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潮州概览 | 市情要事 | 方志动态 | 地情数据库 | 理论研究 | 政务信息 | 县区志鉴
 
要确立饶宗颐方志实践与理论在方志学和饶学研究中的应有地位

 

 
 黄继澍
 
 
 1932年,年仅15岁1的饶宗颐便承其先严遗志,着手续修《潮州艺文志》2,开始步入学术殿堂。
 1934年,年仅17岁的饶宗颐作5000字的《广东潮州旧志考》长文,刊登于北平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二卷五号上。这是饶宗颐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方志界首篇系统研究潮州旧志的论文。
 此后,饶宗颐关于地方志的著述,则一发而不可收。1935年,应广东通志馆及老夫子温丹铭之邀,出任《广东通志·艺文志》3专任纂修,并着手纂修潮州《韩山志》4。1936年又纂修《广济桥志》,发表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主办的《语言文学专刊》。当时,年仅19岁的他,却应请为黄仲琴老夫子的《金山志》5作序。以后10年间,饶宗颐有关方志的著述颇丰。1996年,汕头大学黄挺教授编辑50万字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大部分文章是饶宗颐这一时期发表的方志论文,如《古海阳考》(《禹贡》,1937年)、《潮州韩文公祠沿革考》(《潮州丛著初编》,1938年)、《揭阳方志考》(《文献》,1943年)等。
 1946年7月,已颇显声望的饶宗颐受聘为潮州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兼《潮州志》总纂,引领温丹铭、翁子光、萧遥天、吴双玉、苏乾英、林超等一批潮籍硕彦鸿儒编潮州的地情巨著《潮州志》。在战火连连、时局多变、经费无着、官员不管的艰难困境中,饶宗颐应古人“三十而立”之说,将《潮州志》从官修引为民修,独撑大局,与众同仁一道,半天教书,半天修志,至1949年7月,终于基本完成定30门、计1万面、分50册、共500万字的宏篇巨著的总纂任务。但由于经费和时局的原因,仅有15门、20册、140万字问世。
 1965年,定居香港的饶宗颐将《永乐大典·潮州府》6、明嘉靖郭春震《潮州府志》7、清顺治吴颖《潮州府志》以及他总纂的已刊行《潮州志》8共4部编集为《潮州志汇编》缩印本,为其作序,由香港龙门书店出版,为保护方志遗产和研究方志起了很大作用。
 1993年,饶宗颐又将其门人李锐从东京谋得的明万历郭子章《潮中杂纪》影印本,为其作序;交香港潮州商会印行,使潮志孤本流行于世。
 祖国大陆恢复修志传统,设立修志机构以后,饶宗颐一直关心方志事业,指导潮州市的修志工作。1999年,他将从其职务方能获得的已是孤本的清康熙林杭学《潮州府志》影印本,并以其1997年发表于《潮学研究(六)》的《记康熙林杭学修之〈潮州府志〉》一文代序,转托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翻印,从而引发潮州市志办用近10年时间翻印30部潮州府、县旧志的文化工程。而整个工程中,饶宗颐均全程指导。
 2004年,饶宗颐委托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存稿,重刊《潮州志》。2005年8月发行,在原有15门20册的基础上,增卷首、志末,补5门,新编为10册,使《潮州志》以完整体例面世。
 2009年,饶宗颐将找到的《潮州志·古迹志》等4个门类稿件送回潮州,委托潮州海外联谊会代为整理出版。2011年12月,《潮州志补编》问世。此时,饶宗颐已是94岁高龄。
 综观饶宗颐80年的学术生涯,贯穿着方志的编纂实践与理论研究。尤其是500万字的《潮州志》融汇了饶宗颐的一生心血,是他的学术代表作。但是,中国方志学界几乎没人研究饶宗颐及其《潮州志》,而饶学分类中也未提及方志学一门,这是学界的一大憾事。本人认为,方志界应研究饶宗颐的方志实践与理论,饶学研究应增立方志学一门。
 
 
 独具一格的《潮州志》全貌面世,是研究饶氏方志学的基础
 
 民国虽也重视修志,但多灾多难,能修成甚少。“民国时期全国以旧州府为地域修志的,只有30多个地区,多属续修。其中1945~1949年,只修出3部地区志,即广东的《潮州志》和贵州的《定番州志》、《遵义新志》。《定番州志》只有一个铅印本,《遵义新志》只有17万字。”9在广东省,《广东通志》于民国5年(1916)和民国24年(1935)两修,均未成稿。以县修志,也仅有近20种,以温丹铭的《大埔县志》为突出。温志与旧志比,体例虽有变化,但仍因多创少。而以旧州府为地域修志,有潘载和的《潮州府志略》和饶宗颐《潮州志》两部,潘志仅抄摘旧志,集为一简本,少有使用价值。惟《潮州志》既宏篇巨著,且饱含创新精神。著名学者叶恭绰为其作“序”,对其“体例之惬当”、“纪载之翔确”的两大特色给予高度评价,赞其“有此精心结撰之作,所谓鸡鸣不已,凤举孤骞,诚空谷足音,荒年颖秀矣。”10
 《潮州志》有几大与众不同的特点,是方志学探索、饶学研究所不能忽视的。
 
 一、专家修志,鸿儒云集
 史称专家修志。修国家或省级志书,需找专家似不难,但修地区(府)级志书,要找来各方面专家当分纂可是难事。我国首轮市、县级修志,大多是部门资料员参修,而不是请来专家参修。
 但是《潮州志》的分纂,却全是潮汕籍的顶尖专家。
 《人物志》分纂温丹铭(1868—1953),又名廷敬,大埔县人。1902年与丘逢甲等同创岭东同文学堂,1912年任省立惠潮梅师范学校校长,1928年修《大埔县志》,1930年任广东通志馆总纂,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一生著述颇丰。
 《风俗志》分纂翁辉东(1885—1963),字子光,原籍潮安金石。同盟会会员,1924年任大埔县县长,1926年任省立惠潮梅师范学校校长,1947年任潮安县文献馆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一生著述颇丰。
 《物产志·药用植物志》分纂杨金书(1902—1978),潮州城区人。1924年就学于日本帝国大学农科,1929年回国后在省立金山中学、韩山师范等学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潮安县科协副主席、潮安县政协副主席。1962年任韩山师专生物科主任。
 《地质志》原分纂林超(1909—1991),揭阳县人。1925年就学于岭南大学,1926年转学于中山大学;1938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理学院代院长;1940年参与筹建中国地理研究所,历任研究员、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他主持的《中国自然地理·总论》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一等奖。
 《侨况志》分纂苏乾英(1910—1996),潮安磷溪人。1926年就学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韩师);1930年就学于上海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升任教授;主编《南洋研究》,是华侨史学专家,受聘分纂后曾三次赴东南亚调研。1952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一生著述颇丰。
 《戏剧音乐志》分纂萧遥天(1913—1990),又名公畏,潮阳县人。20世纪30年代就学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中学教学工作。1953年定居马来亚槟城,是新马华文界有影响人物,曾任马来西亚联邦教育部课程委员。一生著述颇丰。
 此外,《水利志》原分纂王昇荣系珠江水利局水文站长,《佛教志》分纂释宽鑑系广州六榕寺及潮州开元主持,还有吴双玉、林德侯、林适民等,都是潮汕文化名人。
 
 二、从官修到民修:典型的纂修属性转化
 修志,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志由官修,是我国固有的历史传统。但《潮州志》的纂修是特殊的修志现象,它经历了一个从官修到民修的属性转变。
 《潮州志》,初纯为官修。抗战胜利,“民国35年(1946)3月6日,郑绍玄(丰顺人)正式就任广东省第五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4月29日,第五区年度行政会议决定:‘鉴于修志之不容缓,爰提议编纂《潮州新志》一案,经会议致通过,并定于7月1日成立潮州修志委员会,推郑绍玄为主任委员,负责修志事宜。’”11接着有关人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起初修志细则,拟定修志委员会、编纂委员会入选名单,议定并筹集修志经费等。5月23日区公署以教社字第256号文就修志及筹印先正丛书事呈报省政府12并发各县市局,6月7日以教社字第293号文致“广州两广监察使署饶秘书宗颐”商请其任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7月10日以社教字第390号文发函正式聘请饶宗颐为副主任委员兼总纂。13初开局于潮安城,附设于专署内;11月移汕头,设修志馆于同益后路6号,即民生路7号14。一切工作顺利进展。
 俗称盛世修志,而《潮州志》的纂修却很快就进入“乱世”之中。抗战胜利,人民想建立和谐社会的美梦因国民党的挑起内战而破灭。解放战争开始,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的政权极不稳固。1947年12月,郑绍玄专员去任,辞去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1948年1月喻英奇任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但他不愿继任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民国37年(1948)1月28日,修志会召开第二次委员会会议,时值刘公(侯武从两广监察使上)卸任归里,众遂推主其事15。刘侯武已卸职为民了,可以说,此时是《潮州志》从官修变为民修的转折点。
 确认志书是否官修,我认为有两个条件十分重要:其一是应由地方行政长官主持修志工作并审定稿件。《潮州志》在这一项自1947年底随着郑绍玄辞去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而继任的专员喻英奇又不愿担当此职而给予否定。其二是应由地方政府拨付修志费用。此项也因物价飞涨,尤其是国民党政权日趋崩溃而逐渐消失。1949年初志书已次第成稿,付梓在即,饶宗颐先生知道依靠国民党政府拨款已完全无望,只好通过报刊向社会发出呼吁:“顾兹事体大,需助实殷,端赖邦人硕彦,旅外同侨,鼎力劻勷,与乎馆中同人之继续努力,庶几此百年钜业,早观厥成。”“溯志馆自开创以来,几至中辍者屡,赖余子亮、林连登、方继仁、黄芹生、林子明诸先生及海内外热心文化事业诸君子赞勷之力,工作得以持续。去(指1948年)秋而后,又告不继,刘(侯武)公鬻书维持,方(继仁)先生亦逐月 助。”16由此可见,修志的大部经费,还是依靠民间捐助支持。
 虽然国民党政府已不顾及修志事宜,也无力拨付修志费用,但依赖饶宗颐、刘侯武等修志同仁的努力与声望,海内外潮人的鼎力相助,《潮州志》从几至中辍中仍成稿刊行。此为潮州文化事业之大幸。
 从官修变民修,《潮州志》实现了史所少有的纂修属性转化,饶宗颐为中国修志史创造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三、接力出版,概貌渐现
 根据《潮州志》的修志档案,《潮州志》的篇目,自1946年7月初拟后,几经变动。至1949年定稿时定为:卷首:序、述例、纂修题名、地图、全志总目、引用书目;本志(30门):沿革志、大事志、疆域乡村志、气候志、地质土壤志、山川志(地形、水文附)、古迹志、物产志、民族志、户口志、方言志、政治志(职官表附)、交通志、教育志、兵防志、财赋志、实业志、水利志、建置志、社会志、侨况志、风俗志、戏剧音乐志、宗教志、金石志、宦绩志、人物志(选举表、仕宦表附)、丛谈、叙录;志末:修志经过。17
 因历史的原因,1949年《潮州志》未能完全刊行,后经重刊和补编,现有4种内容包含不同的版本问世。
 (一)1949年版,即《潮州志》原印本。蓝色封面,长26CM,宽16.5CM,共20册。录入沿革志、疆域志、大事志、地质志(总目称地质土壤志)、气候志、水文志(比总目增加的一门)、物产志(缺目)、交通志、实业志(缺工业目)、兵防志、户口志、教育志、职官志(比总目增加的又一门)、艺文志、丛谈志共15门。除中山图书馆外,现藏者不多,且多缺册。
 (二)1956年版,即《潮州志汇编》中的《潮州志》。长25.5CM,宽19CM,香港龙门书店印行。或因饶宗颐先生收藏原版欠册,比1949版缺实业志的农业、林业二目。现藏本也不多。
 (三)2005年版,即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翻印的《潮州志》重刊本。长21CM,宽14CM。以1949版扫描重印,合为六册;前加《卷首》,后加《志末》各1册;志文补编民族志、山川志、实业志五·工业、风俗志、戏剧音乐志,合为第七、第八2册。总共10册,220万字。
 (四)2011年版,即潮州海外联谊会编印的《潮州志补编》,长21CM,宽14CM。
 《潮州志补编》录入古迹志、金石志、宦绩志、人物志4门,并增“外编”一门。分5册,150万字。
 至此,出版的《潮州志》以2005年重刊版加2011年补编版计,共23门并加“外编”,约370万字。比1949年确定总目增水文志(该门原定为山川志的附录,因山川志未能及时出版而改为单门)和职官志(该门原定为政治志附表)2门,并加“外编”(因2009年饶宗颐送来古迹志等4门原稿中夹有很多资料,经饶老首肯,由编辑部整理附后),但仍缺方言志、政治志、财赋志、水利志、建置志、社会志、侨况志、宗教志、叙录等9门。据饶宗颐言,方言志或乃存其香港旧屋中,候找到再送回补编。
 
  
 方志学界应重视对饶宗颐方志实践与理论的研究
 
 长期以来,方志界把对饶宗颐方志实践与理论的研究给忽略了。广州市志办陈泽泓研究员指出:“观夫方志界之著述,论及近代之方志学,多未言及饶氏。已出版的《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现代方志学》(方志出版社),均只字未提及饶宗颐的修志活动及主张。如果说,这些著作都不是岭南人的著作,那么,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讲学于香港大学等处的林天蔚18的专著(指《地方文献论集》),论及方志理论与新方志之兴起,也只字未提及饶宗颐。可见饶氏在方志学方面的贡献,尚未得到方志界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深度的发掘和系统研究。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饶宗颐在汉学研究不少领域中有着令人注目的光彩,因为掩盖他方志学的成就。同时,李泰棻、黎锦熙等方志名家有专著,而饶氏之理论则体现在其为方志所作的序例、志书行文及修志实践中,不易为人注意。”19
 笔者以为,方志界对饶宗颐方志实践与理论的忽视,不仅在于因他的博学而形成对其方志学造诣的掩盖,而还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因为自1949年以后,饶宗颐一直旅居海外,大陆学界以及政界对饶宗颐的了解与认识,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是个盲区。
 饶宗颐是有公正的政治立场的,观其总纂《潮州志》,基本没有攻击共产党的内容与词语。饶宗颐是爱国爱家的,更爱未竟的方志事业,1965年6月在香港出版社的《潮州志汇编》序中,他倾诉衷情:“久去乡关,累十余稔,山川乔木,望之畅然,往日藏书,不可复问。20而余为学之方,日益旁骛,旧记都忘,何论新知。矧于煨烬之后,掇拾之余,集腋成编,取资异国,叹精力之将衰,惭韦编之莫就,姑存初稿,未遑删订,敢谓足以谀闻,庶不没其苦心,以俟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但我们没有公正对待饶宗颐。1984年9月,季羡林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写了一篇17000多字的长序,《序》文开篇则指出:“饶宗颐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台湾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影响。由于一些原因,在我国大陆,他虽也享有声誉,他的论著也常常散见于许多学术刊物上,而且越来越多;但是他的著作还没有在大陆独立出版过,因而限制了大陆学人对饶先生学术造诣的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季羡林教授一语道破原委。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不但饶宗颐的方志学造诣不受我们重视,他的整个学术造诣都不受我们所重视,是我们没有主动走近饶宗颐的。
 广东省原省长、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卢瑞华在《重印〈潮州志〉序》中指出:“饶宗颐教授是誉满寰宇的著名汉学大师、国际学术和艺术大师,亦是现代方志界宗师。先生对地方志之研究、发掘、整理、纂修、传播诸多方面,均有卓荦建树,驰骋掉鞅于史志文场。”21应当说,方志界不研究饶宗的方志实践与理论,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历经60年沧桑,《潮州志》已有300多万字的内容刊行了。《潮州艺文志》、《广济桥志》、《韩山志》出版了,汇集饶宗颐方志理论与研究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也出版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也问世了。“饶宗颐星”已在太空闪闪发光,方志界认真探索饶宗颐方志纂修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时候应当到来了。
 
 饶学研究应确立方志学一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特别是潮汕学者逐渐走近饶宗颐,饶学研究也逐步开始,并有人对饶学的领域作探讨。90年代初,饶宗颐曾自我界定。据曾楚楠在《即之弥近、仰之弥高——从饶宗颐教授问学琐记》22中讲:“先生自己归纳,他的治学领域可分为8个方面,即:敦煌学、甲骨学、史学、楚辞学、词学、目录学、考古金石学及书画。”
 1996年8月,在潮州市韩山师范学院举办了一次高规格的“饶宗颐学术研讨会”。由中山大学曾宪通教授主编的《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在综述中把论文分为宗教与哲学、考古学、史学、目录学、诗词学、潮州学、书画及其它等9个方面。
 2003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印行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则把饶宗颐的治学领域分为14个方面,即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诗词。
 不管如何分,都没有提及将少年饶宗颐引入学术殿堂,贯穿饶宗颐80年学术生涯的方志学。从《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看,饶宗颐关于“方志学”方面的著述,都归纳为“潮学”。
 其实,饶宗颐早已对自己在方志学方面的学术倾注很重视。他在《〈潮州志汇编〉序》一文中提到:“余自三十以前,颇留心地志之学,既于中山大学参预粤志之修纂,复于新修潮州志,忝董其役,遭时多难,两无所成。”他年青学壮,精心倾注的《广东通志艺文略》仅成藏稿,而忘我投入的《潮州志》仅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出版,余稿散佚。“叹精力之将衰,惭韦编之莫就”,“而余为学之方,日益旁骛,旧记都忘,何论新知。”23本来方志学是饶宗颐的学术闪光点,但因有不堪回首之故,他或也想不提及方志学了。
 其实,于今,《潮州志》经重刊补编,全貌已现;《广东通志艺文略》,也在2009年出版的《广东历代方志集成》中面世了,已“两有所成”,饶老也不应再有遗憾之感触了。
 饶学研究将饶宗颐的方志实践与理论归入潮学一门,有其地域与人际的原因。潮学是地方学,潮学研究的发起者是饶宗颐,参加者以潮籍专家和潮汕地方学者为主体,其研究必会以饶宗颐的地方史论为载体。而饶宗颐的地方史论主要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的,而40年代末饶宗颐移居海外以后,便步入其它治学领域,而且越来越广博,即其所说的“治学之方,日益旁骛”了。而这些地方史论,也是他的方志的实践与理论,即其所说的“余三十以前,颇留心地志之学。”这样,饶宗颐的“地志之学”必然等同于潮学了。而饶学的研究发起后于潮学研究,其参与对象也是潮学研究的群体,在饶学研究领域的划分中,将其“地志之学”定为“潮学”也是必然的。况且,我国方志界尚未研究饶宗颐的方志实践与理论。
 笔者不想讨论饶宗颐“地志之学”是否可以为“潮学”替代。但要注意方志学是国学,潮学是地方学。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2册)包含的《广济桥志》、《潮州沿革志》、《潮州艺文志》、《潮汕地方史论集》、《薛中离年谱》、《郭之奇年谱》作方志学划分也未不可。而且,这些首先应归于方志学,然后才是潮学。
 饶学研究者要注意到青年饶宗颐总纂《潮州志》为其成为博学大师的影响。其一,年仅30的他便指挥一批硕彦鸿儒工作,为其成为大师提供早期磨炼。其二,志书门类的广博,为他此后的博学奠定基础。1948年他为修志亲赴潮汕各地考古考察,并完成《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初稿,为其以后的考古学造诣提供准备。其三,因为修志需到香港筹集资金,促成他定居香港,为其成为博学大师提供环境条件。
 因此,饶学研究不能忽视对饶宗颐方志实践与理论的研究,饶学研究应确立方志学一门。
 
 结 语
 
 饶宗颐长达80年的学术生涯,一直与方志学结缘。其独特的地方志纂修实践与理论研究,是我国方志事业的一份财富,是方志界的骄傲;其总纂《潮州志》的机缘,促成一位博学大师的诞生,是学术界的楷模。方志学一定要研究饶宗颐的方志实践与理论,饶学应当确立方志学一门。否则,是学界的损失。
 
 
 注释:
(1)饶宗颐出生于1917年8月9日。
(2)《潮州艺文志》刊登于1935年岭南大学《岭南学报》第四卷及翌年之第五、六卷,1994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其作为单行本印行。
(3)温丹铭,饶宗颐父亲饶锷的老师辈。《广东通志》因故未能修成刊行。2010年,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印行的《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岭南美术出版社)中《(民国)广东通志未成稿》,有饶宗颐的“广东通志艺文略”一门。
(4)《韩山志》原稿散佚。2006年,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将其发表于民国《大光报》“方志”旬刊中稿件辑入《潮州三山志》刊行。
(5)黄仲琴(1885—1941),潮州名宿。《金山志》也辑入《潮州三山志》一书。
(6)《永乐大典·潮州府》即《永乐大典》卷5343和卷5345。
(7)嘉靖《潮州府志》原为孤本,由饶宗颐从日本内阁文库获得影印件。
(8)《潮州志汇编·潮州志》中,饶宗颐仅录入1949年《潮州志》原版的18册,缺“实业志一·农业”、“实业志二·林业”2册的内容。
(9)陈泽泓《修志贵创不贵因》,《广东省地方志理论研究优秀论文集(2007)》,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7月。
(10)《潮州志·卷首》第3页,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2005年8月。
(11)见《潮州志纂修经过》,《潮州志·志末》第5页,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翻印,2005年8月。
(12)见《潮州志纂修经过》,《潮州志·志末》第6页,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翻印,2005年8月。
(13)见汕头市档案馆档案列第一号全宗第3号目录第39卷第25页。
(14)(15)(16)见《潮州修志馆简史》,《潮州日报》2011年6月30日。
(17)见汕头市档案馆档案列第一号全宗第3号目录第39卷第237页。
(18)2007年,林天蔚在温哥华病逝,他生前对广东修志工作十分关心与了解。2002年1月在温哥华、2004年8月在新加坡、2005年6月他访问潮州,笔者曾多次向他请教,他对饶宗颐很熟悉。笔者2005年8月在主编的《走近饶宗颐》一书前言中,曾引用林天蔚对饶宗颐学术赞语。
(19)陈泽泓《修志贵创不贵因》,《广东省地方志理论研究优秀论文集(2007)》,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7月。
(20)饶宗颐赴香港定居前,旧居天啸楼藏书10万多册,因战乱等之故,已散件殆尽,至今未见一册。
(21)《潮州志·卷首》第4页,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2005年8月。
(22)《即之弥近·仰之弥高》,载《潮州》1996年第3期。
(23)上文引自《潮州志汇编序》,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九第1248页,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0月。
 
(本文获2012’广东省地方志理论研讨优秀论文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