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述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赋予广东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为广东省价格改革先行一步创造条件。在物价政策方面允许两省“在执行国家物价总方针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地方定价的范围。地方产品的价格,省有权调整。价格的调整,要考虑对邻省的影响。对于中央管理的商品价格,属于地产地销部分,由省根据生产成本情况具体核定。属于调出调入部分,仍执行国家统一调拨价格。”

1979—1980年,为发展农业,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以农产品价格作为调放价格的突破口,决定提高143种农产品收购价格和煤、铁等原料、燃料价格,其中有38种是中央规定的,并相应提高8种主要副食品(猪肉、牛肉、水产品、牛奶、家禽、蔬菜、蛋品、羊肉等)相关制品销售价格,同时发给职工物价补贴。还有升有降地调整55种轻工业产品销价,其中调高38种,调低17种。1981年,广东省调高19种农产品收购价,其中5种是中央管的价格。提高煤炭、农机等22种生产资料价格,调整烟、酒价格,同时降低涤棉布、电风扇、解放鞋、电表、电视机、手表等品种的价格。这些价格调整,对发展生产,搞活市场是有利的。特别是农民因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增加了收入,1979年,全省农民因提价增加收入4.49亿元,平均每个农民增收9.95元。

在这期间,有些商品的收购价格提高,是用价外补贴的形式进行补偿的。为使调整价格不致过大地影响生产和生活,省政府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和一些生产资料实行购销价格倒挂,由财政给予补贴。全省价外补贴和因购销价格倒挂而实行财政补贴的金额,1980年达到7.35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7.18%。

广东省在调整价格的实践中认识到,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传统的产品计划经济的价格体制,要理顺价格体系必须改革价格体制。广东省率先把价格改革从调整价格体系发展为改革价格体制,恢复60年代实行的议购议销价格和集市贸易价格,放开部分小商品价格。对一些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主要农产品采取超购加价、价外补贴和奖售物资等措施,同时下放一批三类农产品价格。

1981年,广东省出现第一次物价上涨高峰,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9.3%,上升幅度为全国之冠,超过全国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当年物价上涨主要原因是进行一系列价格调放,带动价格上升,也有宏观失控、比例失调以及物价管理不严等人为因素的影响。

1981年,省委、省政府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做好产品收购,整顿议价,制止抬价抢购出口商品,统筹安排贸易,控制货币投入,做好货币回笼等工作,使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在新的水平上稳定下来。1982年物价上涨2.3%,1983年上升0.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个百分点。

1983年,广东省对轻工业品价格除列名管理的120种价格外,其余全部放开。1984年,广东省提高铁路水运运价以及钢材、水泥、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在调整价格同时,还对大多数农产品和日用工业品、计划外工农业产品价格,或放开或实行浮动价格。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国的价格改革开始进入“调放结合”时期,广东省进入“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体制改革时期。

1985年,广东省进一步放开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取消粮食、食油等派购制并将鱼、肉、菜等重要副食品价格全面放开。这一举措,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当年,全省农民增加收入6.78亿元。在日用工业品方面,除对极少数重要小商品实行国家定价外,其余几百种统统放开。1985年4月,放开缝纫机、国产手表、收音机等“老五件”的价格,1986年9月起陆续放开自行车、电冰箱、黑白电视机等“七大件”价格。同时,放开烟、酒零售价格。

在生产资料方面则采取“双轨价格”过渡的办法。对石油、水泥、化肥、钢材等生产资料推行“双轨价格”。计划内生产流通的执行国家定价,计划外生产流通的实行市场调节价。在促进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向市场价格并轨。

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开展,进口商品大部分实行代理作价;出口商品的国内收购价格,也大部分放开,由工贸双方协商作价。把原来国内外价格完全脱钩,实现逐步向国际市场接轨,价格改革大大促进广东省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在放开价格的同时,对一些暂不宜放开的少数重要品种及时进行调整。1985—1987年,广东省多次调整粮食、中药材、烤烟、蚕茧等农产品收购价格;逐步调整食盐、棉纱、棉布、纺织品等轻纺工业品的购销价格;陆续调高煤炭、焦炭、石油产品、电力、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调整交通运输价格、邮电资费和事业收费。

广东省在价格改革中,不搞“一刀切,齐步走”,而是根据各地的地理差异和经济不平衡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层次改革。同时,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少管、管好的原则,对计划价格加快放权、放活、放开,加快调整的步伐。一是以深圳市为代表的经济特区,由于毗邻中国港澳地区,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商品以外销为主,经济运行以市场调节为主,因此放开价格的比重最大。二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尤其广州市是全省的经济中心,面向内地和中国港澳地区,因此对广州市实行少管多放,给广州市更大的价格管理权限,广州市也给予企业较大的价格自主权,以发挥中心城市价格的主导作用。三是广大山区除少数重要品种仍实行国家定价外,其余逐步放开,按照价格规律,实行城乡之间工业品销价递远递增,农产品收购价格递远递减的合理差价。

在“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前提下,对不同商品实行分类指导。一是农副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二是工业消费品价格除极少数重要商品仍由国家定价外,一般商品依据市场供求情况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三是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价格”过渡,逐步减少国家定价比重,扩大市场调节比重,同时通过逐步调整计划价格,使计划和市场两种价格差距逐步缩小,最后向市场价格并轨。四是对第三产业价格有管、有放、有调,主要的公共事业及主要劳务收费标准和价格仍由国家管理,并进行有计划的调整,其他第三产业价格逐步放开。

1985年,广东省出现第二次涨价高峰,全年上涨13.6%。这次涨价的特点是升幅大、范围广,大中城市的副食品价格上升幅度高于全国。当年物价虽然上升幅度大,但城乡人民收入增长仍大于物价上升幅度。

对第二次涨价高峰,省政府采取抓生产、抓货源供应、抓管理和控制货币投放的“三抓一控”措施后,市场物价很快趋于平稳。1986年,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只上升4.8%,低于国务院要求控制的幅度。

1988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放开食油、食糖等价格,大幅度地提高粮食购销价格。通过一系列的价格改革,改变过去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价格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

但是,价格改革对经济产生的良好效应,被1988年物价大幅上涨的势头冲淡。1987年,广东省社会商品零售总指数上涨11.7%,1988年又上涨30.2%,其中9月、10月和12月涨幅超过40%。这是广东省出现的第三次涨价高峰。

1988年,省政府在总结十年价格改革的经验教训后,决定调整“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决策。从当年10月起,施行“放、调、管”(放调结合,有调有放,放中有管,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稳步前进)三结合措施。

1989年起,针对价格放开后定价不规范,没有一定原则可遵循的实际情况,省政府从加强法制建设入手,分别制定实行市场调节的农产品、轻纺工业产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以及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的管理办法。当年,在全省范围内普遍开展对企业的审价,主要是审查属于国家定价的商品和有规定指导原则和作价原则的商品价格。并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年审制度。扩大物价管理覆盖面,加强对集市贸易价格的管理,并在全省乡镇设置近2000名专职或兼职的物价助理。

1989年,省政府选择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和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65种(类)商品,从生产、流通到供应的各个方面规定市场调控目标和价格控制目标,由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承担责任。省级、各市还建立起副食品及石油、化肥、农药等单项商品价格调节基金制度。对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调控共筹集各项价格调节基金近20亿元,用于平抑市场价格,支持“菜篮子”工程建设,增强政府调控市场物价的能力。经有关方面共同努力,65种(类)商品价格调控目标大都得以实现。

经过采取以上各项措施,1989年物价指数大幅回落,涨幅为21%,低于1988年的30.2%,1990年与1989年相比,全省零售物价指数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4.4%,1991年仅上升0.6%。

在实施“放、调、管”的价格改革方案中,广东省还根据市场物价稳定时机,调整石油、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以及邮电收费和公共汽车等服务收费。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应当根据多方面的承受能力,加快价格改革步伐,积极理顺关系,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的要求。1993年4月16日,省政府批转省物价局《关于加快建立和完善我省市场价格机制的意见》,明确加快价格改革步伐,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积极地推进价格改革。

1993年,广东省确立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既放得开又管得住的主要由市场调节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有效的价格调控体系,做到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形成价格,价格引导调节经济。奠定广东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的价格改革基础。

进行“两个重点转移”:第一个重点转移,价格管理的重点由商品价格管理转移到非商品,特别是收费管理。加强收费管理工作,治理乱收费并充实收费管理队伍。针对当时广东省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的情况,在价格管理方式上逐渐实现6个“为主”的转变,即直接定价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计划形成价格为主转变为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监督检查为主转变为监督指导为主,微观管理为主转变为宏观调控为主,行政管理为主转变为经济、法律管理为主,单纯管理为主转变为协调管理为主。第二个重点转移,价格改革的重点由第一、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交通方面全面推行集资、贷款建桥、修路,收费还本付息的价格机制;地方集资、贷款建设铁路实行比国家定价高出一定幅度的地方运价政策。商业、旅游业、服务业和文娱、体育方面,原则上放开价格,但对垄断性、强制性价格和收费仍保留一定程度的管理、干预权限。公用事业价格,由市、县政府实行动态管理。加强房地产价格管理,规范价格行为。同时,通过省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把医疗、教育从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分离,实行专项管理。

实现“三个完善”:一是完善价格总水平控制目标责任制。分解指标,层层落实,省里将控制物价上涨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并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县长、镇长负责制,保证控价指标的基本实现。二是完善价格管理的“四个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舆论手段)。在价格管理行政手段方面,对市场调节价格仍保持适度的行政干预,但行政干预坚持间接管理为主,主要有差率管理、利润率控制,规定作价原则或作价办法,临时最高限价、保护价等。实行这几种间接管理形式,并没有剥夺企业定价自主权,价格仍然由企业制定,但政府对企业定价行为进行一定的引导。1992年建立省级粮食风险基金,1995年将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转为副食品风险基金,对重要商品由财政补贴实行储备制度,增强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调控市场价格的能力。加快价格立法步伐,坚持依法治价。加强价格宣传,稳定消费心理,引导消费方向,同时实行舆论监督,对遵纪守法的生产、经营者给予表彰,对乱涨价、乱收费的违法行为予以曝光。三是根据新的形势,物价管理部门不断完善“一个参谋”“六个服务体系”。“一个参谋”就是当好政府的价格决策参谋,对价格改革、价格形势、价格调控等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六个服务体系”,即第一个是价格信息服务。初步组成省内多层次的价格信息网络,加强与中国港澳价格信息机构联系,办好价格报刊,为企业和社会各界提供大量价格信息。第二个是价格事务服务。从1992年起组建各级价格事务所,开展价格顾问、资产评估、价格鉴证、市场调研等,受到企业欢迎。第三个是成本调查服务。做好工农产品成本调查,加强成本分析,为政府实施产业政策、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服务,为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服务。第四个是期货市场服务。从1992年起,参与期货市场活动,掌握大宗主要商品价格行情,引导价格,避免风险。第五个是价格协调服务。针对大部分价格放开的情况,对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价格纠纷进行协调,防止哄抬价格或压价收购倾销,维持良好的价格环境。第六个是价格培训服务。对物价系统及企业物价人员、部门收费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建立“四个机制”:一是从理顺国家定价商品、放开竞争性商品价格、加快第三产业价格改革、搞好国内外价格对接等方面加快价格改革步伐,理顺价格关系,逐步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二是加快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并与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物价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整顿粮食、化肥、石油、肉类、食油、蔬菜、药品和房地产等商品的流通秩序,逐渐实现价格运行机制的转换。三是建立价格法规体系,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的价格行为,维护市场价格的正常秩序,实现以法治价的目标。四是通过加强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的价格控制目标责任制;对市场价格实行间接管理,对具有垄断性、强制性、保护性、公用福利性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直接动态管理;建立价格调节基金、粮食风险基金和重要商品储备制度等方面,都有助于公平与效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价格调控机制的建立。

实施“五个加强”:一是加强对物价工作的领导。省委、省政府对物价工作十分重视。1989年,省政府成立市场价格监控领导小组,一方面是加强政府对价格调控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将调控职责落实到各有关部门,做到齐抓共管,综合治理。随后,各市也陆续成立物价调控领导小组,加强价格调控力量。各级党政领导把调控物价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亲自过问本地区物价工作,听取重大价格动态情况汇报,加强引导。二是加强物价队伍建设。在机构改革中,保留省、市、县(市、区)物价机构,稳定物价队伍,发挥物价部门对价格的调控和管理作用。各级物价部门也采取各种方式提高物价干部职工的思想、作风、业务素质。同时,加强乡镇一级物价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强农村价格工作。三是加强价格监督检查。切实加强专业价格监督检查,充分发挥以职工、街道群众物价监督组织为骨干力量的社会监督,完善企业、收费单位的内部价格、收费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1992—1997年,共查处乱涨价、乱收费等各种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违法案件13多万宗,经济制裁总金额4.4亿元,其中上缴财政3.8亿元。四是加强治理乱收费。1985—1986年,全省开展第一次治理乱收费活动。1991年,开展第二次治理乱收费活动,1993年9月至1995年9月,全省取消、纠正6030项收费,每年可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12亿元左右。1995年10月,开展第三次治理乱收费活动,1995年10月至1996年年底,全省累计取消、纠正3013项收费,一年可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12.8亿元。治理乱收费取得初步成效,主要表现在对乱收费的投诉得到及时查处;减轻企业和群众的负担,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将所有收费行为,尤其是高等学校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及强制性商业活动,纳入物价部门统一分级管理轨道,初步纠正收费政出多门的现象;建立对违法收费行为责任人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制度,强化收费管理手段。五是加强价格监测网络建设。各市、县(市、区)建立价格监测点,各级物价部门组织人力加强市场价格监测,形成多方位的价格监测网络。在工作中,突出居民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价格的监测,加强重要价格改革项目出台前后监测和信息反馈;针对市场价格形势,围绕价格调控等重大问题,及时发出预警,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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