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广东地处中国南方,毗邻港澳,省会广州素为华南商品集散地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 历史上与沪、津、汉三市齐名,同称全国四大金融中心。建国前的广东金融,虽然由于广东 断 续地存在封建割据,殖民地性质也比较严重,对广东经济曾起破坏作用,但从广东建国前经 济发展看,亦起过促进作用。而且有些金融事件还是特殊的,在全国具有首创性。

清顺治四年(1647年),清廷批准广东设局鼓铸制钱。康熙六年(1667年),广东省开始铸造“ 东”字制钱。康熙十四年,广东银业忠信堂于城西连珠里建立银行会馆(不是现在意义的银 行)。嘉庆六年(1801年),英国商人合伙在广州经营海上保险。嘉庆十年,英商又在广州设 立保安行,经营保险业务。此后,典当、银号(钱庄)、票号、侨批以及合会、民间借贷等各 类旧式金融业竞相发展,成为当时金融的支柱。广东流通的货币,则与全国大部分地区相似 ,金属货币与钞票交相行用。金属货币又长期银、铜并行,制度极不统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广东金融业、保险业也一样,打 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这一时期,外国银元的流入量增加,且使用范围深入内地。外 商银行及保险业进入中国,设立机构。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又名东方银行)在香港和广州 设立分支机构。此后有利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汇丰银行、台湾银行、德华银行等资本主义 国家的银行相继进入广东设立分支机构。它们发行钞票、经营存款、放款,控制外汇,垄断 金融市场,使广东的金融货币受到严重冲击。原有的旧式金融业开始走向衰落,新的金融组 织起而代之。光绪元年(1875年)十月,保险招商局决定在广州、汕头两地设立保险招商分局 。光绪十五年,广东新式机器造币厂即广东钱局成立,在全国率先开铸机铸新式制 钱、新式银元,其中机铸新式银元的铸造,对中国银元制度的确立起了先导作用,而银元制 度的逐步确立,是中国近代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革新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我国货币制度向前 迈进了一步。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不断入侵和封建制度的腐败,广东新式银元铸造发行 后,直至民国22年(1933年)年废两改元以前,仍然是两元并存,未能建立起单一的银元本位 制 ,从而使当时的货币流通和商品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光绪三十年广东官 银钱局成立,这是广东第一个官办地方金融机构,带有半钱庄半银行性质。官银钱局成立后 , 通过发行钞票和其他业务对广东金融的调节具有相当的影响。光绪三十四年、宣统 六年(1909年),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在广州设立机构,这是广东近代银行的开端。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引致了金融的变动,票号在金融 舞台上消失,作为封建金融支柱的官银钱局被迫改组,银号(钱局)经此风暴,倒闭了不少, 幸存者也已削弱了力量,这就为发展新式银行业取代旧式金融业提供了机会。民国以后,广 东以国家银行、省市地方银行、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各类新式金融竞相发展,并逐步取得了支 配 地位。其中尤以民国13年(1924年)孙中山先生手创的中央银行、民国16年开业的 广 州市立银行和民国21年在广东中央银行基础上改组成立的广东省银行最为重要。货 币流通出现多元化,并逐步过渡到以银铸币为主,各种兑换券大行其道。基于经济发展的 水平和商品流通的实际,广东还一度以毫银为本位,特别盛行双毫、单毫。广东还是民主革 命的策源地,在北伐战争以前,革命政府为谋求全国统一而铲除军阀的所有费用,均向广东 筹措 。当时广东的财政收入要供给全国使用,致使广东经济屡屡陷入困境。政局动荡不安、军阀 政权的粗暴干涉、货币政策的紊乱缺陷,酿成一场场的金融风波。进入20-30年代,在近代 新式银行和各种金融风潮的打击下,广东的银钱业、典当业等旧式金融机构进一步衰落。

民国18-25年(1929-1936年),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政治经济稍为稳 定,金融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民国25年(1936年)7月,陈济堂下野后,广东归政中央,中 央 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大国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继在广东设立机构, 广东金融开始纳入全国金融一体化的轨道。在货币流通上,民国24年11月,国民政 府财政部颁布新货币法令,实行法币制度,广东则以情况特殊为由,不执行中央法令,推行 广东地方法币,规定以广东省银行银毫券、大洋券及广州市立银行凭票作为法定货币,这标 志着广东从金属货币流通为主转到以纸币流通为主。广东归政中央后,国民政府开始对粤省 币制进行整理,中央法币开始进入广东。民国26年6月20日,财政部颁布改革粤省 币制命令和具体施行办法,规定广东应以法币(国币)为本位,并定出期限和比率,用中央法 币逐步兑回地方法币。6月30日,广东公布了促进货币统一办法,使广东省由地方货币流通 为主逐步转到以国家货币(法币)全面流通的态势。不久后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广东大部分地 区沦陷, 广东的地方货币实际上一直流通到抗战结束时才完全停止。

民国27年(1938年)11月,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向广州进犯,广东省银行随省政府迁至 粤北连县后又迁至曲江马坝;广州市立银行先撤至广宁,后于10月份停业;中央、中国、交 通、农民四行在广州的机构以及大部分商业银行则撤至香港,粤北韶关一度成为战时粤省的 政治金融中心。广州沦陷初期,法币、省毫券、港币均照常使用,外商银行机构仍留在广州 ,日籍台湾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则以胜利者的姿态广设分支机构,控制了广东沦陷区的经济 金融命脉,并强迫人们使用军用票。民国31年7月,(伪)中央储备银行广东分行成 立并发行中储券,规定以中储券作为本位货币,排斥法币和其他货币的流通。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汇丰、麦加利、花旗、东方汇理等外商银行被日军接管,至抗战胜利后才清理收回。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派出驻粤桂闽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及办公处驻设广州,专门 负责处理财政金融的复员工作,并先后接管了(伪)中央储备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 、德华银行在广东的分支机构及(伪)广东省银行。各家银行由后方迁回广州,逐步复业。民 国34年(1945年)10月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和中信局、邮电局、中央合作金库 在广东的分支机构以及省市银行全部复业或新设立,抗战期间开始设立的县银行大部分也继 续营业、外商银行除日籍、德籍银行外,其余亦重新设立。少量的银钱业、侨批业维持原状 ,惨淡经营。民国36年12月,广州金融管理局成立,归口管理全省金融机构业务。 至此,广东以中央银行为首,以四行、两局、一库和省市地方银行为核心的金融垄断组织体 系,已经完全形成。

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后,法币恶性膨胀加剧,法币、金圆券先后崩溃,银元券、大洋票相继 出笼,试图恢复银本位制,亦无济于事,港币趁虚而入,俨然登上主币地位的宝座,成为最 主要的通货,部分地区干脆使用银元、双毫或铜元,并盛行以物易物或以纱单、米谷单代替 货币,作为流通的手段。民国38年(1949年)初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后,全国各地的豪门显要 、巨商富贾、政客流氓纷纷挟资南逃,大量游资麋集广州,寻找出路。他们疯狂地炒买金银 外币、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和大规模的走私。一时间申电(上海对广州的电汇、资 金南逃的手段)异常活跃 ,外币市场、黄金市场、内汇市场交投甚旺,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盛极一时 ,广州成为全国金融投机中心和金融投机者们的天堂。全省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地下钱庄 、外币找换店(剃刀门楣)、地下侨批局和金饰店等非法买卖金银、外币、外汇的行业。当 时 金融业的特点是:在金融机构的设置上,是国家银行和地方银行、新式金融业和旧式金融业 、国内银行和外商银行相互并存,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金融色彩;在金融业务的 经营上,正常的银行业务难以开展,反而炒买炒卖金银外币和金融投机之风十分盛行;在货 币市场上,是外币充斥、本币贬值。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银 行亦随着国民政府的崩溃而解体。至建国前夕,广东的金融业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

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积 极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和金融事业的伟大实践,创办了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货币,开始 清 除国民政府的货币,打击帝国主义的经济金融侵略。1948年底,潮汕解放区裕民银行成立并 发行裕民券。1949年6月,东江解放区在陆丰县河田镇设立新陆银行,同时发行新陆券;中 共闽粤赣边区财委在大埔县设立军民合作社并发行军民合作社流通券。1949年7月8日,华南 解放区统一的南方人民银行在揭阳县河婆镇(现属揭西县)成立,发行华南解放区统一的本位 货币南方券。此外,在广东的其他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还先后发行了河源县信用流通券、 连和县信用流通券、粤赣湘边人民流通券、新丰县信用欠票、海丰县民主政府临时流通券、 潮饶丰边县军民合作社流通券,琼崖临时人民政府光银代用券等货币。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 的金融实践,不但为发展生产、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建国后广东迅速 开展金融工作,建立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创造了条件,做了准备工作。

建国初期,广东的银行在稳定金融、统一货币,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建立机构等方面作了大 量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广州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明确规定人民币为本位货币。宣布 国民政府银元券,广东地方当局发行的大洋票作废,颁布了严禁使用金银外币、金银管理、 外汇管理、私营银钱业管理等办法,并有计划有步骤地驱逐外币特别是港币在广东的流通, 严厉打击金融投机活动,扫荡地下线庄及外币找换店。与此同时,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接 管了官僚资本银行和废除了外国银行的特权,对私营银行、银钱业、典当业、金饰业、侨批 业等则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1949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区行和中国人民 银行广东省分行正式成立,随后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经过改组也相继开业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也于1950年2月23日在广州成立。至1952年上半年,广东 最后消除了边远地区残存的行使银元、外币和物物交换的现象,共收兑外币折合美元5825 万元、银元1353万元、白银1083两,人民币占领了广东城乡市场。

从1953年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广东省各级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通过现金管理,组织 非现金结算,鼓励人民参加储蓄等业务活动,为国家筹集了大量的资金。截至1978年末,全 省银行各项存款余额比1953年增长16.8倍,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达17.56亿元,比1953年增 长了20.4倍。银行利用聚集起来的社会资金,根据各个时期党和国家政策计划,通过贷款 积极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促进了广东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至1978年 末 ,各项贷款余额为108.8亿元,比1953年增长了25.5倍。在1978年的各项贷款中,工业贷 款占19.8%,商业贷款占73.5%,农业贷款占4.9%。此外,银行还办理了大量的现金收付 和转帐结算业务,并组织调节了市场的货币流通,银行成为信贷中心、现金出纳中心和转帐 结算中心。据全省现金收付总额统计,1978年比1953年增加2.61倍。同时通过信贷、现金 管理、工资监督支付等工作,努力组织货币回笼,调节市场货币流通,促进了 市场的稳定。

5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极左思想的影响,广东的金 融工 作出现了明显的失误。在“大跃进”时期,片面强调满足“大跃进”的资金需要,提出所谓 “企业要多少给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什么地方要什么地方给”,不按经济规律办 事,否定信贷监督作用,导致盲目贷款支持“全民大炼钢铁”、“商业大购大销”和“各行 各业放卫星”,造成国家资金很大的浪费和损失。1958年至1961年,贷款总余额比整个 “ 一五”时期增加了102.75亿元,货币净投放总额达4.88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和社会商品 零售额的比例,1957年是1∶9.36,1961年是1∶5.31,下降4.05元。1961年市场1元货 币仅拥 有工农业总产值10.46元,比“一五”时期末的1957年下降50%;拥有商品库存2.06元,下 降56%,造成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经过60年代初期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和落 实“银行工作六条”,银行工作有明显的转机。“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的地位和 作用被 否定,合理的规章制度被诬蔑为“管、卡、压”,货币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储 蓄利息被 指责为剥削收入,甚至连银行机构也一度被合并,金融事业遭受到严重的破坏。1971年,粉 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被合并的各级银行机构逐步恢复分设,经过批林整风,清产核资, 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贯彻储蓄存款的四原则,使“四五”时期的银行工作逐步走上正 常,比“三五”时期有所提高。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省的银行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对金 融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银行业务迅速扩大,服务领域越来越广,金融部门的职能作 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成为广东金融事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1978年以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系,人民银行 既行使货币发行和金融管理的中央银行职能,又是从事信贷、储蓄、结算、外汇等业务经营 活动的经济组织,这种体制是适合当时我国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的。为了适 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金融体制相应进行了改革,1979年7月,恢复设立了中国农 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也从人民银行中独立分出,并成立了国家外汇管理局 广东分局。1980年3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与省财政厅分设,同年8月,恢复建立 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广东省分公司。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新设立中 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办理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等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分局则从中 国银行广州分行划分出来,与人民银行合署办公,外汇管理由人民银行负责。1987年还成立 了交通银行广州分行,此外,还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了改革,试办了城市信用社,开办了信托 业务 。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还有计划地引进了一批外资银行分行和办事处(代表处)。至 1993年底止,全省拥有金融机构网点19722个(不含广州、深圳),其中人行116个、工 商行2208个、农行3431个、中行1138个、建行1286个、投资银行6个、交通银行31个、广东 发展银行181 个 、外资银行9个、保险公司1303个、信托投资公司94个、证券业机构93个、城市信用社234个 、农村信用社8891个、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701个。这样,形成了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 各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

从1979年起,广东的银行对信贷计划体制进行了改革,改变过去银行信贷统存统贷、统收统 支吃“大锅饭”的指标管理办法,在全国首先试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 控制”的新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又对广东实行“存贷挂钩、多存多贷 、差额包干、一定三年”的管理体制。把中短期设备贷款纳入包干范围之内,使银行的业务 活动进入企业固定资产领域,支持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某些特定的项目建设,这对发展广东 金 融事业,促进广东经济起飞,起了良好的作用。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从1985 年起,对专业银行实行“实贷实存”的信贷资金管理,各专业银行则实行“统一计划、分级 管理、实贷实存、差额控制”的管理办法。1992年初,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根据全省经济发 展对资金的需要,向人行总行提出了《关于广东金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请示》和《关于进一 步深化广东金融体制改革扩大开放的报告》,总行极为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1992年4月, 专门给予广东11条具体政策,使广东可多运用资金达一百多亿元。对农业信贷计划管理体制 ,1980年实行“农贷小包干”,1981年起改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 ”的管理办法。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1980年起试行由拨款改为贷款,并于1985年起全面 推行,1982年开始实行“存贷挂钩”的管理体制。在外汇管理体制上,从1980年起,中央对 广东实行外汇收支包干的管理办法。1992年试行和推广现汇留成管理。对深圳经济特区,从 1986年9月起,实行信贷资金以“块块”管理为主的体系,对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则从198 7年1月起,实行信贷计划戴帽下达的办法。各专业银行通过实行新的资金管理办法,逐步推 行企业化管理,引入竞争机制,适当开展业务交叉,调动了经营的积极性。省人保公司也努 力发展国内、国外保险业务。截至1993年末,全省银行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达2719.79亿元 ,比1 978年底增长33.7倍,贷款余额达2237.34亿元,比1978年增长近18倍。外汇存、贷款余额分 别为88.7509亿美元和85.7091亿美元,为广东经济的发展 提供了较为宽松的金融环境,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生产、流通、建设的全面增长。1993年末, 全省工业总产值4669.05亿元,农业总产值689.05亿元,外贸出口总值270.27亿美元,社会 商品零售额1456.04亿元,财政收入346.56亿元,财政支出331.27亿元,全社会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1629.87亿元。

为了适应金融业务发展的需要,广东省金融系统注意加强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思想政治工 作和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成人教育和专业证书教育,全系统“七五”期间已有95%以上的专 业干部和85%以上的干部职工达到中专以上文化水平。金融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也大大加快 ,各家银行积极推进电子化操作,电脑科技队伍逐步壮大,电子计算机运用到柜台业务处理 、资金清算、信息搜集、报表统计以及国际金融、保险业务等方面。金融理论研究和调研信 息等工作也得到了加强,开展了对全省近四百户工业企业的调查,先后成立了广东金融 学会等各种学会及金融保险科研机构,办起了《广东金融》、《国际金融导刊》、《农村金 融》、《投资金融》等一批刊物,组织了多次金融理论研讨会和各种专题讨论会,为金融体 制改革和领导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并使全民金融意识得到了提高。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1984年广东和全国一样,在经济过热的影响下,一度出现了银行信 贷控制不严、货币投放偏多的问题。1984年全省货币净投放比1983年增加2.35倍,占当年全 国货币投放总额的15%。在发放贷款上,1984年全省专业银行各项贷款比1983年增加180亿元 ,增长70%,有不少属于不合理的贷款,明显出现失控的现象。从1985年起,广东各银行注 意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和货币投放,信贷资金失控的情况得到扭转。但由于投资、价格、管理 、体制不健全等深层次的原因,以后几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偏大,特别于1992年至1993年 上半年,出现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逼”银行增加信贷规模。1988年至1990年全省各家银 行贷款平均增长24.9%,1991年增20.1%,1992年增24.18%,1993年增23.35%,均大大超过同 期经济增长幅度,以致连年物价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压力加大。银行资金效益在低位徘徊, 资金偏紧状况仍未解决,虽然全省国家银行(不含深圳)存大于贷(1993年是482.45亿元),但 扣除上缴财政性存款、邮政储蓄存款、存款准备金、备付金等,实际可用资金已为负数,加 上企业资金使用效益下降,逾期和“两呆”贷款占比较高,以致银行经营困难,一些银 行已出现亏损现象。此外,广东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仍有不少薄弱环节,有法不依 、有章不循 的现象和违规行为时有抬头,各类案件和重大责任事故时有发生。显然,在金融体制改革和 金融业务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使广东的金融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惯例 接轨,人民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专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金融如何更好地为经 济发展服务,将是今后金融工作者在实践中必须探索和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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