志率意铺张,不复详考当时典故,如野老谈朝政启口多讹,今细为增删,凡所厘正,悉依明史。其说非是《明史》列传,为万季野作《方望溪集》,称昔诧季野于吴会间,人多列传而他省远方灼灼在耳目者反阙,季野言他省远方人状志家传,百不一二,致郡州县志皆略举大凡,虽知其名其行谊,事实不可鉴空而构,欲特立传无由,摭拾成章。据此则季野所为传,盖采状志家传及府州县志而成。……奈何但依《明史》而疑为率意铺张乎,且季野修史时事多忌讳,或惑于流俗人之言致滋曲笔,故余于兹编博考群书,证以状志家传,重为纂辑,不特补所未备,且以订正史误而白诸人之冤。”[17]在这里,陈伯陶针对《彭志》“明代人物,悉依《明史》。”这一义例存疑,认为《明史》列传撰修人万季野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文网的影响,时事多忌讳,又因当时广东边远,上送的志书、状、志、家传不多、参考材料不足,致使明代东莞人物很多并未收入《明史》列传。因此陈伯陶对明代东莞人物传,证以状、志、家传,人物比旧志增多,而且详细,订正史之误。此举不但使得陈伯陶编纂的《东莞县志》更加具有史学价值,对广东其他地方志的修纂乃至全国其他偏远地区编纂地方志在编修当地明代人物时都能够有所启发。
陈伯陶编纂地方志注重创新的思想,不但体现在过去的人物等历史的重新订正、增补上,而且还体现在当时陈伯陶在编纂地方志时,面对新事物的涌现,而敢于变通,记载归纳上。陈伯陶主持编纂《东莞县志》时,正值清末民初,由于实行新政,大量新事物涌现,面对东莞因新政出现的新事物,陈伯陶并没因为旧志没记载而忽略不计,而是在体例上加以创新,如建置略二中记载的学堂,建置略三中记载的教堂,建置略四中记载的铁路,建置略六中记载的商会:“逮光绪之季,学堂兴而黉舍废,铁路设而驿站裁,故以学堂附学宫后,铁路附驿铺后,以著变通之自。至外人传教,立有教堂,被发礼亡,争桑衅起,此事变之大不可不纪者,以其亦神道设教,因摘采其略附诸坛庙祠之后,非谓宜崇拜之也。”[18]
(四)选引文献,注重传承
陈伯陶在编纂地方志的过程当中,注重传承文献,对后世编纂东莞地方志以及研究东莞历史有很大作用。首先是前面所述的注重引用金石文献编纂《东莞县志》:“然元明以来,邑中旧闻多见乡先达著述中至碑碣石刻,尤堪引证,兹之采访,遍涉乡村,时逾三载,著述则借其原书,石刻则求其拓本,凡前志未备者,藉为补入,所获甚多。”[19]陈伯陶补入《东莞县志》的金石文献,不但让《东莞县志》增色不少,更因此保留了东莞不少珍贵的金石文献资料。
其次是陈伯陶为修《东莞县志》而钞选康熙六十年重刻本《琴轩集》其中的精粹成《聚德堂丛书》十卷本《琴轩集》,更能体现出陈伯陶注重历史文献的保存。陈伯陶在编纂《东莞县志》的过程中,同乡张其淦得知陈伯陶需引《琴轩集》为证,遂将家藏有清康熙六十年之万卷堂《琴轩集》原本相借陈伯陶,在参考过程中,陈伯陶发现康熙六十年之万卷堂《琴轩集》当中含有极多应酬作品,内容过于繁杂,为了更好地传承《琴轩集》的精粹,陈伯陶选取其中精华部分,成《聚德堂丛书》十卷本《琴轩集》,具体可见杨宝霖先生在《东莞丛书》编辑组编撰的《琴轩集》所作的前言:“四十年前笔者读陈伯陶《聚德堂丛书》十卷本《琴轩集》,已惊诧于它内容的繁富,陈伯陶《跋》云:‘兹钞其十六七,编为十卷,以省繁重。’因知十卷本非足本,……民国《东莞县志》卷五十五《陈琏传》,陈伯陶叙述:‘上(霖按:指明成祖)征本雅失里还,(陈琏)上《平胡颂》。又仿柳宗元上《铙歌鼓吹曲》十二章。’下注云:‘按今《琴轩集》系康熙六十年重刻,《平胡颂》、《铙歌鼓吹曲》俱缺。则知民国《东莞县志》所引、陈伯陶《聚德堂丛书》十卷本《琴轩集》所据,必为康熙六十年重刻本。读张其淦《东莞诗录》,知康熙六十年重刻本《琴轩集》为张其淦所藏,陈伯陶于民国初在九龙开局修民国《东莞县志》时,借之未还。张其淦云:‘《琴轩全集》,近付邑修志局。(略)并托修志局诸君再为选钞十余篇。所以存其真面目也。’”[20]
三、陈伯陶编纂地方志思想的局限性
陈伯陶编纂地方志思想上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陈伯陶认为修志是为了“敦尚节义”,在《增城县志序》他指出:“赖君荔垞,余馆中旧友也。辛亥之后,与余同窜迹海滨,昕夕聚首,时余方受邑人之托为《莞志》,未成,而赖君以所纂《增志》见示,且嘱为序言以弁简端。余惟陈隋之世,及宋开宝间,莞与增郡县治尝合。故风俗之醇朴,与士夫之敦尚节义,大略相同,而增则菊坡之勋业、甘泉之理学尤蔚然,为世所宗。世道陵夷,异端蠭起,赖君生是乡,步先正之典刑,作中流之砥柱。其纂是编,盖与叔膺、休菴同此志也。”[21]从修志经费的来源看,民国《东莞县志》的修志经费来自沙田公产拨出的经费,也就是在当时东莞乡绅富商的支持下编纂《东莞县志》,乡绅同样也是注重敦尚节义:“东莞之有志也,自邑人陈月桥始,月桥宋乡进士,入元不仕,惧旧闻放失,乃因县尹郭居仁之请而创为之者也。……乙卯春,邑人叶湘南援月桥例,复申前请。”[22]这对陈伯陶编纂地方志思想局限性有一定的影响,如《东莞县志》以宣统三年为下限:“修志之议发自宣统初乙卯,开局后邑人龂龂以断代为史请,余谓志与史不同,无断代之例,然众论所当从也,故兹编纂至宣统三年七月止。”[23]清朝遗老眷恋前朝的心理影响到编纂的地方志之中,这不但是民国时期《东莞县志》的局限性,亦是民国时期,由遗老负责编纂的地方志时所普遍存在的一个局限性。敦尚节义不可谓不好,然而为节义而记载地方历史,尤其是以此种思想记载清朝时期东莞的历史,却会影响方志的客观记载,史料的取舍自然便会有其局限性。这不仅是陈伯陶个人当时的修志思想,同时亦是东莞乡绅对编纂志书内容的想法。
民国时期,时代的剧烈变化,让方志编纂者的思想也随之变化,陈伯陶的修志思想一定程度折射出民国初期东莞乃至广东省一些市县方志工作者编纂方志思想的创新及不足之处,如同一时期纲下门目设置出现的新变化,不但在《东莞县志》上有所体现,在民国时期《增城县志》等县志上都有所体现[24]。特别是陈伯陶学识渊博,加之仕宦期间一直任职的是如翰林院编修等负责史书纂修的职位,让他在编纂《东莞县志》的过程当中,能够以修纂国史的眼光和标准严格编纂志书,一改以往东莞的地方志或因陋就简,或言语上多有避忌等遗憾,从而编纂出在全国范围内较高水平的地方志。侯月祥在《广东新方志编纂与研究50年》里提到:“民国时期的梁鼎芬、桂坫、梁启超、吴道镕、陈伯陶、……饶宗颐等对方志编纂与理论研究都有一定的贡献。”[25]当今地方志的作用日渐显著,编纂地方志的思想越发凸显其重要性,陈伯陶编纂地方志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给我们发展当代方志事业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而借鉴融合前人思想,不断突破修志思想的局限,我们才能在方志领域不断取得进步。
 
 
 
参考文献:
[1]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
[2]陈伯陶.《东莞历代著作丛书·宋东莞遗民录·胜朝粤东遗民录》[M].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陈伯陶.《瓜庐文剩》[M].台湾: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
[4]陈伯陶.《瓜庐诗剩》[M].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
[5]陈绍南.《代代相传·陈伯陶纪念集》[M].香港:不详,1997.
[6]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7]王思章修,赖际熙等纂,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三三〕【民国】增城县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8]陈琏著,《东莞丛书》编辑组编.《琴轩集》[M].东莞:政协东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2000.
[9]戴震.《乾隆汾州府志例言》,《戴震全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10]苏泽东辑.《宋台秋唱》[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
[11]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2]沈桐生辑.《光绪政要》[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13]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5]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16]张玉春主编.《百年暨大人物志》[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
[17]朱庸斋选、陈永正注.《岭南历代词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18]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
[1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1]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
[22]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济南:齐鲁书社,1990.
[23]来新夏.《方志学概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24]林衍经.《方志学综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5]黄苇等著.《方志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
[26]闫晓青.《清末探花陈伯陶其人其墓》[J].《广东史志·视窗》,2006年第3期.
[27]谭赤子.《两代文章见性情——陈铭圭、陈伯陶父子其人其文》[J].《岭南文史》,2002年1期.
[28]董就雄.《陈伯陶忠节观试析》[J].《文学论衡》,2010年第17期.
[29]蘧广震.《试论民国山东方志纂修的创新与变革》[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0]董就雄.《试论民国方志诸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J].《黑龙江史志》,2006年第8期.
[31]许卫平.《略论民国时期方志体例门类的变革创新》[J].《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6期.
[32]张鹏.《民国方志地理类目变革研究》[J].《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2期.
[33]许卫平.《略论民国时期方志记述内容的变革与创新》[J].《江苏地方志》,2002年第6期.
[34]廖晓晴.《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述评》[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5]侯月祥.《广东新方志编纂与研究50年》[J].《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36]胡巧利.《民国广东地方志变革探析》[A].《2012’广东省地方志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汇编》[C],2012年.
[37]吉正芬.《民国以来地方志编纂研究概况》[J].《巴蜀史志》,2012年第2期.


[1]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4.
[2]胡翯修,饶爕乾等纂.《镇宁县志》[M].民国三十六年石印本四 卷首一卷,351
[3]侯月祥.《广东新方志编纂与研究50年》[J].《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87
[4]胡巧利.《民国广东地方志变革探析》[A].《2012’广东省地方志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汇编》[C],2012年,2
[5]侯月祥.《广东新方志编纂与研究50年》[J].《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88
[6]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4
[7]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4
[8]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4
[9]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5-6
[10]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6
[11]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 1995,1843
[12]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6
[13]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 1995,1825
[14]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7
[15]戴震.《乾隆汾州府志例言》,《戴震全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488
[16]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10
[17]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12-13
[18]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8
[19]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6
[20]陈琏著,《东莞丛书》编辑组编.《琴轩集》[M].东莞:政协东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2000,4-5
[21]王思章修,赖际熙等纂,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三三〕【民国】增城县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3.
[22]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3-4
[23]陈伯陶.《东莞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5
[24]胡巧利.《民国广东地方志变革探析》[A].《2012’广东省地方志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汇编》[C],2012年,6
[25]侯月祥.《广东新方志编纂与研究50年》[J].《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