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略

(按出生年份顺序排列)

 

钟宝(1645—1704)字悦豪,淇澳村人。自幼从事渔农业,质朴而有勇略。由于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渔民出海捕鱼,渔业歉收,钟宝转而经营屠宰业,复告失败。以后,钟宝邀集胞弟钟义豪及村民江起良、姚逢生、苏义和等18人结伴,冒险出海贩私盐到番禺及广州等地出售,乡人称之为“十八党”。不久全部被捕入狱。时香山县知县姚启圣是一位较开明的地方官。在审理该案时,知钟宝等人所为乃因生活贫困所逼,便规劝改过自新,重入正途。为改善民生,姚启圣大胆开放海禁,让船只出海捕鱼,并允许在沿海交易。

清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在闽浙叛乱,图谋割据。康亲王杰书奏准起用姚启圣为参将。姚启圣知钟宝是个可用之才,遂派人到淇澳招抚钟宝等人从军。在姚指挥下,每次征战,钟宝都勇猛善战。清康熙十四年(1675),钟宝被授千总。

清康熙十六年(1677),姚启圣擢升福建总督,钟宗随姚人闽。其时,郑经据台湾,拥兵十万,遣将领刘国轩攻取长泰、同安,围困泉州,再逼漳州。清廷驻闽的平南将军贝子赖塔欲弃城逃走。姚启圣力阻道:“贼狃胜而骄,出其不意奋击之,灭贼平海在此举矣。”次日,天弥大雾,钟宝等十余勇士,突开城门,持戈跃前。姚启圣以精兵继之,呼杀声震天。敌因浓雾不辨众寡,自相践踏,伤亡惨重。据《香山县志》记载此役:“杀经将郑英、刘正玺等十余人;斩首万余级;生擒二千余人;溺死炮毙者无数,国轩奔海澄。乘胜复长泰、同安。是役也,宝等以兵五千破十万众。”战事结束后议功,钟宝被授为三品游击将军。

清康熙十九年(1680),姚启圣、钟宝等攻占海澄、厦门、金门后,福建全省平定。姚将钟宝从陆军编人水师,作好渡海平定台湾的准各。明末爱国将领郑成功渡海驱逐荷兰殖民者而使台湾重归祖国怀抱,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郑成功去世后,其子郑经、孙郑克塽相继为政,割据台湾,不利国家的统一。

清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任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全权负责指挥进军台湾事宜。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钟宝等水师将领,攻占了澎湖列岛后,继续向台岛进军,遇阻。钟宝向施琅献出退潮登岸之计,即借乘泥板(一种像雪橇状的木板,头稍翘,人操作时,一脚踏于板上,一脚蹬淤泥推进的捕鱼工具)进攻,被施琅采纳,遂登陆成功。郑克塽见大势已去,举岛投降,台湾统一。钟宝建功升左都督,留守台湾。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钟宝被康熙帝授予陕西潼关参将。他在任7年,政绩卓著。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潼关暴雨成灾,洪水涨溢,民众多乘钟宝教造之筏登高丘,幸免于难。某年,陕西闹饥荒,钟宝出米二千余石,亲予赈灾。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钟宝被调升为固源镇西路副将,统率八路官兵,拱卫西疆。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三月卒于任上,享年59岁。因他抚兵民有恩,当地百姓都称他“钟佛子”。陕西华阴县城西民众为钟宝建祠绘像祭祀。民国31年(1942),钟宝的后裔将其骨骸从陕西迁回家乡大鹏山百足地安葬。钟宝育有五子,其中钟真赞、钟少赞、钟廷赞上三子留在陕西,其余二子回淇澳。

莫仕扬

(附莫藻泉、莫干生)

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祖孙三代是掌管英国庞大的太占洋行达60年之久的著名华人买办。

莫仕扬(1820-1879),名维俊,号彦臣,会同村人。早年在广州经商,精明能干,因商务所需,结识十三行洋人,精通英语,熟谛洋务。清咸丰十年(1860)后赴香港经商。

19世纪70年代,是香港开埠后各国商贾向沿海各口岸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时,广州已有一百五十余家外商洋行,其中影响最大、实力最强的是英商怡和洋行与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又名渣甸洋行,创办人是英国人威廉・凯寒克,乾隆四十七年(1782)建于广州,靠走私鸦片贸易发迹。鸦片战争后总部移香港,在沿海各地经营航运、造船、码头、铁路、地产等业务。太古洋行是英国人约翰・史怀特于清同治五年(1866)建于上海,清同治九年(1870)总部移香港。初营茶叶与棉织品出口,后致力发展航运业。据传,洋行初拟名“大吉”,取经商大吉大利之意。但史怀特不懂中文,写成了“太古”,遂以此名。洋行总部迁香港时,史怀特物色了富有经济头脑、工作勤奋、懂英语的莫仕扬为洋行第一任买办,委以重任。

莫仕扬任买办后,凭着他与港穗工商界的密切关系,迅速打开局面。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在华业务不断扩展,到20世纪初,洋行已拥有10多艘客货轮。分支机构除没上海、广州外,还设于厦门、汉口、九江、宁波、天津、安东、大连等地。中国沿海的海运与长江、珠江内河航运几乎全为太占洋行所垄断。其中,“佛山”、“泰山”、“龙山”、“金山”这四艘太古属下的“四山”轮,航行于广东与港澳之间。

莫仕扬随着太古洋行的拓展,白己也积累了巨额财富,不断输资纳官,以提高社会地位,光耀门庭。先后获诰授奉政大夫候选海边军民府加一级,诰赠朝议大夫,诰赠通议大大赏戴花翎,晋赠资政大夫等。清光绪五年(1879)病逝,享年59岁,后迁葬于番禺。生前育有五子三女。

莫仕扬去世后,次子莫藻泉接任太古洋行第二代华人买办。

莫藻泉(1857―1917),名鎏章,字冠鋈,藻泉为其号。他自幼通过耳濡目染,较其父更具商品竞争意识。任职期间,另创“南泰商号’,起用族侄莫仲达任主事,作为沟通南北商人与洋行联系的渠道。精明的莫氏父子为太古洋行奠定了庞大的基业。以糖业为例,原东南亚及中国大陆,都盛销“爪哇糖”(产于印尼爪哇),莫藻泉于清光绪六年(1880)在香港鲫鱼涌低价买下一大片荒地,在近山处兴建太古糖厂,近海处修建太古船坞。糖厂于光绪十年(1884)建成,因厂地靠近原料产地,价格较“爪哇糖”更具竞争性。加上莫藻泉出奇招,推出一种像海报广告式的“月份牌”,宣传太古糖厂 “太极圈”牌的糖。月份牌由香港设汁师关蕙农设计画面,用重磅铜版纸印制,色彩艳丽,画面内容呈中国民族特色,如花卉、古祥人物(福禄寿)、中国古代天官赐福、迎眷接福、八仙贺寿、中国占代仕女图等等,印制后深受样众欢迎。太古糖随着月份牌迅速进人千家万户,很快便占领国内市场,将爪咩糖排挤出大陆。月份牌也就成为太古洋行首创的宣传手段。这种新颖的宣传方法,获得巨大的成功,因此,怡和洋行、广生堂等出纷纷仿效,以宣传推销白己的产品。后来,许多厂商竞相印制免费赠送的“月份牌”,月份牌也就逐步演变为当今盛行的挂历。

太古洋行在鲫鱼涌开设太古船坞后,可维修维修2万至3万吨巨轮,也可新造万吨海轮。至香港沦陷前夕达到鼎盛时期,有工人5000名,与糖厂一样,成为太占洋行两个创利最多的企业。另外,太古洋行还在广州白蚬壳新建了货仓和码头,即后来的“太古仓”,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广州最完善的仓库码头。莫氏父子经手购买香港尖沙咀蓝烟囱码头的地皮,日后为太古洋行带来几十亿元的进账。

莫藻泉与莫仕扬一样,也输资报捐,曾衔户部主事,内部郎中候选道加四级,诰授资政大夫正二品。

椐族谱记载,莫藻泉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十分关心。诸如设仓济贫,植树造林绿化防灾,兴义学办学常以启民智;另有建庙宇、修族谱等善举。

英藻泉育有五子五女。民国6年(1917),莫藻泉病逝,享年60岁:其子英干生接任太古洋行第三代华人买办。在此期间,太古洋行的糖厂、船坞、保险、航运、漆厂、外贸等业务继续得到发展。这时,太古洋行超越资历最深的怡和洋行,跃居各洋行之首。莫氏家族也成了这个庞大英资集团的支柱。其时,除莫氏三代任买办和副买办外,每一个洋行的分支成立或一艘新船起航,均由莫氏子孙或旁系子侄任职:数十年间,莫氏宗亲只要能工作的,都在太古洋行或其分支机构找到工作,累计达千人之众,故员工中流传着“只知有莫,不知有英”之说。莫氏家族实际上操纵丁太古洋行的实权,并积累了巨额财富。20世纪20年代,莫干生在香港太平山顶建成一幢价佰一百多万元、当时香港最为豪华的别墅,较港督与太古洋行人班的住宅更有气派。

聪明能干的莫氏三代人为太古洋行的兴旺发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鸟尽弓藏,太古洋行的英国资本家深感大权旁落,于己不利,乃荫生削弱莫氏权力的念头。受史怀特家族授意,时任太古洋行经理的英国人布朗,暗中派人调查莫干生的账目,要莫干生将经手购入装糖的蒲包,高于市价部分,“赔偿”给太古洋行,借此打击莫的威信。经反复磋向,于民国18年(1929)由莫干生赔偿25万元结案。莫受此打击后,知英人已着手排挤自己,乃于民国20年(1931)向洋行递交辞职书。布朗也顺水推舟,不予挽留。从此,太古洋行总行取消了买办制度,代之以经理制。

黄宽(1828―1878),名杰臣,号绰卿,东岸村人。道光二十年(1840)3月13日,入读美国传教士布朗大妇在澳门创办的玛礼逊学校(后迁校香港),与稍后入校的容闳成为同班同学。道光二十二年(1842)11月1日,与容闳、唐廷植等同学一起,随布朗校长迁往香港学习。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一月,与容闳、黄胜一起随布朗校长赴美国马萨诸寨州大学预科学校――曼松学校读书。道光三十年(1850)夏,中学毕业后,黄宽接受香港某英商赞助,于是年11月4日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首年攻读于文学系,咸丰元年(1851)开始改修医科,以优秀成绩完成大学五年本科的学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和医学学士学位。接着他继续攻读病理学和解剖学博士课程,两年后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毕业于英国大学并获博七学位的首名留学生。

咸丰七年(1857),黄宽作为中国第一位医学博士回到祖国后,遵照资助人的 愿望,接受伦敦传道会的委任,兼任传教士一职。先在香港开设诊所,因受到伦敦传道会的本杰明・霍布森医生等英籍传教士的歧视和排挤,辞去传教士之职,出掌香港民用医院的管理工作。次年迁回广州,以毕生精力,在广州从事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他在广州开设第一家由中国人主持的西医诊所,因其学识渊博,医术娴熟,医德高尚,远近前来就医的中外人士甚多,推动了西医在广州的流行。到咸丰九年(1859),其诊所已有床位80张,并在该诊所培养了4名中国西医学生。咸丰十年(1860)后,兼任中国海关医官,曾受命担任李鸿章的医疔顾问,仅半年便辞职,继续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

清咸丰九年(1859)1月,美国医生嘉约翰在广州创设搏济医院(高身为广州新豆栏医局),这是在华历史最久远、影响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嘉约翰曾长期担任该院院长,黄宽深为嘉约翰敬佩和器重。博济医院开张后,黄宽则常到博济医院协助嘉约翰工作,比如疑难病的会诊、大手术的施行等。许多旅居广东的外国侨民认为黄宽的医术比许多欧美医生还高明,纷纷找他治病。溥济医院的手术大多由黄宽协助嘉约翰或主刀。

清同治三年(1863)起,溥济医院丹始招收西医学生,黄宽则参加了该院培养中国学生的教学工作。清同治五年(1866),医院正式附设南华医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培养西医的教会医学校,招收男生入学。黄宽和该院院长嘉约翰担任主要教学任务。黄宽教授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等课程。嘉约翰撰写教材和讲义等,遇到难以翻译的医学词汇问题, 总是求助于黄宽,与他精心研究,直到找出最为准确的词汇。清光绪二年(1876),学校扩大实验室设备,建立标本室。清光绪五年(1879),首次招收3名女生入学。学校基础理论课学习为三年,然后进行临床实习。他们的辛勤努力,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人才。不仅如此,经他们的辛勤努力,西医治疗以及医院制度、医术医药、医学教育、医学科研和医护宣传等一整套全新的医疔体系,在中国得以传播开来。容闳赞誉贲宽“在医学界是一位杰出人物。他的才智和技术使他牢固地享有令人羡慕的声望,那时他被誉为好望角以东的技术最精湛最有才华的外科医生之一。他在广州作出了一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成为一位著名的医生并深受中外人士的敬佩和赞关”。

清光绪四年(1878)10月15日,黄宽因积劳成疾,不幸于壮年逝世,享年50岁。除了容闳给予他恰如其分的赞誉外,嘉约翰对黄宽的评价是:“黄宽称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也走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典范”。

唐廷植

庸廷植(1828―1897),字建安,兮茂枝,唐家村人。唐廷植兄弟四人,他居长。少时与弟唐廷枢、唐廷庚入读传教士布朗夫妇在澳门创办的玛礼逊学校(后迁校香港)。

唐廷植在校6年,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毕业后,进人港英政府新设的专门管理华人的户籍司担任翻译。任职5年期间,结识不少由港赴美的华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唐廷植离港赴美国旧金山,被旧金山华人会所组织推举为华人、华商领袖,当选为总统。

其时,旧金山正掀起一股开采黄金的热潮,大批华人为谋生汁远渡重洋至此,不免与当地土著人产生矛盾,旧金山随之出现排华运动。州长毕格勃向州议会提出排华法案。唐廷植站出来代表旧金山华人致函毕格勒,驳斥其排华的错误观点,后来登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最后,加州议会经过讨论后将毕格勒的排华法案予以否决,使广大采矿华工与华商的合法权益得以保护。为此,唐廷植在美国华侨、美国人民中的声誉日高。旧金山侨团阳和会馆与中华会馆,均邀请他参与会务和出任通事。唐廷植将美国政府许多有关华工、华侨的政策法律译成中文律例,使华侨、华人获得有关法律知识,便于依法行事和维护权益。

清咸丰四年(1854),加州又掀起一轮排华浪潮:官方无理提出“向旧金山所有华人征收人头税,用以限制中国移民”。唐廷植联络华侨社团领袖出面阻止而使其未能实施。美国国务院因此事邀请唐廷植到华盛顿听证,以求妥善解决。由于唐廷植在美国曾多次为中国侨民争得权益,威望日高,成为当地华侨、华人公认的侨领与代表。

咸革十一年(1861),唐廷植离美归国,到了上海。翌年,入中国海关担任首席翻泽。其间,曾参与其弟唐廷枢所著《英语集全》共六卷的详细校阅和订正,出版后,成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和教科书。

同治十二年(1873),唐廷植接替其弟唐廷枢山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光绪二年(1876)开始的几年间,唐廷植为开平矿务局筹集了l00万两白银的资金,解决俩人办矿资金不足的困难。

唐廷植除担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外,还参与投资轮船招商局,任局董;投资山东烟台纺丝局,任总董;他发起并投资建立中国玻璃公司,担任上海火烛保险公司首董及上海电光公司华人股东代表等。

唐廷植对社会公益事业十分热心。当同治十二年(1872) 上海成立广东同乡会馆――广肇公所时,他出任首董,慷慨解褒捐银万余两充会馆活动之需。光绪四年(1878),他与胞弟唐廷枢奉母命赈济山西饥荒有功,被光绪帝赏建“乐善好施”牌坊于家乡。唐廷植还被授了三品衔。

光绪二十三年(1897)7月,唐廷植在上海病逝,享年69岁,其墓移厝唐家湾宁党安葬。上海报刊登载了《唐廷植传记》,将其生平业绩公之于世。唐氏家族繁衍于海内外,多有一番事业。著名者有长子唐杰臣(荣俊),足清廷选派第四批赴美留学生,曾接任其父怡和洋行总买办职务。唐杰匝在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上所作的贡献超过共父。孙女唐金玲为近代著名外交家施肇基之妻。曾孙女唐桂芬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为关美国著名建筑师,因没计建筑王牌摩天大楼而获建筑大奖。

唐廷枢

唐廷枢(1832―1892),号景星,唐家村人,是中国近代著名买办、企业家和洋务运动重要官员。清道光十二年(1832)4月20日,唐廷枢生于唐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唐宝臣,母亲梁氏。有兄弟4人,他居次。少时与兄弟唐廷植、唐廷庚入读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在澳门创办的玛礼逊学校(后迁校香港)。

道光二十八年(1848),16岁的唐廷枢在香港玛礼逊学校毕业后,到香港一家拍卖行把任低级助手,继入香港巡理厅任翻泽,两年后担任正翻泽,后又担任大审院正翻泽、上海海关副大写、正大写兼总翻译。同治二年(1863),唐廷枢接替林钦出任怡和洋行'总买办。他倡议和牵头,第一次在洋行投人华股,其屮洋行属下的华海轮船公司,就入股四分之一。他与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投资三家上海钱庄,附设于洋行的保险、航运等公司。

19世纪70年代初,唐廷枢与担任过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珠海市北岭村人)进入大型民用企业海轮船招商局,由唐廷枢任总办,徐润任会办,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成员。庸廷枢上任伊始,对招商局实行全面改组,招聘一批在洋行中任职的中国买办到招商局,参与管理。唐廷枢所主持的招商局,首先挫败并收购了拥有船只最多的美国旗昌洋行,扩大了招商局的航运实力,与怡和、太古两家竞争中国沿海的航运权,最终取得主导地位。其后,招商局又在菲律宾、泰国没立了分局,开展南洋运输业务,并派轮船首航英国、日本、新加坡、夏威夷、旧金山等地。光绪九年(1883),招商局的资本已从开办时的20万两激增至200万两,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轮船企业。

从同治十二年(1873)进入招商局到光绪十八年(1892)逝世于开平煤矿任上,唐廷枢都作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在洋务运动中处于重要地位。怡和洋行买办与招商局总办都是唐廷枢施展商业才能的机会,但他的整个经济活动不限于商业。在创办工矿企业方面也是佼佼者;甚至在文化、教育、卫生、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他都参与其事。据资料统汁,唐廷枢一生中自营、合营、入股或受外国公司和清政府委托兴办的企业就有47家,共中在中国历史上属领先地位的,就有6起。

清同治元年(1870),唐廷枢在长兄唐廷植、弟唐廷庚的参与下,编写了一套《英语集全》。该书后来被社会公认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和教科书。

同治九年(1870),唐廷枢在怡和洋行买办任内,与同乡好友徐润等人开办了上海历史上的第一家医院――仁济医院:同治十一年(1872),庸廷枢与徐润之叔徐荣村,倡议成立广州、肇庆同乡会所(广肇公所),得到了徐润、叶顾之(今珠海吉大村人,时任上海知县)等人的支持。其后,广肇公所便成了广东人在上海的会馆。

同治十三年(1874),唐廷枢资助容闳在上海创办《汇报》,同时支持容闳倡导、组织派遣中国120名少年赴美留学的工作。先后在家乡推荐唐国安、唐绍仪、梁如浩、唐元湛、蔡廷干等学童出洋留学。

光绪元年(1875),唐廷枢被清廷委任上海洋务局会办,专门办理对外事务。光绪二年(1876),唐廷枢与徐润创办仁和水险公司。同年,他被李鸿章委任开平矿务局总办,专营煤炭凡15年。到19世纪未,开平矿务局年产煤炭己达70多万吨,资本也增长了5倍,达到500万两,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家大型机械采矿企业。

光绪七年(1881),唐廷枢筹办一条唐山至胥各庄全长11公里的铁路正式完工,继而造了一辆牵引能力为百余吨的蒸汽机车,命名为“龙号”,行驶于唐胥路上。同时,还创办了唐山细棉土(水泥)厂。

光绪九年(1883),唐廷枢受李鸿章的委托,游历欧洲,考察船务、商务,为北洋海军定购了一批铁甲船。

唐廷枢在怡和买办任内,已捐得同知一衔。进人招商局擢升为道台。李鸿章曾有过“中山可以没有李鸿章,不能没有唐廷枢”的说法。唐廷枢在家乡修建的住宅“观海楼”,是由李鸿章亲笔题匾的。

唐廷枢经常参与公益活动。光绪四年(1878),他和兄唐廷植因奉母亲命“赈济山西饥荒有功,皇帝赏给修建一‘乐善好施’牌坊”。唐廷枢在开平矿务局任内也多参与善事,在他60岁生辰时,全矿工人和附近48个矿区的乡绅民众,聚合赠送一把“万民牌伞”给他,以示祝贺。

光绪十八年(1892)10月7日,唐廷枢在天津病逝,享年60岁。时中外对他的逝世反响强烈。各国驻大津领事馆下半旗志哀,吊唁者众。李鸿章亲往题送挽联。报界评论:“唐景星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时代。他的死是一个持久的损失。”鉴于唐廷枢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现成财产,轮船招商局特地拨出1.5万两银子,作为赠恤,后将一艘轮船命名为“廷枢”号。唐山当地人也给他立“唐公祠”,以资纪念。唐廷枢的灾柩由招商局派出专轮,运回家乡安葬。时外国使馆、洋行均有专轮护送,共计13艘。途经上海黄浦江停泊时,上海外滩灯火齐明,干百人举行仪式迎送。专轮驶至唐家湾前环后,唐廷枢的灵柩安放在岸边,13艘外轮一字形排列,均下半旗,鸣笛志哀。各国代表还上岸向灵柩鞠躬行礼后才离去。唐廷枢灵堂设在唐家龙岗庙祭典,之后移厝在吉大一山上。

唐翘卿

唐翘卿(1841―1925),族名高亮,字国泰,唐家村人。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有兄弟四人,母早故。唐翘卿14岁到上海一茶庄当学徒,经十余年辛勤工作,得东主器重,由学徒升任跑堂、座庄。在交往中,他结识了在海关任职的族叔唐廷枢。他虚心向唐廷枢学习英语和商务活动知识,开阔了眼界。由于唐翘卿经常到产茶省区收购茶叶,洽谈茶务,久而久之,不仅精通茶叶商务,且熟悉制茶工艺,被同行誉之为“老行专”民国初年,汉口英商新大信洋行的资料汇刊中称赞唐翘卿为“巾国茶业的拿破仑”。

19世纪60年代,国际市场对中国茶叶的需求激增,外国洋行收购利润丰厚。不少华商纷纷办起茶庄,将收购到的茶叶进行加工,再转卖给洋人获利。由于市场行情看好,唐翘卿见有利可图,便商计于族叔唐廷枢,决定创立茶栈自谋出路。在唐廷枢支持下,于同治六年(1867)在江两九江开设“谦顺安茶栈”。其后又得族兄、汉口俄商阜昌洋行买办唐瑞芝的支持,在汉口设立分号。经过一年的努力,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于同治七年(1868)又在上海设立分号,是年底将分号扩充为“恒顺宏茶栈”。同年,唐廷枢、徐润等在上海创立“茶叶公所”,唐翘卿被推选为黄事。

唐翘卿的商业才能受到洋人的青睐。19世纪70年代后,唐翘卿被聘为上海汇丰银行买办,其经营实力进一步加强。他除经营茶叶外,还在保险、矿务、房地产、航运、金融方面进行了投资。他是唐廷枢创办的中国笫-家保险企业――仁和水险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光绪九年(1883),他与徐润之侄徐秉诗集资白银120万两经营安徽池州煤矿。

在拓展业务的同时,唐翘卿十分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他是上海广肇公所(广东商民在上海设立的同乡公馆)的创办人之一和会董,参与唐廷枢、徐润等建立的仁济医院、普育善堂、辅元堂等慈善机构的事务,资助上海格致书院及英华书馆。在家乡,他于民国初年出资建成“翘卿家塾”,并延聘名师宿儒教授经书:凡本房子弟,免交学费和书费,赤贫者还可酌情给于资助。他还倡议并集资购买一艘小火轮“都益号’,航行于香港、唐家与上栅间,改善交通,造福桑梓。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商为垄断国际茶叶巾场,将其控制的南亚“西冷”(“锡兰”译音,今斯里兰卡)红茶倾销中国,图谋扼杀中国传统的制茶工业。为反击英商的经济攻势,民国8年(1919),由唐翘卿出面,将分散经营的茶栈合并,成立规模宏大的“华荼有限公司”,其子唐季珊出任总经理。华茶公司向国外引进新式制茶机器,改进包装与焙制方法,积极培育推广良种,增加新的规格与茶叶品种,使中国的制茶业不仅在国内抵制、击退英商的倾销攻势,并运销海外,基本垄断了当时的美洲市场。民国14年(1925),唐翘卿病逝沪寓,终年84岁。

唐国安

唐国安(1858―1913),字国禄,号介臣,鸡山村人。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清末民初外交家、教育家。唐国安的父亲唐涛福是个农民。唐国安少时在家乡读私塾,经族叔唐廷枢举荐,入选清政府公派留美幼童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第二批赴美。清光绪七年(1881)肄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法律系。

光绪十一年(1885)日国后,曾到开平煤矿、京奉铁路等处工作,后来到上海梵王约瀚书院任主讲,担任寰球中国学生会会董。光绪二十一年(1905),他和颜惠庆二人为上海《南方报》开辟英文版,常常撰文抨击由外国人控制的上海工部局多项损害中国人的法令,争民族之权益,为洋人所嫉妒,唐国安因此几被逐出科租界。

光绪三十二年(1907),唐国安入京任外务司员,兼职京奉铁路。宣统元年(1909)2月,唐被委任为在上海召开的万国禁烟会议的中国代表,在会上慷慨陈词,力主禁烟禁毒,以利民生。

其时,清廷筹建清华学堂。那是美国在八国联军之役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中,从中国攫取了一笔赔款,美部分议员为对华长远利益计,提出“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资助中国派出学生”的议案,光绪三十四年(1908)3月获美国国会通过,并立即与清廷谈判汀立实施办法:一、从宣统元年(1909)起,中国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学生到美国各大专院校深造。二、创设清华学堂,作为中国学生赴美前的预科学校。二、在华盛顿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于是,宣统元年(1909)4月,清廷在北京成立了“游美学务部”,任命外务部丞参周自齐为总办,学部郎中范源濂、外务部主事唐国安为会办于宣统元年(1909)至宣统三年(1911)3年间,协助各省直接派遣了三批留美学生: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正式任命唐国安为外务部考工司主事。

清宣统三年(1911)2月,游美学务部将“游美肄业馆”正式定名为“清华学堂”,唐国安兼任副监督。同年,复任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万国禁烟会议代表。

民国元年(1912)1月,民国肇建。4月,北京政府外交部取消游美学务部,其原有一切职权划归清华学堂接管,唐国安被任命为正监督。5月,清华学堂改称为清华学校,“监督”改称为“校长”,唐国安出任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此后每年都将该校高等学科的毕业生输送美国留学。

建校后,唐国安仍尽力为学校的发展制定规划,改革学制,充实教学内容,制订和坚持“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教育方针,积极为学校筹款、要地,使清华学校在原有450亩面积的基础上,扩大为拥有1200亩土地的校园,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惜天年不永,民国2年(1913)8月22日,唐田安在北京暴病而逝,时年55岁。举殡时,袁世凯特派大员代表志哀,美国派其驻华公使卫理、青年会克莱・爱特华德等亲临祭吊,足见他在中外政界影响之大。为缅怀他的功绩,清华学校为他铸造了一块铜质纪念牌,挂在工字厅人门东壁上,以资纪念。

蔡廷干

蔡廷干(1861―1935),字耀堂,上栅村人。幼年在唐家村寄居,念过几年私塾。父亲蔡召佐,曾在天津学习机器,是一位工程技术人员。

同治十二年(1873),蔡廷干被清政府选派为第二批30名幼章之一赴美国留学。初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语文学校学习,后进入新不列颠中学读书。在高等学校毕业之前,曾被分配到麻省岁沃尔机械厂实习。

由于清廷对留美幼童日益“洋化”的不满,于光绪七年(1881)下令撤回全部留美幼童。蔡廷干回国后,分配到“大沽水雷学堂”学习。光绪十年(1884),蔡廷干毕业后被派往福建水师当一名士官;光绪十一年(1885)参加了中法之战;光绪十四年(1888)以“守备衔尽先补用”调往北洋水师服役。光绪十五年(1889),以“都司衔补用守备”升署北洋海军鱼雷左一营都司、委带左队一号鱼雷艇;光绪十八年(1892)升署三年期满改为实授,后调任“福龙”号鱼雷艇管带(武职正四品)并赏给花翎顶戴。

光绪二十年(1894)夏,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向清廷驻朝鲜的陆军发动攻击。9月,北洋水师运送陆军增援。9月17日,当全舰队返航时,突遭日本海军偷袭,损失惨重。是日下午,“黄海海战”打响时,担任舰队侧翼擎戒的鱼雷左一营都司蔡廷干立即率领“福龙”号及本部鱼雷艇队尾随“平远”、“广丙”两舰奔赴大车沟海域参战。面对强大的日本舰队,蔡廷干毫不畏缩,指挥作战,下令“福龙”号全速向敌“西京丸”舰首攻击,后因弹尽退出战斗。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日军从海陆两路夹攻威海卫北洋水师基地,当中日海军舰只在威海卫海域混战之际,蔡廷干与左一营管带王平(王登)分别从西北两处突围,沿途进受日舰的追截及射击,溃不成军。蔡廷干乘坐的“福龙”号突围后沿山东半岛向西直驶烟台,日舰“吉野”号衔尾直追。按舰速计算, “福龙”号是可以逃脱的,但是由于“锅炉管道受伤”影响航速,终被“吉野”追及,蔡氏受伤被俘,后被押送至日本大阪囚禁。《马关条约》签订后,所有被俘官兵遣返均受革职遣故处分。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去时,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通过袁氏的保奏,因“甲午战事”被革黜的海陆官员次第被恢复原职,绝大部分被收归袁世凯幕下,用来充任新军的骨干。蔡廷干经唐绍仪的推荐,为袁世凯收人幕府,日见重用。

蔡廷干成为袁世凯的幕僚之后,以其娴熟的英语词令和丰富的国际知识渐为袁世凯倚重。特别是宣统元年(1909)宣统登堪后, 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逼退回河南项城隐居,蔡廷干亦同时退隐北京。这种共进退的行为,被袁世凯认为是一种忠贞的表现。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被启用为总理大臣后,立即奏委蔡廷干为“海军部军制司司长补授海军正参”(海军参军长),又授予“三品京堂候补并加二品衔”,任袁世凯的“海军副官”,专责协助袁世凯一切外事活动。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成功,袁世凯为了表示赞成共和,将辫子剪除,而为他剪辫了的人就是蔡廷干,足见此时两人关系之亲密。民国元年(1912)2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稍后,袁世凯擢升蔡廷干为高等军事参议、中将海军副司令兼大总统府礼官,并授予“二等嘉禾勋帝”;民国2年(1913)以后,又陆续授予“勋四位”,派充盐务稽核所总办、税务处会办(总办梁士诒)。礼遇之隆,使得蔡廷干竭智尽忠为袁世凯效命。因此,当孙中山及共党人因“讨袁失败”而亡命于日本的时候,蔡廷干则视“中华革命党”为乱党,继续效忠袁世凯。

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事实的启示,蔡廷干对袁世凯的信赖逐渐起了变化。在全民一片愤怒斥责日寇声中,袁世凯却加快组织“筹安会”,策动成立“洪宪帝制”。其复辟之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人所共知。面对袁士凯的独裁卖国,蔡廷干既心怀不满又无可奈何,在失望之余便逐渐倾向段祺瑞那一边。当袁世凯死后,莫理循以“顾问”身份征询蔡廷干能否与黎元洪合作时,遭到蔡廷干的断然拒绝,同时也退出政坛在北平闲住。

段祺瑞执政之后,蔡廷干又得到北洋政府的重用。段祺瑞在民国6年(1917)后先后授予他“二等宝光嘉禾勋章”、“大绶宝光嘉禾勋章”。民国8年(1919),蔡廷干出任“敌国侨民遣送事务局”会办和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北洋政府又授子他“一等大绶嘉禾勋章”、“一等文虎勋章”。民国9年(1920)1月又授子“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这一连串的奖赏和任职,使得蔡廷干专心致志地为北洋政府效力,也为当年国家在国际事务方面争取得一些权益。

民国元年(1912),蔡廷干曾以税务处会办身份担任出席“华盛顿国际税务会议”中国代表的顾问。民国12年(I923),修订关税工作基本结束,蔡廷干被任为“整理国内外债务委员会”成员。民国15年(1926)杜锡硅内阁成立,蔡廷干担任外交总长;杜锡硅辞职后,蔡廷干一度代理内阁总理一职,任内无甚作为。民国16年(1927)5月,北京政府发生财政恐慌,蔡廷干遂辞职到大连隐居,从此退出政坛。

“九・一八”事变后,蔡廷干从大连回北平定居。由于蔡廷干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底深厚,中英文的造诣极深,以其熟练精湛的英文文法将一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用英语译注。其中已经成书的有《老解老》(英语译注老子道德经)及《唐诗英著》等,其他未成书的有英泽《阅微草堂笔记》、 《红楼梦选篇》,中文著作有《占君子》及《大东诗选》等。由于蔡廷干能文能武,故又有儒将之称。民国24年(1935)9月20日,蔡廷干病逝于北平,享年74岁。

梁如浩

梁如浩(1861-1941),族名滔昭,字孟亭,唐家村人。父梁泽稳,母卢氏。清同治十三年(1874)9月,梁如浩与唐绍仪等被清政府选派为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学,年仅14岁。初入庥省春田城小学,后升读康州哈特福德屮学。光绪七年(1881)初,考人新泽西州史梯文工学院。5月,被清廷遣送回国。

归国后,梁任天津西局兵工厂绘图员。光绪九年(1883),任清政府德籍顾问穆麟德随员,赴朝鲜筹没海关。光绪十一年(1885),袁世凯任驻朝鲜通商事宜人臣,梁如浩被袁世凯任为幕僚。光绪十年(1894),袁世凯奉召回京,梁如浩亦随袁返国,被清廷委任国内铁路运输处处长,后升任北宁铁路总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如浩被指派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关外铁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委任为清廷驻荷兰钦差大臣陆征祥的随员。数年后,梁如浩纳赀捐升为候补道。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梁如浩被清廷委派为负责修筑京汉铁路西陵支线'总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锦州、山海关道(《梁氏族谱》中有山海关兵各道及苏松太兵各道的记载)。以后,历任牛庄海关道、天津海关道等职。清宣统元年(1909),被清廷实授外务部右参议、外务部右丞兼署奉天左参赞。梁如浩在早期的外交事务中崭露头角。

清宣统元年(1909),袁世凯被摄政置载沣免职下野,梁如浩亦被以“病”免去外务部右丞职务。宣统三年(19l1)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受内外压力,不得已让袁世凯复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梁如浩亦被任为袁内阁邮传部副大臣。时梁如浩已返南粤,未到任前由梁士诒署理。同月,广东宣布独立。梁如浩经胡汉民都督任命为交通部部长。民国元年(1912)1月,民国肇建。袁世凯被任命为大总统。唐绍仪被推选为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提议由梁如浩为交通总长,但未获国会通过,改由唐绍仪兼任。同年6月,唐绍仪因与袁世凯意见不合而愤然辞职。后梁如浩先后担任陆征祥内阁及赵秉钧内阁的外交总长,并加入国民党。同年底,梁如浩感于蒙事棘手,难以应付,乃出走天沣,辞去外交总长之职,从此退出政坛中枢机构。他前往上海与唐绍仪、卢信等人组建了“金星人寿保睑公司”。

梁如浩与唐绍仪私交颇笃,既是唐家乡亲,又曾一起留学美国,回国后又均效力于袁世凯,民国建立后,又均对袁世凯专权不满,先后离开政坛。后唐绍仪将六女唐宝娟嫁给梁如浩儿子梁宝畅,成为亲家。

民国4年(1921),北方大旱,梁如浩致力于救济工作。同年秋,他任出席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随团赴美。民国11年(1922)北京政府派梁如浩赴威海卫督办中英谈判接收威海卫事宜:后因山东各界反只对梁如浩与英国代表所订之《中英威海卫草约》,梁如浩乃于民国13年(1924)5月辞职。晚年,梁如浩任“华洋义赈会”会长,致力于救灾济贫事业。民国30年(1941)10月14日、病逝于天津,终年80岁。

唐绍仪

唐绍仪(1862-1938),族名昭仪,号少川,唐家村人。出身于一个中等农民家庭,有兄妹14人,他居四。同治十三年(1874),  唐绍仪被清政府选派为第三批幼堂留学美国, 从小学升中学,后考入哥伦比业人学文科。

光绪七年(1881)肄业回国,被派往天津水师学堂补习。光绪八午(1882)以九品县丞补用职衔,入天津税务衙门当翻译。同年底随天津税务司赴朝。光绪二十二年(1896),代理袁世凯任中国驻朝鲜领事馆总领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9月,唐绍仪奔父丧回国,结束了出使朝鲜16年的生涯。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天津海关道。光绪三十年(1904),被委任三品京堂候补加副都统衔领议约全权大臣,赴印度与英方代表费利夏谈判关于《拉萨条约》的西藏领上分割问题。唐绍仪义正辞严,据理力争,逼使英方妥协,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双方签订《中英续订印藏条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同年,唐绍仪先后被委任全国铁路总公督办、税务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

光绪三十三年(1907),唐绍仪被任命为奉天巡抚。光绪三十四年(1908),美国国会通过了归还中国庚子赔款案。唐绍仪被派出国考察,历经日本、美国、英国等8国。宣统三年(1910年),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

清宣统三年(19l1)辛亥草命爆发,唐绍仪被袁世凯委为南北议和北方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总代表伍廷芳谈判。他主张民主共和,双方达成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民国元年(1912),唐绍仪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同年6月16日,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唐绍仪毅然辞太总理职务。

民国元年(1912)8月,唐绍仪参加了国民党。民国4年(1915),袁世凯复辟帝制,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反对。民国5年(1916)护国军讨袁,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仍以大总统自居,唐绍仪再次发出《忠告袁世凯退位电》。

民国6年(1917),唐绍仪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民国10年(1921),唐绍仪对孙中山以军事力量统一中国的主张表示不赞成,他主张以地方自治与和平方法统一国家,倾向陈炯明的“联省自治”。

民国16年(1927),唐绍仪任国民党监察委员,民国18年(1929),出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民国19年(1930),唐绍仪通过县长黄居素的活动,将县政府从石岐镇迁到他的家乡唐家。民国20年(1931),唐兼任中山模范县县长,开始实施以唐家为中心建设中山模范县的计划。任内期间,为中山广揽人才、招商引资、写提案等做了大量工作。其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和乡村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在全县增加了100多所学校。民国23年(1934)10月,因唐绍仪与陈济棠在经济利益上有矛盾,陈通过亲信在中山发动了兵变,县兵小队长率兵以索饷为名将唐绍仪围困在私邸,逼其辞去县长一职。持续5年的中山模范县建设高潮也随之烟消云散。

民国25年(1936)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唐绍仪与孙科联名提出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一案,获会议通过,提案实际拆了陈济棠的台,逼使陈济棠于同年7月18日宣布下野。但蒋介石过河拆桥,对唐绍仪很冷淡,唐绍仪愤然率全家返沪。

民国27年(1938)2月,唐绍仪对日军侵占上海欲组织伪政府发表个人声明:“略谓一生行事光明正大,现年已七十有六,实不愿参加伪组织,只想返广东原籍,以度余年。”明确表示不会充当傀儡。又于6月27日去信给孔祥熙,提出“为争取光荣和平而开展谈判的建议”。孔表示“非常赞同”。同年9月,抗战形势恶化,日军加紧推行拼凑全国性汉奸政权的计划,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以唐绍仪、吴佩孚为伪政权正副总统人选。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负责做唐、吴的思想工作,均遭到唐、吴的拒绝。土肥原贤二又于9月28日与唐绍仪会谈。此事为军统特务所侦知,报告重庆。9月30日,上海军统特务受命将唐绍仪刺杀于寓所,终年76岁。

唐绍仪遇刺身亡后,重庆国民政府特地颁布了《唐绍仪褒扬令》,命令将唐绍仪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唐绍仪传,称唐绍仪晚年日本要其充当傀儡,“终未肯出”。

唐雄(1865―1958),字谦光,唐家村人。1865年出生于唐家村一个华侨家庭。有兄妹6人,祖父唐贻曾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赴檀香山经营农牧场和商业致富。

清光绪二年(1876),唐雄12岁时随父亲唐昌到檀香山,入读该岛英教会所办的“埃奥兰尼学校”。该校在当时属级别较高的小学,入学者均是富家子弟。光绪四年(1878),13岁的孙中山(乳名帝象)也随母杨氏到檀香山,人读该校,与唐雄同窗。两人性情融洽,志趣相投,加上同乡之谊,遂结为至交。不久,孙中山、陆皓东、唐雄先后到香港求学,并一起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后孙中山利用在穗港澳之间行医的方便,传播反清的革命思想,常路过唐家到唐雄家小住。

光绪二十年(1894),唐雄又从家乡往檀香山,开设一间照相馆,这是檀岛华侨开设的首间“影楼”,并继承父业,出任檀香山华美银行总经理要职。同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鼓吹反清革命。唐雄为支持孙中山革命,常动用银行资金敷孙中山之需。后因经营不善,致使银行出现亏空。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唐雄变卖家乡田产在香港经商,以补华美银行之损。

同年10月,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战友陆皓东牺牲。孙中山在广州躲了三天后,乘夜租一小汽船至唐家暂避。适逄唐雄在家中,当孙中山登唐雄家门时,唐母开始怕遭连累,曾有微

词,后经唐雄劝慰,便为孙中山安排食用,继而设计让孙中山男扮女装,雇请花轿连夜将孙中山送往澳门,脱离险境。

光绪二十八年(1902),唐雄在檀香山开设鸿发公司,经营国货古玩,因经营不善,两午后歇业。民国元年(1912),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乡人劝唐雄去南京见孙中山,谋取一官半职。唐雄笑答:“吾支持革命,非为做官,国家富强,华侨在海外不再受人欺凌则慰,岂敢他求。”  仍操旧业。

民国5年(1916),唐雄复任华美银行总经理,还任中华总商会董事和商业发展部长。民国22年(1933),华美银行业务结束。数年后,唐雄偕夫人卓氏返家乡定居。抗战爆发后,再赴美国,参加过国民政府在华侨中开展的抗日筹款活动。

民国35年(1946),唐雄年届八秩,自忖抗战胜利,天下太平,遂又携妻返乡,购置田产,聊度晚年。

1958年,唐雄在家乡辞世,享年93岁。他生前在唐家共乐园桔仔坑半山腰自选墓地,自立“民国革命老人谦光唐公之募”的墓碑。唐雄与妻子卓氏生有二子一女,后人居于国外。卓氏去世后,唐雄晚年在乡与淇澳村钟氏结婚,生有一女。

卢慕贞

卢慕贞(1897—1952),外坣村(今外沙村)人,父亲卢耀显,字业儒,先赴檀香山谋生,与孙中山大哥孙眉同为檀岛侨商。卢慕贞家乡与孙中山家乡翠亨村仅有儿里之隔。早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求学,多有叛逆封建礼教之行为,孙眉深虑之,将孙中山遣送|回国。孙中山的母亲杨氏,有一姐妹嫁外茔乡,认为孙、卢两家门当户对,便立意撮合其事。孙中山拗不过家长之命,遂于光绪十一年(1885)夏从香港返乡成亲,当时孙中山19岁,卢慕贞18岁。

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在檀秀山创建兴中会,树起了反清斗争的旗帜,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长年累月在海内外四处奔走革命,难于顾及家计。年迈的母亲杨氏身边只有儿媳谭氏和卢慕贞为伴。卢慕贞除了照顾婆母外,还悉心照料着幼小的儿子和女儿。卢慕贞对兴办学校、救济穷亲等福利事业,无不乐意参与,“孝敬贤淑,闻于乡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孙中山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因准备不周而失败。卢慕贞带着4岁的孙科、1岁的孙蜒、母杨氏和嫂子潭氏,取道香港,投奔檀香山孙眉处。其时孙中山正在檀岛,夫妻相聚了一段时闸。卢慕贞于第二年生下二女孙婉,留在檀岛住了10年。

宣统二年(1910),孙中山为组织新的反清起义,来到新加坡从事筹款活动。卢慕贞闻讯,偕两女赴新加坡与孙中山团聚。

民国元年(1912)初,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回国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新加坡华侨将此讯告诉卢慕贞。她感到又惊又喜,随即偕两女返国。

卢慕贞是一个忠厚的人,对政治无甚兴趣,她没有受过西方教育,不能理解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尽管她尽心尽力操持家庭,把孩子抚养大,但是两人都没有共同语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把她带到南京。二次草命失败后,卢慕贞不愿意跟随孙中山逃亡日本,去了澳门。她曾对孙中山的侍卫郑卓说:“我是乡下人,不识字,也不懂英文,先生的事我帮不了手,我缠着脚,连走路都不方便,怎能帮得起先生呢?”当时孙中山在日本神户与宋庆龄邂逅,两人志趣相投,成为革命伴侣,他向卢慕贞提出离婚,卢慕贞希望丈夫纳妾,代替自己照顾孙中山,但是,她不能理解为什么新夫人不能做“侧室”。民国4年(1915)9月,孙中山派侍卫郑卓把卢慕贞接到日本,专门商谈离婚事宜,双方的谈判还算融洽。孙中山提出条件:你永远是孙家的人,孙科永远是你的儿子,卢慕贞一一答允。在宋庆龄到达东京的前一天,卢慕贞带着离婚协议会到澳门。10月25日,49岁的孙中山与22岁的宋庆龄举行婚礼,两人还签订了婚姻誓约书,在当地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卢慕贞离婚后,一直寡居澳闸,其屋为孙眉出资建造,称为“孙公馆”,后辟为“国父纪念馆”。她皈侬基督教,后出任澳门浸信会会佐。孙中山对卢慕贞的生活一直十分关心,不时送回钱物或派人回乡慰问。

民国14年(1925),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卢慕贞在澳门悲痛万分。她请人代笔,发表悼念文章,称孙中山具有“伟大的精神,伟大的人格”。其后,卢慕贞对孙中山的亲属,仍旧一往情深,多方照顾,特别是对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一直照顾到中华人民共和同成立后。

卢慕贞热爱祖国,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抗日战争时期,卢慕贞积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接待过珠江纵队领导人林锵云、刘田夫等人。

孙科对生母的晚年生活照顾得极其周到,还派出一个班的人员负责警卫工作。民国23年(1934),孙科回家乡创办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校,特地加设了一间“慕贞堂”(现为学校办公处所)。民国36年(1947)7月,孙科返澳,把母亲接回翠亨,为她举行了为期10天、盛况空前的八十寿辰庆典活动。

1949年底,大陆解放。国民党要员劝卢慕贞迁居台湾。卢慕贞眷恋家乡,以年岁已大为由不愿离开。1952年9月7日,卢慕贞逝世于澳门,享年85岁。

蔡兴(1870―?),字祥泰,别字英辉,号礼和,外茔村(今外沙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兄弟四人,蔡兴居长,幼随父从事农耕捕鱼。后入读上海书院。

19世纪中叶,澳洲发现金矿,欧美各国殖民者竞相在这块新开发的大陆上投资开采,形成了一股淘金热潮。广东沿海一带贫苦农民也有不少结伴南渡重洋去澳洲开矿。少年的蔡兴亦随舅父去澳洲谋生,初时给人帮工,稍有积蓄后与同乡马应彪等合股在雪梨(今译悉尼)开设永生水果栏,逐渐致富。光绪十七年(1891)返乡探亲,将年仅14岁的弟弟蔡昌带往澳洲。兄弟合营商店,并在雪梨附近开辟种植园种植水果与蔬菜,业务不断拓展。其间,蔡兴还任该市戒烟会专员,协助当地政府肃清烟、毒,成绩卓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蔡兴携带历年积蓄归国。应马应彪之邀,与12位华侨合伙,集资2.5万港元,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1月在香港开设先施百货公司,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创设的民营百货公司。蔡兴是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后曾任该公司总行之董事局主席。不久,其弟蔡昌出从澳洲归国,在先施公司任职。民国元年(1912),由蔡昌倡议、蔡兴全力支持,蔡氏兄弟集股在香港创办大新公司,之后又在广州(今南方大厦百货商店)、上海(今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建立分公司,驰名中外,为中国近现代工商界巨擘。此外,蔡兴还出任广东银行、国民银行、永生公司、香安燕梳公司等董事或主席;并曾投资于马玉山饼干公司、兴华制面厂、华洋织造厂、中华糖厂、中国邮船公司、中澳航业公司等企业。

蔡兴发迹后,十分关心家乡建设,曾先后担任中山县顾问、中山县保卫团总局董事及参议、广东督署名誉顾问、中山模范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名誉顾问等职。在家乡创办岐光医院,造福桑梓。在香港,蔡兴被港府委任为保良局绅、团防局绅,并充任东华医院总理、华商总会干事值理、中山侨商会主席等职。

蔡兴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实业家,在工商界占有一定的地位。

唐孟伦

唐孟伦(1871-1922),又名彝典,字贻典,鸡山村人,清华学堂第一任庶务长。清同治十年(1871)年出生于鸡山村,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应乡试,深恶科举腐败,转求西学,推动妇女天足运动,宣传世界时事知识,以启民智。后北上天津,入北洋学堂读书,因八国联军侵华而辍学,转至铁路系统做文案和会计工作。光绪二十四年(1908)随堂叔唐国安人外务部任“候选府经历”。游美学务处成立之初,唐孟伦被任命为英文副文案。宣统二年(1910),他和严智钟、胡敦复护送第二批“直接留美生”赵之任、竺可桢、胡适等放洋。任务完成后,他取道欧洲|回国,专程考察英、法、意、荷等国教育制度和办学经验,为日后兴教办学作准备。

宣统三年(1911)4月,清华学堂成立,唐盂伦任庶务长。在建校最初10年,他先是协助校长唐国安,将近春园和长春园东南隅并入校园。继而协助校长周诒春,实施增建校舍计划。民国3年(1914)学校设立工程处,聘庄俊专理其事,美国人莱茵协助一切。民国5年(1916)兴建图书馆和体育馆,民国6年(1917)兴建科学馆和大礼堂,为清华早期的“四大建筑”。同时续造高等科东楼和学生厨房,添盖医院、职教员住所,安置自来水井和各处自来水管,建造北门外卫生纳秽池等。经过多年的努力,各项工程次第完成,至民国10年(1921)大礼堂竣工时,清华园已有了“宏丽之建筑”,“获今日之后观”,“洵为全国之巨擘”(《清华月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语)。这多得自工程处的努力,也体现了作为全校庶务工作主管的庶务长唐孟伦的辛劳。

唐孟伦还主管会计处,负责全校的财务工作。包括校内办学经费和国外留学经费,最高时一年达200万美元左右。庶务工作的业绩还包括:筹建一座园内邮局(二级局)和10个自建信柜的设立;建立3条通往城内的电话线,与各办公处设分机联系;扩充电厂,建自来水管,管理学生食堂,维护道路和河流,做好器具等物资保证,建立一支20余人的校卫队,负责校内治安和保卫。此外,还负责园内木厂、成衣店、书店、鞋店、理发店、牛奶房、洗衣房等生活配套的经营。为保证校内用品的供应,民国6年(1917)成立“清华售品所”,唐盂伦任“总理”。

唐孟伦任职庶务长历时11年(包括“清华学堂”成立前1年半),使学校的基础设施能够稳定、有序地运转、建设和发展。《清华周刊》赞述他的工作作风为“理大亲细”,“求全校杂务之常完备”。把校园管理得井井有条,是早期清华的一位好管家。清华学校早期经此建设,不仅环境优美,而且设施先进,生活便捷,为莘莘学子、学界宗师提供了学习、教学、科研的优越条件,使得这座昔日皇家园林,成为当代重要学府。这里面饱含唐盖伦的一片心血。

除庶务工作外,唐孟伦还参与和承办许多全校性活动。如民国3年(1914)与周诒春等3位校领导发起,个人捐资创办校外学府;民国4年(1915)支持教职工子弟学校的创立;民国5年(1916)支持校内工人平民学校的创立并出任“顾问”等等。

民国4年(1915),唐孟伦因工作成绩优异,获政府五等“嘉禾勋章”。民国6年(1917),周诒春校长为校中中国职教员创组“华员公会” (即学校工会),唐孟伦为第一任会长。他工作倍加勤奋,以致罹患脑血管病,经医治不满半月,又投人工作;又过数年,终因积劳成疾,于民国11年(1922)3月19日患脑溢血去世,终年51岁。

对唐孟伦的逝世,全校师生同声泣悼,学校特降半旗志哀。清华同学会华北支部发起为他建立纪念碑,立于他生前办公处和住所――学务处西院旁之小山丘上,生前好友梁启超为之题写碑铭:“清白乃心死厥职,如此人格足矜式。”

蔡昌(1877―1953),外坣村(今外沙村)人,兄弟四人,蔡昌排行第三。

19世纪中叶,因澳洲发现金矿,蔡昌的长兄蔡兴随乡亲去澳洲谋生,后与同乡马应彪等合股在雪梨(即悉尼)开设永生水果栏。清光绪十七年(1891)蔡兴回乡探亲,将14岁的弟弟蔡昌带到澳洲雪梨。蔡昌在永生水果栏当帮工,并协助蔡兴在雪梨近郊开辟园地种植水果与蔬菜,供应水果栏所需,多余的运到矿山出售,与矿工淘得的金子交换,逐渐积累了财富。于是,他在雪梨城内开一间小商店,经营百货、水果。

光绪二十五年(1899),蔡兴携带历年积蓄归国,应马应彪之邀,与12位华侨合伙,在吞港开设先施百货公司,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四大公司之始创者。不久,蔡昌亦归国,在其兄的先施公司内任职。后来他与人合资,在香港开设了一家小型西货商店,开始了独立经商的生涯。

民国元年(1912),蔡氏兄弟集资400万港元,在香港德辅道中闹市区开设大新百货公司,由蔡昌担任经理。民国5年(1916),蔡昌在广州惠爱中路(今中山五路)设立分店。民国7年(1918), 蔡昌又在广州西堤建立规模宏大、拥有八层高楼的大新公司(今南方大厦),生意兴隆,资本日益雄厚。

民国18年(1929),蔡昌以股份公司名义,积极向香港、澳洲、南洋等地的华侨筹集股金;至民国23年;(1934),共筹得600万港元,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街口购买8亩余地,建一座十层高楼的大新公司(今上海白货公司),颇雄伟壮观。

民国25年(1936)1月10日开张之日,南京路上人山人海,商场内更被挤得水泄不通,不得不于下午4时提前关门,进行整顿:从此,蔡昌及其经营的沪、穗、港大浙公司,驰名海内外,在全国百货行业中,具有重要地位。为避免互相依赖或扯皮,蔡昌将三地公司的会计分开,各计盈亏。自己则常'驻沪地,一年几次巡视粤沪港公司。

民国26年(1937)7月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广州西堤大新公司大厦屡遭日机轰炸并引起大火,破坏严重,公司的业务遂告停顿。民国26年(1937)8月, 上海抗战爆发,市民纷纷涌入租界躲避。日本出于外交原因,侵占上海后并未进占租界,故租界区形成畸形的繁荣。大浙公司地处租界中心,营业较战前更为兴旺,弥补了永粤行停业的损失。

民国34年(1945)8月,抗战胜利, 上海一度出现繁荣景象,大新公司营业兴旺,超过永安公司而跃居四大公司之首。但好景不长,到民国35年(1946)后,由于关国商品对华倾销及国民党为发动内战大肆搜刮, 上海百货业面临困境,大新公司的营业额也不断下降。这时,香港大新公司的营业却日见好转。于走,蔡昌将经营的重心由上海转移至香港。民国36年(1947),蔡昌携全家定居香港,沪行委托蔡惠民管理,制定“多销货,少进货”的方针,逐步将资金抽调到香港。民国37年(1948),沪行又遭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变相掠夺,元气大伤,内部空虚,更使蔡昌对沪行采取放弃态度。至1949年,蔡昌致力港行经营,又将几名资方代理人抽调香港,使沪行陷入既无资方又无资金的衰败局面,由职工组织“个业委员会”勉强维持商店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1950年2月,大新公司职工派代表专程赴香港向蔡昌宣传人民政府政策,希槊他回沪经营企业。蔡昌表示予以考虑,并先行电汇3万港元给上海大新公司。但随后因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笫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加之蔡昌年老多病,犹豫不决,终未能成行。上海大新公司在国营商业机构扶持下,继续营业,1953年l1月改为国营上海第一百货商店。

蔡昌发迹后,对社会公益事业与家乡建没也颇为关心,曾扫任香港数家医院董事长、保良局长;对上海、广州、香港三地的社会福利事业捐款颇多。

民国18年(1929)春,当国民政府第十九次国务会议确立中山县为模范县,并建立以唐绍仪为首的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时,蔡昌被推选为九委员之一。民国19年(1930)蔡昌出资在外沙村建造三层(后增为六层)高楼的新式的礼和小学,免费招收附近各村儿童入学,学生达三四百人,教师则在港穗二地聘请,至抗战爆发后才被迫停办。1953年夏,蔡昌在香港病逝,享年76岁。

蔡昌原配为上栅梁氏,育有子女各二,长子蔡乃诚,次子蔡威林,均留学英国,归国后协助蔡昌管理大新公司。其后人多居香港或国外。

唐宝锷

唐宝锷(1878―1953),族名宗鎏,字秀峰,又作秀丰,唐家村人,是中国近代首批官费留日学生之一。光绪四年(1878)4月出生于上海。父唐昭航,原在上海某洋行任职,后经营茶叶和地产生意。唐宅锷排行第四,幼在沪延师就读。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唐宗锷返乡中秀才。时值中日甲午之役,清廷惨败,朝野有识之士痛感必须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图强求存,遂有向日本派造留学生之议。清廷总理衙门乃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选派留日学生。唐宝锷回乡乡试后即匆匆返沪,应试入选。同年4月,被派往日本,同行者共13人,为清廷官费赴日的第一批留学生。

光绪二十五年(1899),21岁的唐宗锷被清廷任命为驻长崎领事馆代理副领事。光绪二十七年(1901),调清廷驻东京公使馆任职。因其日语极好,故每逢清廷官员访日,均由他出任翻泽。

唐宝锷因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曾与戢翼翠合著专门供中国人学习日语使用的《东语正规》一书,且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有师生之谊,故被嘉纳治五郎延聘兼任弘文学院(中国近代茗名人物黄兴、陈独秀、周树人等均曾在该校学习)讲师。

唐宝锷在公使馆任职期间,除公务与兼教职外,还在东京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国际法。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毕业后,升入由专门学校升格而成立的甲稻田大学,在政治经济部学习法律。光绪二十一年(1905)毕业时取得学士学位。这是中国最早在日本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牛。

唐宝锷从日本甲稻田大学毕业后,返回祖国。光绪三十一(1905)6月,参加清廷对留学生的笫一次殿试考核。唐宝锷勹金邦平等8人以优异成绩获一等进士,赏翰林院检讨衔。同年,清廷为实行“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唐宇锷以参赞衔随镇国公载泽赴日考察。

光绪三十二年(1966)至辛亥革命前,唐宗锷历任北洋司法官养成学校监督(校长),洋务局会办,民政部、法律馆和川粤汉铁路督办咨议官,陆军部首席参事等职。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时,唐宝锷参加南北议和,任北方总代表唐绍仪的参赞(机要秘书)。民国元年(1912)后,多任一些虚职,如国会众议院议员、大总统顾问、直隶都督府顾问、绥远将军署高等顾问、荣旗垦务督办署秘书长、归绥警务处处长等职。民国14年(1925)国会解散后,唐宗锷退出政界。

唐宝锷退出政界后,在天津、北京两地开办法律事务所,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职业律师生涯。共间,曾担任全国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会长,在法律界享有较高声望。他因精通日语,被认为是中日之间的法律问题专家,曾与日本法学士大木干一律师合办“中日法律联合事务所”。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所停办,其居住天津的屋宅被日商强占升设橡胶厂,唐宝锷因而忧郁成病,久治无效,于1953年病逝天津,终年75岁。

唐宝锷一生译著颇丰,大多是介绍日本法律方面的著作,译著有《日本警察法令提要》、《日本鈜律》、《日本刑法注释》、《宪法访问录》、《汉译铁道制度汇编》等20种之多,为民国初期的法制建设作出一定贡献。

唐耐修

唐耐修(1879―1949),名舜,字高潮,唐家村人。少年时由胞兄唐理修带到上海一粮行当帮工。十余年间,由杂役擢升为采购员、供销员,常往返于上海、芜湖、安庆之间收购粮食。由于生意上的往来,唐耐修结识在芜湖开设米行的粤籍南海人霍守华,两人年龄相仿,意气相投,情同手足,结成终身挚友。

19世纪80年代,在洋务运动的刺激下,民族工商业也蓬勃地发展起来。同邑徐润及其侄儿徐秉诗已在安徽池州开办煤矿,日出煤千余担,获利甚丰;而庸耐修所在的上海,更是广东商人云集之地。唐家乡族的唐廷枢、唐廷植、唐翘卿、唐瑞芝等都在上海有很大的经济实力。他们信息灵通,举凡创办某项企业均互相提携,踊跃参股。

唐耐修度忖如办企业,必可得族人乡亲之支持,于是与霍守华商议,合办企业。不久,他们结识了一位南海籍的矿师,得知安徽繁昌县桃冲山一带有很多土法开采的小煤窑。唐、霍即邀矿师结伴去繁昌考察。当他们获悉当地人胡尺君与汉冶萍公司职员洪受之于宣统三年(1911)在长龙山发现有大量露天矿石,且经化验证明“铁矿纯正,品位甚优”的消息时,便一起协商起草了一份《勘查报告》,由霍、唐带回上海筹集资金。由于他们的专业水平低,资料又不齐全,其唐氏族亲多无兴趣,只筹得少量资金,后几经努力,  邀90位股东,共筹得100万元。遂购地数万亩,于民国12年(1923)领得《皖督府第一兮勘矿执照》,成立了“裕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同年9月,经农商部批准,正式开采铁矿,兼营煤矿,由霍守华任董事长,庸耐修任总经理,总公司设在上海,矿山事务所设在繁昌,主管矿山日常事务。

建矿之初,由于资佥不足,且不熟悉矿山业务,仍用土法开采和运输,因此经营无甚起色。日本三井洋行趁机染指该矿,以雄厚的资金与先进技术,诱迫霍、唐与之合作,而霍、唐仍为大股东。至民国13年(1924), “裕繁”的露天铁矿开采达到高峰,年产量34万吨,约占个国产铁砂总量的三之一。至民国17年(1928),裕繁公司已颇具规模,矿山事务所下设运输、铁路、制机、采矿、会计、庶务6个课及矿警队、医院等,全公司人数为2700多人。然而,在中国商办、股份合营的幌子下,“裕繁”实际上已成为日本人的天下。日方人员把握了生产技术与经营部门。唐耐修与霍守华等为摆脱日方的操纵,通过逐步聘用英美籍的“洋矿师”与中国自己培养的年轻的大专毕业技术人员,代替日本人的工作。费时多年,才将日本人全部解雇。

30年代初,世界经济大萧条,裕繁也陷入困境。民国25年(1936)春,唐耐修以总经理身份,代表公司去美目寻找出路,无功而返。

民国26年(1937)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寇进攻上海,唐耐修与霍守华逃往香港避难。民国27年(1938)春,唐、霍重返上海,继续主持裕繁业务。6月,繁昌地区已被日军控制。日方借口裕繁欠下日款,强行收购裕繁全部设备及开采权,单方面拟定了《桃冲铁矿山处理要领》,强迫霍守华签字。接着,日本军部用“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义“聘清”霍、唐为高级职员。在日军的刺刀下,霍、唐只得屈服。遭此变故,唐耐修愤慨万分,曾在信上向亲朋表示:“应记取日本人不守信义的事实,以余为鉴,再千万不要轻信日本人的任何许诺……”

抗战胜利后,裕繁铁矿被判为敌产而予以没收。霍、唐在上海的私宅亦因战时被日本人强占而被判为敌产,后被陈诚、桂永清据为私有。唐耐修、霍守华极力请求代理行政院长王云五出面斡旋,亦未奏效,仅每人拨小煤窑一座作为补偿。民国38年(1949)春,唐耐修在上海兴国路私宅病逝,终年70岁。

唐有恒

 

唐有恒(1884一1958),字少山,唐家村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共兄赴香港做工,唐有恒随兄赴港,就读于皇仁书院英文科。光绪三十年(l904),获官费派往美国留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他以优异成绩先后获康奈尔大学农科学士、硕士、博上学位。光绪三十四年(1908),唐有恒毅然放弃美国联邦农业部技师的优厚待遇,于是年秋返国。

归国后,唐有恒被广东省当局指派筹办广东农林试验场,次年复筹办农林传习所(今华南农业大学)。清宣统二年(1910),清廷考核出洋留学生,唐有恒殿试获“农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因无心仕途,未就任,回粤任粤农业试验场、农村讲习所监督。

中华民国成立后,唐有恒调任农林部供职,曾赴湖南、安徽两省调查水灾及研究治水方案。后派任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兼农事试验场场长。8年间,成功研究了一批玉米早熟种、长绒棉花种、抗黑穗病小麦种等,并推广优良种子及增产技术,颇有成绩。民国12年(1923),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北京农业大学,唐有恒被被聘为教授、农艺系主任兼农场主任。民国17年(1928),安徽大学拟筹建农学院,聘唐有恒为代理筹各主任。

民国18年(1929)期间,唐绍仪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诚邀唐有恒共襄复兴故里,发展农业,造福桑梓。他欣然接受,于民国19年(1930)6月出任唐绍仪秘书c在任期间,经过深入的

考查观察,起草了一份《中山模范县农村建设计划纲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有恒从广西大学农学院返回广州,在第四战区粮食管理处任秘书,致力调运湖南大米供应广东军民。民国27年(1938)广州沦陷后,唐有恒举家撤退粤北。先是担任广东省赈济会查核处生产组组长,专责生产自救工作。后任广东省政府建设厅技正、广东省国民政府技术室技正。抗战胜利后,唐有恒返回广州任广州大学教授。

广州解放前夕,有亲友劝他赴台湾,甚至为他订好赴香港的船票,但唐有恒不为所动,并教导儿孙们:“吾辈应坚守岗位,迎接新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唐有恒被选为广州市东山区人民代表。他深深感谢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尊重。他不顾年迈体衰,积极响应广东省政协有关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于1956年冬受聘为广州市文史馆馆员,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发挥他长期从事农业科教事业的专长,愉快地承担起编写农业史的任务。

半个世纪以来,唐有恒致力于发展祖国的农业科教事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农业建设人才,为科教兴国作出了毕生贡献。1958年7月,病逝于广州,终年74岁。

 

 

 

 

 

苏兆征

苏兆征(1885―1929),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清光绪十一年(1885)11月11日,苏兆征出生于淇澳岛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苏赋,母亲钟偶,他在7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少时在家乡读了3年私塾,数学珠算特别好。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18岁的苏兆征随乡亲到香港英商怡和洋行的轮船充任杂役。时在船上认识孙中山,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反清斗争。民国6年(1917),苏兆征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开始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民国10年(1921)3月,在苏兆征与林伟民等人的组织发动下,香港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8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专事领导工人运动,全国工会由此有了新的发展。民国11年(1922)1月12日,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组织发动香港海员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海员大罢工,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全国罢工高潮的新起点。这次罢工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指导。经过56天的大罢工,终于迫使港英当局接受了海员提出的条件,从而取得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

民国14年(1925)春,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发动下,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苏兆征代表香港工人团体出席了这次会议。同年3月,苏兆征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苏兆征受党组织的委托,积极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这次大会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宣布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苏兆征被推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行,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于同年6月19日举行了省港大罢工。在省港大罢工的酝酿与发动过程中,苏兆征起了重要领导和组织作用。由于苏兆征在工人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广大罢工工人一致推举苏兆征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在这次规模大、时间长的罢工斗争中,苏兆征与邓中夏、李启汉等罢工领导人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民国15年(1926)1月间,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苏兆征当选为全国海员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接着,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也在广州成立,苏兆征又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民国15年(1926)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苏兆征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与李立三、刘少奇等共同主持大会。会议期间,到会代表一致选举苏兆征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他由此成为全国工人所拥戴的领袖。

民国15年(1926)10月,由于北伐战争取得胜利以及国内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省港大罢工自动结束。民国16年(1927)3月下旬,苏兆征离广州,北上武汉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他还接受党的派遣,与谭平山一起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分别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长和农政部长。在此期间,他与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人认真研究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并着手筹建劳工部。

民国16年(1927)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苏兆征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下旬,苏兆征主持了在武汉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会上,苏兆征继续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民国16年(1927)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南昌起义。起义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苏兆征与宋庆龄、周恩来等25人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8月7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苏兆征、瞿秋白、李维汉等2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出席会议,并参加了部分文件的起草工作。会议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管工委工作。

民国16年(1927)12月,广州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军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苏兆征被推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

民国17年(1928)2月4日至6日,苏兆征在上海秘密主持召开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笫二次会议。他与来自美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工会代表一起,共同交流工人运动的发展与经验。接着,2月8日至12日,苏兆征在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次扩大会议。

是月,苏兆征离开上海赴苏联,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召集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同年3月,第四次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在苏联召开,苏兆征以团长的身份率领中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苏兆征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苏兆征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农村工会国际代表大会,被选为农村工会国际执委会副委员长,从而成为国际职工运动中享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

同年6月18日至7月l1日,苏兆征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笫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最后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苏兆征当选为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分工担任中央工委书记职务。

7月17日,苏兆征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及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大会最后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会。苏兆征、瞿秋白、向忠发3人代表中共代表团当选为新的执委会委员,周恩来等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艰苦严酷的斗争环境,长期紧张忘我的工作,终使苏兆征积劳成疾,还患上了阑尾炎。医生建议他在苏联先休养一段时间,待身体康复再施手术。但苏兆征时时惦念着袒国的革命事业,他身体尚未康复,便不顾医生和战友的劝阻,毅然抱病回国。

民国18年(1929)2月上旬,苏兆征回到上海,继续投人紧张的革命工作。他在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报告,同时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在会议中贯彻。

会议结束不久,他的病请日趋严重。于同年2月25日下午6时20分病逝,终年44岁。临终前,他用微弱的声音时断时续地说:“大家同心协力,一致合作,达到革命的最后成功!”

 

 

 

 

唐仲谦

唐仲谦(1885―1972),又名华宇,鸡山村人。他9岁起在乡村私塾读书5年,14岁入读香港育才书院,两年半后因生活所迫辍学,不久到上海郴松船厂当学徒。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到汉口广运昌机厂任绘图员。一年后到安源萍乡路矿机厂当工人。清宣统元年(1909)3月,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当钳工,不久就调到描图房任绘图司事:民国8年(1919),升任绘图员。

唐仲谦入厂后潜心钻研技术理论,刻苦学习技术知识,加上有实践经验,进步很快。其绘图准确清晰,极少误差,成为同行的佼佼者。唐仲谦在已经掌握了大量机、客、货车的技术知识的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英文、数学、机械等科目知识。民国17年(1928)5月,唐仲谦调到由英国人筹划刚建成的北宁铁路皇姑屯工厂。同年9月,回到唐山工作。

民国22年(1933),唐仲谦升任设计系副主任、主任。民国27年(1938)日本侵略者接管工厂后,唐仲谦改职为技术员。民国34-37年(1945―1948),唐仲谦担任副场长、技术系主任等。虽经多年的工作实践,但他的技术才华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民国37年(1948)12月12日,唐山解放。在1949年初,工厂任命唐仲谦为副工程师兼技术系主任。唐仲谦用很短的时间完成设计一台电动机的任务,这台电动机完成3吨桥式起重机的三种动作――大车运行、小车运行、起重卷扬的传动机械,解决了生产难题。

1951年5月,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邀请唐仲谦到北京,请他设计一辆轨道检查车,还勉励他“把聪明才智发挥出来,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设计工作开始后,唐仲谦把自己所掌握的机车、车辆、机械等方面的技术知识与工作实践结合起来,经过200多天的艰苦劳动,于1952年底完成了全部工程设计。在中长路轨道检查车三项数据测量的基础上,还创造性地增加了自动保护检测轮装置、安全信号装置、行车速度自动记录等,作了七项重大改进,行车速度提高到每小时90公里。

设计轨道检查车工作完成后,唐仲谦又全身心投入到制造和各种试验的指导工作。1953年5月29日,铁道部专门发出文件,为唐仲谦记大功一次,授予“全国铁路优秀工作者”金质奖章,还为其颁发发明创造奖。

1954年,唐仲谦根据中国的气候、列车速度的特点,设计出客车单车热水采暖用的“转水炉”。是年,唐仲谦被河北省评为劳动模范。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主席专用列年需增加一辆具备机械功能的“行李车”。铁道部把该项设计生产任务交给唐仲谦所在的工厂。后唐仲谦果然不负众望,在他的主持下,于1958年研制成功, 再次填补了车辆史上的一项空白。1961年,他研制成功XL型“万能行李车”等,从而开拓了中国自制航天、国防专用车的新项目。1964年,获铁道部颁授发明创造奖。1953年至1965年,他10次被评为劳动模范。

1965年11月8日,工厂的总工程师刘维年等两人赴京参加国务院委托国家经委召开的“全国机械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 (唐仲谦因病未能出席),会上刘维年作了“三结合”设计援越机车的经验汇报,详细介绍了唐仲谦的事迹。周恩来总理在接见部分与会代表时,对该厂搞“三结合”设计和运用到现场听取意见的做法表示赞许,大会秘书处还特意给老工程师唐仲谦发去了慰问电。

“文化大革命”开始,唐仲谦被诬为“反动技术权威”,黯然退休。1972年12月3日,唐仲谦病逝,终年87岁。他的生平事迹已载入由中国铁道出版祉1999年出版的《唐山机车车辆厂志》。

裕容龄

裕容龄(1882―1973),别名寿山郡主,满洲正白旗汉军旗人,唐家村人唐宝潮妻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女演员。清光绪八年(1882)5月26日生于天津,父裕庚,曾先后任清廷驻日本及法国公使。

裕容龄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随父赴日本时,延师教习英文、日文,同时从日本宫内省大礼官学外交礼节、音乐、古典舞和插花。光绪二十五年(1899)又随父赴法国,入巴黎女子圣心学校读书,并继续学习音乐舞蹈。曾师从依沙多拉・邓肯学白由派舞蹈。不久入巴黎音乐舞蹈学校学邑蕾舞。光绪二十八年(1902)随巴黎舞剧院登台演出《玫瑰与蝴蝶》。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随父回国。次年春,慈禧太后召她母女三人入宫,任御前女宫。曾为慈禧、光绪演过西班牙舞、希腊舞、如意舞等。光绪二十三年(1907)请假出宫,随父赴上海治病。次年父病故,同年慈禧亦殁,即未再入宫。民国元年(1912) 与唐宝潮结婚。民国5年(1916)起任北京总统府女礼宫,直至民国17年(1928)政府南迁卸职。此后曾开设女子服装研究社,从事时装设计。民国24年(1935)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交际员。七七事变后以教舞蹈为业,无奈日伪时期求学者日少,未能持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为外国驻华使馆人员讲授华语、英语、法语。1955年1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73年1月16日病故,享年91岁。

裕容龄著有《清宫琐记》、英文版《香妃传》。

 

 

 

 

唐悦良

唐悦良(1888-1956),唐家村人。生于上海,幼年丧父,由叔叔唐瑞祺抚养成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清宣统元年(1909)赴美国留学,人耶鲁大学肄业,获学上学位。旋人普林斯登研究院攻读,后获得哈佛大学硕上学位。

民国4年(1915)归国后,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民国6年(1917)与李淑成(字仲英)结婚,育有四另二女。民国8年(1919)在北京政府外交部供职,继任驻古巴公使馆三等秘书。民国10年(1921)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编纂,研究远东问题专员。归国后,历任农商部秘书、内务部秘书等职。民国14年(1925),奉派任西北督办公署外交署长。

北伐战争开展后,唐悦良顺应时势,于民国16年(1927)投身于西北军冯玉祥部,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兼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河南交涉员等职。民国17年(1928)4月,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时日军于同年5月3日制造济南事件,残杀我军民万余人,酿成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外交部长黄郛辞职,庸悦良任代理外交部长,处理“济南惨案”善后问题。至同年11月,复回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悦良办理外交,悉合权宜,闻名国际。“九・一八”事变后,曾代表南京政府为广州外交特派员。其间,与孙科、汪精卫等乘中山舰回乡,探望卢慕贞和唐绍仪。

民国21年(1932),唐悦良厌恶宫场,退出政界,回北京定居,先后在燕京、辅仁、北京师范、清华、北京等大学执教。所教的课程涉及西洋文学、英文及外交等方面。但民国25年(1936)仍被委任为行政院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委员及外交部顾问。

民国26年(1937)“七・七”事变后,唐悦良应邀参加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及名流商讨抗日国是会议。华北沦陷时,唐悦良滞留天津,时华北敌伪高官工揖唐劝唐悦良出任敌伪职务,被拒绝。民国28年(1939),唐悦良回北京担任中国大学外文系主任,兼任辅仁大学外文系主任和任北京华北学院外文系主任。民国34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北京市政府外事处处长,办理各国驻北京外交使节事务,并任北京行辕主任和李宗仁的英文翻译。

1949年,唐悦良接受周恩来总理聘任,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并为中国外交系统的建立出谋划策。1956年,唐悦良因慢性肺结核病逝世于北京,享年68岁。

 

 

 

 

梁国英

梁国英(生卒年不详),字大昭,唐家村人。清光绪附贡生,授花翎二品衔,直隶试用道,又于清宣统三年一月(1911年2月),被委任驻檀香山领事馆总领事。时檀香山同盟会卓命派与立宪派斗争十分激烈。不久,梁国英因筹建明伦学校问题被清政府调职他处,成为檀岛内两派斗争的牺牲者。

民国14年(1925),香山县上恭常都农团(后改为六区农团)成立。梁国英受农民运动影响,加入中山县第六区农团唐家分团,被选为唐家分团团总。成员有梁欧昭、梁波先、唐有镭等40多人。民国16年(1927)上半年,中山基第六区农民协会宣告成立。一天晚上,六区农团几十个农团队员接到区农会命令,紧急集合。由佘满、苏兆良等带队,携带数支枪和大刀长矛等武器直奔唐家,与梁国英等人会合,连夜袭击唐家地主武装唐辉槎民团总部。唐家民团借助熟悉地形的优势,从外围包围前来偷袭的农团,双方不时驳火,一直僵持了数天,后由唐绍仪出面调解,冲突方平息下来。

民国18年(1929)正月初三日夜,中山县国民党六区分部负责人梁德仪带真与唐家民团唐辉槎等成员一起,包围了“学海精舍”梁国英家,搜捕唐家农协会员,幸梁国英机智逃脱,经澳门逃往美国。梁欧昭、梁波先等农协会会员被捕后惨遭杀害。唐有镭、林铎等数人逃往东南亚。梁国英先逃往美国,后回澳门定居,直至30年代去世。

 

 

 

 

卓仁机

卓仁机(1890-1972),字西斋,官塘村人。出生于小商人家庭,幼在乡念私塾,以后随家人到上海,入英文夜校读书,后当高林洋行工役。

清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卓仁机赴武汉投身革命军,由于英勇善战,到九江任赣军敢死队副队长。民国2年(1913)7月,原江西都督、同盟会员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卓仁机参加讨袁义军,任机关炮大队长。8月,讨袁军失败后,卓仁机离赣,赴英国学习无线电技术,后入伯明翰飞机学校学习飞行。

民国4年(1915)12月,李烈钧、蔡锷等在昆明与云南都督唐继尧联合起兵讨袁,成立护国军。卓仁机闻讯即赶到云南,参加护国军。民国9年(1920),随李烈钧由黔经湘人粤,拥护孙中山讨伐占据广东的桂系军阀。民国11年(1922),追随孙中山取道江西北伐,任支队长。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入赣之北伐军回师讨陈,失利后退如福建。卓仁机所在的部队因守卫乐昌九峰山,撤退不及,被陈炯明改编为粤军第一师第二团,卓仁机任团长。

民国11年(1922)12月,卓仁机奉命率第二团赴梧州配合陈济棠的第四团阻击拥戴孙中山的滇、桂、粤西路联军。卓仁机与营长张发奎等商议,联同陈济棠团倒陈(炯明)起义,投效孙中山。接着,与孙中山的西路联军会合,长驱直下,打到三水。原粤军第一师第二、四团扩充为两个旅,卓仁机任一旅旅长,陈济棠任二旅旅长。

陈炯明退出广州后,仍在惠州一带负隅顽抗。民国12年(1923)8月,许崇智部在博罗遭陈炯明部围攻,危在旦夕。孙中山欲调滇军与李福林部前去解救,然均延宕不前,乃急调驻在台城的卓仁机旅。卓受命后,星夜率部兼租赶赴石龙谒见孙中山。孙中山令卓仁机速去苏村,听候蒋介石调遣。蒋介石时任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见卓仁机率部及时赶到,大喜过望。卓即率部急行军于下午进入博罗城西笔架山,构筑阵地,准各迎击。陈炯明部见援军已至,乃仓皇退去,博罗之危遂解。博罗解围后,卓仁机旅改编为粤军第十二旅,归军长梁鸿楷直辖。不久,粤军整编,卓仁机解除军职,被任为台山县县长。卸任后先后在上海、广州做古董生意。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曲江任广东省驿运处副处长。

卓仁机平生擅唱平曲,精研平剧六载。抗战胜利后,他淡泊名利,泥涂轩冕,转而精研艺术,成为丝竹好手。民国37年(1948)4月,卓仁机与乡人唐官赞(二胡手)在石岐西山举行平曲演奏会,一时轰动铁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卓仁机被聘为广东省文史馆馆员,以善于鉴别古陶瓷见称,经常受省、市博物馆及广州海关聘请,参与鉴定古陶瓷工作。1972年病逝,享年82岁。

卓国华

中国华(1890—1980),女,官塘村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3月出身望族,幼在家诵读诗书。其兄卓振声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卓国华受其影响,15岁时即只身偷跑到香港,入实践女校习英、日文,寄居于徐宗汉家。清宣统元年(1909),由其胞兄卓振声介绍,卓国华与其妹卓国兴一起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

清宣统二年(1910)10月,孙中山为筹备广州起义,在南洋庇能召开秘密会议,会后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为部长,分八课统筹起义诸事;并于广州城内外遍设机关,以作为办事、联络、藏械及革命党人居留之处。其时因租屋必须有眷属相随,以便掩人耳目,于是动员女同志伪饰眷属,卓国华与徐宗汉等女同志均积极参与。

清宣统三年(19l1)4月下旬,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在即,由于清政府搜查严密,无法将军火运进城里。当时,守城的清兵,除了死人的棺材和新娘的花轿不检查外,其余都很难逃过严密的搜查。革命党人决定由女同志乔扮新娘,用花轿将军火运进城去。当黄兴将此项决定向女同志征求意见时,21岁的卓国华毅然率先承担这个重要而危险的任务。她抱着“舍一命而救群生”的革命精神,穿着大红花衣扮成“新娘”,坐上装满军火的花轿,把手枪和手榴惮藏在宽大的袖子里,准备在万一事机败露时即从容就义。花轿在男同志刘梅卿等人护送下,吹吹打打,扬长而入,直抵城内黄兴的指挥所。任务完成后,革命党同志送她一个“革命新娘”雅号,一时传为美谈。

两年后,卓国华经黄兴、徐宗汉夫妇介绍,与革命志士刘梅卿结婚。刘梅卿为革命之猛将,孙中山嘉其智勇,委为“自由团长”,付以自由发展兵力之权。然刘梅卿的坚贞、勇猛及孙中山对其的信赖,却招致久存叛志的陈炯明的嫉恨。民国10年(1921)春夏之际,刘梅卿被陈部诱杀于阳江。当时卓国华正怀孕,闻噩耗哀恸流产。不久,年仅3岁的幼女亦告夭殇。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卓国华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之后,她退出政坛隐居,后赴香港。

1961年,卓国华与胞妹卓国兴全家去台湾。1967年,她将保存了50余年的“革命新娘”服饰,捐赠给台北历史博物馆。

1980年6月25日,卓国华因心脏病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终年90岁。

卓振雄

卓振雄(1892―1963),乳名乃大,字朵业,号松斋,官塘村人。幼年受良好围学熏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赴澳门念中学,受西方文化与革命思潮影响。清宣统二年(1910),得同邑、中国甲早期留美农学家唐有恒的引荐,人读广东农林教员传习所(今华南农业大学),为该所首期学员。共间,广州先后爆发新军起义与黄花岗起义。辛亥武昌起义成功,组织北伐,卓振雄曾与沈鹏飞等联络新军,发起组织“广东北伐学生军”,后因南北议和,清帝逊位,乃止。

民国元年(1912),卓振雄于农校毕业后,被广东省国民政府选送入读北京农政专门学校,民国4年(1915)毕业,成为中国自行培养的笫一代具有广泛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专业人员。毕业后先后在农商部气象所、农林传习所、棉业试验场、农林司、芦渠水利委员会、铁道部等单位任技士、课长、场长、委员等职。民国12年(1923),率先在国内主持引植外国优质绒棉种,为华北地区发展现代植棉事业打下基础。民国23年(1934),受委托对湖北金水一带数十万亩被淹之荒原沼泽进行调查规划,创建“国营金水流域农场”(为中国最早开办的大型国营农场之一),任技正兼副场长。

抗日战争期间,申振雄回广东任赈济会主任秘书兼生产组组长和侨资垦植委员会委员。先后抢救敌占区难童逾万人,辗转粤北、粤东山区,开办儿童教养院7所、中学1所;创办技工养成所、工艺院、农艺院等培训机构;还在曲江马坝等地建农场4处,开办妇女生产团,建立工厂,借以安置难民生产自救。

抗战胜利后,卓振雄任国民政府产业处理局农林专员及全国救灾会参事等职。民国35年(1946),撰写了《熬顿广东沙田计划》,还筹办“广州农业机械公司”,任董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卓振雄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为发展广东经济献策出力。晚年编著《相国的南鼯――南沙群岛》一书,首次次对南沙群岛有关主权归属的历史沿革、地理、地质、气象、水文等自然条件以及动植物、矿产资源等方面作全面详尽的论述。其书稿虽未付梓,却为南海舰队、南海海洋研究所等部门广为引用。

卓振雄平生谙诗词、工书法,篆、草、行草均有较深造诣。1963年1月,病逝于广州,终年71岁。

 

 

 

 

梁定慧

梁定慧(1892―1983),原名国体,又称五姑,唐家村人,是中国近代最早参加同盟会的少数女会员之一。父梁泽蓬,母陈氏。其父早年旅美经商,将两女梁绮川、梁绮德送往香港读书。梁定慧排行第五,因年小,故送往澳门就读“子褒学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梁定慧的三姐梁绮川在香港加入了同盟会,常来澳闸探望她,向她灌输革命思想,促成她走上了草命道路。

光绪三十二年(1906),梁绮川在香港创办“实践女校”,自任校长。梁定慧遵姐之嘱,偕外甥女卓国兴(官塘村人)同往香港实践女校就读,结识了徐慕兰、赵连城、宋铭黄、庄汉翘等同学和工作人员。以后,她们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清宣统元年(1909),17岁的梁定慧由父母做主,嫁给本乡鸡拍村华侨商人唐万禄长子唐铁魂(贻尧)为妻。婚后不久,梁定慧往香港探望绮川。认识高剑父、朱述堂(同盟会广东主盟人),后经他们介绍参加了同盟会。唐铁魂从家乡赴港探望妻子,在她的动员下,也加入了同盟会。清宣编者二年(1910)初,同盟会在广州组织新军起义,梁定慧被派往广州河南的守真阁缝纫学校任教,暗中负责看守军队仓库并从事运送军火工作。

宣统三年(1911)10月,武昌起义成功,粤港革命党人密谋光复广东。陈炯明、邓铿发动惠州起义。梁定慧与唐铁魂、宋铭黄等被派往惠州,负责运送军火,制造党旗、袖章及宣传工作。11月12日随军进攻潮州城。清知府陈兆棠佯作反正,与民军谈判,数日后发动兵变,杀害了唐铁魂等多人。梁定慧痛不欲生,运夫灵柩回家乡安葬。船至伶仃洋,她突然投海殉夫,经众人奋力救回,回乡后梁定慧在公婆面前长跪不起。葬事完毕后,梁定慧仍郁郁寡欢,时萌短见。经夫家长辈等劝慰,梁定慧由四姐梁绮德陪同赴广州,重投革命工作。

广东全省复兴后,梁定慧参加广东都督胡汉民组织的“广东北伐军”,被选为20名女子敢死队队员之一。敢死队随北伐军开赴前线,一直打到徐州,沿途群众称赞她们为“木兰军”。

后来经四姐梁绮德介绍,梁定慧与邹鲁结婚。邹鲁系同盟会元老,在辛亥革命及帮助孙中山组建和改组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等活动中,均作出积极的贡献并担任要职,直至国民党中常委,其中以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和主编国民党党史而知名。梁定慧婚后致力社会福利事业,参加赞助孤儿院、筹款赈灾等活动。她与邹鲁生一女,取名邹杏。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定慧与中山大学部分抗日学生,以及早年革命的同盟会姐妹和亲属组成“中大抗日战地服务团”,奔赴港澳各地,为抗日筹款,并积极参与宋庆龄、何香凝等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为澳门抗日报刊《抗日晨钟》题词。她将筹集到的大量资金、食品和医疔器械,通过廖承志转运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梁定慧对家乡的抗日活动也十分关注,曾向中山县的抗日自卫队赠送一批压缩饼干和衣物。

民国27年(1938)春,梁定慧率领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部分成员,奔赴抗日前线武汉,拜会了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人(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纪念馆还保存着当年会见时的珍贵照片)。

民国29年(1940),梁定慧在国民党海外部长陈树人的支持下,亲赴法属越南、英属新加坡等地,向华侨开展抗日筹款活动。民国33年(1944)韶关沦陷,梁定慧赴粤西、杜东南各地,坚持为抗日后方服务直至胜利。

抗战胜利后,梁定慧到广州定居。解放前夕,邹鲁赴台,欲与梁定慧同行。她以“你先走,我后至”作敷衍。邹鲁到台后又多次函催,梁定慧乃携庶子邹器、邹皿赴香港居住,直至1954年邹鲁去世时才到台湾奔丧。后梁定慧赴关随女儿邹杏生活6年,70年代返台湾定居。

1979年,梁定慧女儿邹杏遵母命,|回大陆参加了“广交会”后,专程赴北京,拜会廖承志副委员长。

同年10月28日,叶剑英委员长接见了邹杏,欢迎她回祖国做生意,说:“希望下一次能陪你妈妈同来。”  邹杏将叶、廖的话转告母亲。梁定慧喜不自胜,惜天年不永,1983年1月17日,梁定慧在台湾病逝,享年91岁。

古鼎华

古鼎华(1894—1985),那洲村人。民国15年(1926)毕业于保定国民革命军陆军军官学校骑兵科第八期。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笫一集团军何应钦部任连长,后任粤军团团长驻军中山县县城石岐。北伐战争时期,他带领部队征战,英勇杀敌,战绩彪炳,晋升为旅长。民国20年(1931),任财政部税警总团二团长。民国28年(1939),调到广东省第一区(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东莞、台山、开平、恩平等)任行政警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年12月6日任暂编第二军副军长。民国29年(1940)12月5日擢升少将。民国31年5月30日任第九战区暂编第二军中将军长。民国32年(1943)任粤桂边区副总指挥、总指挥。期间,古鼎华动员粤桂边区各地人民组织抗日力量,支援抗战。民国33年(1944)9月授陆军中将衔。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高级参谋。民国38年;(1949)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台湾,后定居香港。1985年病逝,享年91岁。

唐启康

唐启康(1896―1970),字宁兴,义名荣棣、寿山,唐家村人。父唐建芳是海员,母黄氏(东岸村人),幼年在家乡读私塾,11岁转读上海广肇公学堂及升读南洋中学、路矿学堂。民国5年(1916)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士木工程系,成绩优秀。

民国8年(1919)大学毕业后,唐启康到福州闽江工程局任水文课课长,民国15年(1926)冬改任工务课课长,为工程师,而总工程师是他的老师美国人韦斯特。民国16年(1927),国民革命军胜利进人福建,外国专家回国,唐启康接任总工程师。

唐启康在闽江工程局工作了18年。闽江是福建省最大的一条河流,福州位于闽江入海处,唐启康疏潜河道,修筑堤坝,使闽江未发生过水患。其间,他主持修建福州市闽江大桥,首次连接闽江南北两岸,便利了交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抗战爆发不久,唐启康奉命用石料沉船堵寨闽江口,以阻止日军从水路进攻福州。时省会迁闽北永安,唐启康以福建省政府技术委员身份调往永安工程处任主任,负责市政建设。随着战事恶化,妻子带着4个儿女先迁往香港避难,继唐启康也赴港,滞港两年后,唐经旧同事介绍,到广东省建设厅任技士。

民国31年(1942)初至民国33年(1944)冬,唐启康先后在潮汕地区修建韩江堤防和在三水芦苞修建水闸,因战事影响,工程陷于停顿。抗战胜利前夕,唐启康被解聘,全家迁沪。他一直赋闲家中,于1970年病逝,享年74岁。

唐启康的4个儿女均学有所成,长子唐澄波任职广州航运局船长、讲师。二子唐松波任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副教授,译著甚丰,合泽有《西游记》、 《老残游记》等著作。女儿唐佩华是中科院研究员,曾获得科技成果奖。小儿唐镜波是著名药物安全性专家,享受正军级将军待遇。

卢施福

卢施福(1898―1983),又名卢克希(DR . K .CLUSIEVG),上栅村人。幼年家贫,民国元年(1912)北上天津寄居于叔父家就读小学。民国3年(1914)考入天津英文商业专科学校,民国5年(1916)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毕业后于民国13年(1924)随德籍教授柏礼和布美进修医务。民国17年(1928)起,在上海开业行医。

行医之余,卢施福对摄影产生浓厚兴趣,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摄影创作活动。民国20年(1931),他在上海和陈传霖等人发起成立“黑白影社”,并被推选为主席。同年加人美国摄影学会。卢施福工作勤勉,作品众多,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摄影界占有重要地位。其摄影艺术代表作品有《顽皮小孩》、 《SPEAKING》 (说话)、《SMOKING》(抽烟)等,先后参加巴黎、伦敦、波茨坦、香港、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及匈牙利、瑞士、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的国际摄影展览,获得好评。其中《SMOIKING》为芝加哥工艺博物馆留作永久展品。在历届国际影展中获国际摄影沙龙奖牌、奖状十余件。他的作品广受国内外摄影界的重视。民国24年(1935)《美国摄影年鉴》在世界摄影界名人录中载有他的名人小传。民国34年(1945) 上海出版的《美术家年鉴》中也刊载了他的传略和照片。

在从事摄影创作活动的同时,他也十分重视摄影理论的研究,曾在刊物上发表过许多学术性、技术性的理论文章。其间,他还兼任田汉南社义务医师多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施福重操医务旧业。1956年任安徽省干部疗养院内科主任。同年在合肥加入农工民主党和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翌年加人中国摄影学会。

1958年,卢施福担任《安徽画报》社摄影顾问,从事专业摄影活动。其后,卢施福历任中国摄影学会安徽省分会筹备小组副组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及安徽省分会理事、合肥市人大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1962年在合肥举办个人摄影艺术作品展览,并在淮南巾、滁县等地区巡回展出。1957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他的作品参加了各属全国影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卢施福以耄耋之年,继续从事摄影创作。1980年,其作品《东海皓月》、《云绕天都峰》参加在北京举办的《黄山摄影艺术展览》。晚年抱病编辑的《卢施福黄山影集》,于1980年出版。他后期的代表作有《东海皓月》、《探云古松》、《百步云梯》、《梦笔生花》、《云深不知处》、《晨》、《宝剑峰》等。

卢施福一生从事摄影创作达60余年,成就卓著。他尤其酷爱黄山的雄伟奇秀,30余年间曾数十次攀登黄山,仔细观察,创作了大量作品,成为国内外著名的“黄山派”摄影艺术大师。

1983年11月,卢施福因患脑血栓逝世,终年85岁。

赵丽莲

赵丽莲(1899―1989),庸家村人唐荣祚之妻,著名女教育家,香山县八区(今珠海市斗门区)人。父赵仕北曾任民国参议院议长,大理院院长, 上海、广州最高法院院长等职。被孙中山赠书:“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其母白薇熙(Mariebok),为德裔美籍,美国康乃尔人学医学博士,终生行医济世。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12月9日,赵丽莲出生于美国纽约洛克威尔中心。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孙中山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均抱吻过她。

光绪三十四年(1908),赵仕北从事革命由美返华,不久,赵丽莲也随母亲回到上海,入读一所美国学校,并在培华女校补习中文。其间,她曾三度到其舅父伯恩斯坦担任院长的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音乐,获得音乐硕士。

民国9年(1920),奉父命在北京与唐荣祚结婚。唐荣祚足唐绍仪之侄,留学于美国伊利诺州大学,1915年毕业,获土木工程学士。归国后曾任北京市政公所卫生工程师,时在清华学校任教。

民国8年(1919)秋,赵丽莲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历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女子大学、北京大学、燕京・中国大学、华北大学等院校的教授。民国16年;(1927),赵丽莲参与刘天华、蔡元培、萧友梅、刘半农等发起成立的“国乐改进社”。

赵丽莲不仅走当时的著名音乐家,而且在英语、文学、绘画、戏剧等方面,均有很高的修养。从民国25年(1936)起,赵丽莲在各大学任教英文,逐步开辟了她一生中光辉灿烂的英语教学新时代。

抗战胜利后,她租了一套四合院,开办了一间有300学生的英文补习学校,并向北平广播电台提出,免费从事义务英语广播教学,其建议为电台采纳。于民国29年(1940)春起,北平广播电台每天在690千赫、770千赫播英语教学。赵丽莲还编著了《实用英语会语新编》上卷及英汉语对照《日用会语》等教科书,由自办之“丽莲英文丛刊社”刊行。

民国37年(1948)10月,赵丽莲应台湾大学任教的许寿裳之邀,赴台湾师范学校任教。次年,转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直至1966年退休。

赴台后,赵丽莲一直坚持英语广播教学工作。民国38年(1949)5月,台北“中国广播公司”邀请赵丽莲讲授“怎样学习英语”,播出后反应很好,即请她主持“空中英语教室”节目。她还创办了一份《英语文摘》作为教材。1950年,台北成立教育电台,赵丽莲在电台开辟“赵丽莲英语时间”教授英语;又在“中华电视台”中开辟“鹅妈妈教室”节目,她把白己打扮成“鹅妈妈”的样子,教授少年儿童学习英语, 一直坚持了40年,从此, “鹅妈妈”就成了众所皆知的赵丽莲绰号。因她是中国广播电视英语教学的创始人,并对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

赵丽莲认为“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主张“有教无类”,为中华民族培养优秀人才。在她教授的学生上干百万,学生年龄的跨度达三四代,桃李满天下。

1984年,赵丽莲以85岁高龄,告别了广播电视英语教学。1989年6月2日,赵丽莲病逝于台湾荣民总医院,享年90岁。台湾政要李登辉为其写了“弘道流徽”挽额。宋美龄也送了花圈,追悼并尊崇这位一生献给杏坛的老教育家。

谭真(1899-1976),那洲村人。民国6年(1917)夏在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上木系毕业后,赴美国深造,人读麻省理工学院土木系水利卫生工程专业。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其间,曾利用假期进行社会实践,任斐史桑三氏工程公司绘图员与费礼门工程师助理员。民国8年(1919)毕业,获硕士学位。

同年秋,潭真回国服务,历任天津运河工程局副工程师、天津允元实业公司经理兼工程师、天津整理海河委员会工程师、天津华荣工程公司总工程师、大津海河工程局及塘沽新港工程局顾问。民国12年(1928)起,先后任天津北洋大学教授兼秘书长、河北工学院兼职教授、交大唐山工程学院水利工程系教授、天津工商大学兼任教授等职。他还创办过五金制造工厂、天津轮船公司,白自设工程师事务所。

抗战胜利后,潭真担任天津塘沽新港工程局总工程师,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任此职,为华北最大的港口――塘沽新港的建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谭真的专业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1953年,他担任交通部天津筑港工程局副局长、总工程师,1957年改任交通部航务工程局总工程师。以其精湛的业务水平与领导才能,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1959年9月,晋升交通部副部长。

谭真还是中国水利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建筑⊥程学会副理事长,在中国科技界有较大的影响。他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建国初为天津市政协委员,1954年当选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先后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6年5月,谭真在北京病逝,终年77岁。

唐榴(1899―1979),字念慈,族名宗辰,唐家村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唐绍仪的长子,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学美国,习外交。历任中国驻美国使馆随员、驻英国使馆秘书、国民政府司法部秘书、外交部秘书。

民国15年(1926)12月,唐榴被派任驻南洋荷属巴东领事。民国16年(1927)10月,改任驻荷属泗水领事。同年12月,任驻日本长崎领事。民国17年(1928)9月,任驻英属新加坡总领事。民国19年(1930)10月,调回国民政府外交部,任驻沪办事处处长。民国21年(1932)任外交部专员,旋返粤供职于两广外交特派员公署,办理澳门出入口签证事务。民国22年(1933)9月,调驻印度加尔各答代理总领事,民国24年(1935)1月归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于民国27年(1938)9月30日在上海遇刺身亡。唐榴在沪料理其父后事毕,旋返广东家乡。其间,一度出任驻澳门专员。广州沦陷后,唐榴携眷辗转重庆。民国36年(1945)抗战胜利后南返广东,协助恢复岐澳交通,致力恢复农业生产以改善民生。民国36年(1947)1月,奉派任驻美国檀香山总领事。

唐榴毕生从事外交工作,学识丰富,性格沉默寡言,头脑冷静,外交手腕亦如其父唐绍仪之灵活。1979年7月31日在美国逝世,终年80岁。

卢维溥

卢维溥(生卒年不详),外沙村人,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堂侄。民国10年(1921)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科,在美国“葛蒂斯”飞机厂(CURTISS)研究飞机螺旋桨。其时,卢维溥为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号召,于翌年回国,在广州飞机修理厂担任工程师。

民国12年(1923)3月,孙中山命杨仙逸(时任广州航空局局长和飞机修理厂厂长)在广州大沙头建立飞机制造厂,自制飞机,杨仙逸雇用了两位美国工程师作技术指导,并运回4架詹尼式飞机及一批备用配件和器材,卢维溥和他们一起,以詹尼飞机为蓝图,进行研究制定飞机图纸。于同年7月制造出詹尼式陆上双翼飞机,该机性能良好,可挂50磅炸弹,后座安装了手提机关枪,成为中国第一架自行制造的革命军使用飞机。 电机有两个座位,在举行飞机命名仪式时,虽观者甚众,却无人敢登机尝试,随同孙中山出席仪式的宋庆龄,毅然登上飞机,由黄光锐驾驶,结果试飞成功。孙中山大喜,乃以夫人的英文名字“Rosmonode”(洛士文)一号来命名该机,并立即挥毫书写了“志在冲天”四字,以资鼓励参加研制的工作人员。以后中国生产出来的同类飞机都称洛士文式飞机。

民国14年(1925),卢维溥在广州河南开办的“白蚬维修船厂”工作。次年继杨官宇之后任飞机修理厂厂长。当时,广东航空学校校长周宝衡和梅龙安合谋排挤卢维溥,欲由梅龙安代之。于是周宝衡造谣生事,说卢维溥所造的电机不够坚实,有危险性,指使刘植炎、丁纪徐等飞行员不要替卢试飞。卢维溥则在试飞会上保证这架飞机经试验过足够坚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飞行,但飞行员不理睬。后来航空处处长张惠长命丁纪徐试飞。本来飞机是有足够的速度,可以飞升的,但丁纪徐却偏偏不上升,还调慢了发动机,使飞机缓慢下来,返回机坪。卢维溥见之甚怒,一气之下,自行驾机,沿机场滑行乱转,结果碰到障碍物,把机撞毁。卢维溥也一走了之,回到他的“白蚬壳维修船厂”。由梅龙安继任飞机修理厂厂长。

民国23年(1934)4月1日,杭州成立航空工程学会,卢维溥被吸收为会员。

卢致德

卢致德(1901―1979),上栅村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6月16日生,幼年随父母宦游华北、东北各地。少年时寄居于天津姑夫梁家,入读新学书院。卢致德的姑夫是中国近代早期留洋学生,对西方的医学科学十分重视,卢致德的几位表兄均习医,且已成为著名的医生。在他们的影响下,卢致德于民国9年(1920)新学书院毕业后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该院系美国教会创办,其教学方针与课程设置均较科学,其设备、人才更为当时远东之冠。卢致德学习勤奋,成绩优秀,获得医士学位。

卢致德在协和医学院毕业后,赴美国纽约大学深造,民国17年(1928)获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职兼研究生理药理学。

归国后,卢致德于民国21年(1932)夏被聘为北平协和医学院教授,同年8月,调任中央军校少将军医处长。民国22年(1933)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军医处处长。民国23年(1934)调任驻赣绥靖公署军医处处长兼军医署视察主任、重庆行营军医处处长、庐山训练团及峨眉军官训练团卫生处处长等职。民国25年(1936),卢致德奉派出国考察军医教育及军队卫生勤务,赴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美国、加拿大诸国,并入英国皇家陆军医学院进修。

民国26年(1937)抗战爆发,卢致德调任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卫生处处长,民国29年(1940)出任军政部陆军中将军医署署长,民国33年(1944)任军政部部副兼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主任。

民国34年(1945)8月,抗战胜利,卢致德被派至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主持军医部门的接收工作。民国35年(1946)秋,任国际医学院副院长。

民国38年(1949)春,卢致德随院迁往台湾,任代理院长。自1953年5月至1975年10月,卢致德长期担任台湾“国防医学院”院长。

其间,卢致德还受命主持军队退役官真辅导委员会创办的荣民总医院筹备处,兼任处长。1958年7月,正式兼任该院院长直至1978年5月病重卸职。

卢致德虽肩负重任,身兼多职,但很有责任心。每日上午分别到医学院或荣民总医院办公,下午下班回家后仍处理公事至深夜。作为医务工作者,卢致德十分注重卫生与整洁,在“荣'总”他每日四处巡视,路上见有烟蒂纸屑,即随手捡起,放人清洁箱里。对于所属人员有工作不力的,常以示范代替斥责。有一次,他在医学院看到洗手间不够整洁,即令工人取来工具亲自打扫冲洗,自此,清洁工人再也不敢敫衍塞责。又有一次巡视病房,双目封闭的手术病人以为是护理人员,因便急请求帮忙,卢致德一言不发,即将便溺器取来以解病员之困。他对人从无严颜厉色,对学生视同子弟,对同事视同亲人。

1950年起,卢致德还先后兼任“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委员,“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设计联系委员会委员,“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1968年7月,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1年3月,兼任“国立”阳明医学院筹备处代处长。1976年4月,任“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先后获国民政府、台湾当局及关国军队的勋章、奖章15枚。

1979年6月11日,卢致德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终午78岁。

莫应溎

莫应溎(1901―1997),会同村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8月8日生于广州,其父莫藻泉为香港太古洋行总买办。6岁在香港“家塾”读书,12岁入读广州岭南大学附属西关小学,15岁转读香港官立皇仁书院。民国9年(1920)考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同时攻读法学院法律系。曾连任三届留英中国学生会会长。民国13年(1924)毕业,取得经济学士学位和法律系大律师文凭。

民国14年(1925)回香港执业,后来成为一名华人大律师。同年5、6月间,通过与香港当局警务处交涉,解救了―艘被香港水师扣留在长洲的叶剑英部下的国民革命军兵船。

民国17年(1928),莫应溎受聘为太古洋行帮办兼糖业部经理。民国24年(1935)辞去糖业部经理之职。

民国21年(1932)1月28日,上海淞沪战事爆发,莫应溎与香港爱国人士组成“香港华人救伤队”,并亲率一支75人的救护队和携带一批医疗器械及药物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卢沟桥事变后, 莫应溎通过香港各团体,组成“中华救护会”,他被推选为董事长,并带领队员到东南亚国家向华侨宣传募捐,支持抗日。时因遭国民党诬蔑其为非法组织,愤然辞职,在香港从商。

1950年10月1日,莫应溎以香港华商总会懂事兼交际组组长的身份,被推举为香港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筹委会主席,并主持在香港商会大楼升起一面国旗。其间,他组织“香港华人革新会”,遭到港英当局的仇视,认为他“搞民主活动,危害社会治安”,于1952年9月23日,将其及家人递解出境,并勒令其终身不得回港。

莫应溎回穗定居,任广州投资公司懂事,先后当选广东省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州市政协一至四届常委和第五届副主席,广东省工商联、广州市工商联、珠海市工商联顾问。1985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为祖国的统一与繁荣富强作出贡献。1997年11月20日,莫应溎在广州逝世,享午96岁。

唐淑之

唐淑之(1907―1999),女,唐家村人,在上海出生。家中兄弟姐妹8人,唐淑之排行第二。祖父唐吉轩是华茶公司的创办人之一。父亲唐韵泉是祖父的总账房先生(即今'总会计师),祖父破产后,其父亲当过铁路工人,母亲梁风云。

唐淑之从小天资聪颖,民国23年(1934)6月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并获上海沪江大学学十士学位。同年,与大学时的同学王霖生结婚。王霖生是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卢沟桥事变后,唐淑之夫妇出于爱国热忱,参加了战地红十字会救护队。民国35年(1946),唐淑之辞去主任医师的职务,开始自由职业者的生涯。

1951年7月1日,唐淑之参加新中国的医疗事业,贡献自己的才华。1956年,服从组织调动,从上海赴北京医院工作。她博览群书,常独立分析、研究、总结。她檀长诊断当时尚属疑难的不孕症病因,通过调整妇女内分泌,使妇女经期和排卵朋正常化、规律化,再施手术移植其配偶精液,使妇女受孕,成功孕育出健康小牛命。许多不孕妇女经唐淑之医治,重新获得生育能力。

1958年,中苏友好红十字会医院(后称友谊医院)扩建妇产科和小儿科,唐淑之与祝寿河(70年代曾任友谊医院院长)一同调往友谊医院担任正主任医师。1960年,唐淑之的译著《外科生理学・妇产科》面世。1962年,唐淑之发表了她的重要著作《利用球海绵肌修补尿瘘》。60年代中国已经可以自行生产维生素E,并且逐步可以生产高浓度的维生素E,使唐淑之治愈不孕症更加得心应手。她移植精液的成功尝试,成为现代复杂、高难度的人工授精、做胎、培育胎儿技术的雏形。

1963年,唐淑之研究'总结她参加革命工作12年来所收集的数千个典型病历摘要,结合阅读大量国外资料所作的札记,写出了论著《肺结核与妊娠》。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结核病学》一书,将唐淑之的论述收录作为一个独立章节。1963年,唐淑之的另一力作《妇科腹部手术效果的观察报告》,是她研究分析1240例典型病历的成果和12年临床手术的经验总结。1975年,唐淑之的译著《人类乳腺癌的病因学》出版。1984年,77岁高龄的唐淑之与彭登智医师合译的国外医学文献《妇产科手册》出版。

唐淑之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工作极端负责任。她经常勇挑重担,在她领导下的妇产科是友谊医院医疗事故发生率最低的集体。

1995年3月7日,唐淑之教授被列入《中国现代名人录》。1999年10月15日,唐淑之在北京病逝,终年92岁。同年11月,《光明日报》对她的生平作了详尽报道。

唐雪卿

唐雪卿(1908―1955),女,唐家村人,是20世纪30年代名噪沪港穗的电影明星和粤剧红伶,生于上海。祖父唐植兴是清末民初活跃于上海的茶商,家境颇为富有。唐雪卿童年时入读上海崇德小学,与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电影演员的阮玲玉(香山同乡)同窗共读。后入读启秀女中(著名实业家徐润之女徐启秀创办),成绩优秀。

那时,在上海的娱乐圈中,粤曲、粤剧占有相当大的市场。“老广东”中不论男女老少,都爱唱粤曲与拨弄广东音乐。唐雪卿读小学时,已拜邻居广东音乐家邓叔宜为师,学习击打扬琴和唱粤曲。唐雪卿在前辈的钟爱与悉心指导下,很快熟习了丘鹤俦的《琴学新编》、《弦歌必读》以及严老烈的《琴弦曲谱》等有关粤曲乐理的基础读物。后来,邓叔宜等名家组织了“维志粤剧社”,唐雪卿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剧社请教。在多位名师的指点下,很快熟习了粤剧“花旦”的唱做功架。至中学毕业时,对花旦角色达到了“唱做俱佳,运用自如”的境界。

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不和,造成经济拮据,家庭无力供她上大学。涉世未深的唐雪卿,为生活所迫,乃独自踏入社会。唐雪卿通过邻乡阮玲玉结识了当时上海电影界名人张文达。她常到片场去参观阮玲玉、杨耐梅等著名影星的排练。适逢晨钟影片公司拍摄《悔不当初》一片急需一名女主角。在张文达的推荐下,唐雪卿担任了该片女主角。《悔不当初》影片公演后,获得电影界与观众的一致好评。

正当唐雪卿在上海电影界崭露头角之际,广东著名粤剧小生薛觉先因闹绯闻,被黑社会警告而化名“章非”逃到上海。经电影界前辈与薛觉先、唐雪卿磋商,由两人合拍电影《狂蜂浪蝶》。该片由薛觉先任男主角。唐雪卿脱离晨钟影片公司加人非非影片公司担任女主角。唐雪卿与薛觉先一起拍电影,又共演粤剧。经过一年多的银幕、戏剧生涯,彼此情投意合,成为情侣,终喜结良缘。

其后,唐雪卿、薛觉先夫妇成立了“觉先声”剧团,以演出《白金龙》一剧名噪沪港穗等地。该剧不但被发展商灌录成唱片,还拍成电影。其中一段《花园相骂》的唱词,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粤曲。由于唐雪卿体质孱弱,演出十分频繁辛劳,终在排练《爱花情果》一剧时,突然患病失音,从此不能演出,不得已退出舞台生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薛觉先、唐雪卿夫妇继续为广东粤曲、粤剧之繁荣而努力工作。薛觉先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唐雪卿因患呼吸系统疾病不幸去世,终年47岁。

唐宝堃

唐宝堃(1910―1988),朋名宝昆、宝坤,鸡山村人。其伯父是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父亲唐国定(字泰禄)曾任北戴河铁路车站站长。清宣统二年(1910)6月,唐宝堃出生于北戴河,在天津长大。

在20世纪初,篮球运动经大津传人中国(当时叫“筐球”),在大津很盛行,大津有四多:球队多,球场多,比赛多,运动员多。比唐宝堃大6岁的哥哥唐宝森酷爱篮球,经常带6岁的弟弟唐宝堃去为他们打篮球的人看管衣服,使到唐宝堃从小就对篮球运动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两兄弟都成为篮球骁将。

唐宝堃人渎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时,参加该校少年篮球队。这支球队在董守义教练的严格训练、精心培育下,逐渐成长起来。队员有中锋刘建常,后卫王锡良和李国琛,前锋唐宝堃、魏蓬云。民国17年(1928)。唐宝堃代表南开篮球队参加天津市篮球联赛获得冠军。民国18年(1929)4月,南开中学篮球队以南开大学的名义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华北球类比赛又获得冠军。同年4月21日,南开篮球队应邀赴上海比赛,先后战胜华东区大学组篮球冠军上海沪江大学队、由外国人组成的西侨队(即海贼队)、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匹兹堡篮球队,继又战胜在日本进行访问比赛获全胜后途经上海的菲律宾大学圣提托马斯篮球队。这四场胜利,创造了中国篮球队连胜外国队的神话。要时以唐宝堃为首的5名主力队员名声入振,被誉为“南开五虎”。

民国19年(1930),唐宝堃代表中国篮球队赴日本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同年代表天津队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全国运动会,获得冠军,民国21年(1932)和民国23年(1934),唐宝堃代表河北省篮球队又两次获得全国运动会冠军,民国23年(1934), “南开五虎”参加第十届远东运动会篮球选拔赛,一同入选国家篮球队,唐宝堃任队长。出征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远东运动会,夺得男子篮球赛亚军。同年,唐宝堃参加南京体育专科学校篮球队访问南洋。民国24年(1935)12月,以“南开五虎”为主的天津良华篮球队赴沪访问比赛,再次战胜匹兹堡篮球队、海贼队、上海大学生冠军暨南大学篮球队。

唐宝垄身高只有1.72米,但头脑聪明,技术娴熟,动作细腻,智勇双全,运球传球能力强,投球准确,被誉为中国篮球的最佳前锋和“篮球王”。30年代初,天津报馆举办选举全国篮球一百零八将活动,唐宝望名列榜首,在东南亚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均享有盛誉。他有一句很幽默的名言:“传球应当让球会说话!”也就是说,比赛时队员之间合作要有默契。

随着“南开五虎”中魏蓬云、刘建常、王锡良、李国琛等四人先后在南开中学毕业,又有刘振元、李震中、尹鸿祥、张景实等新人加人南开校队。在唐宝堃的带领下,勇夺天津万国篮球赛的冠军。

唐宝望在南开中学毕业后,考人南开大学经济系。于民国21年(1932)与蔡秀琦结婚。民国”年(1933)到南京体育专科学校任职。民国31年(1942)到重庆国民政府中国银行工作。抗战胜利后,唐宝望随银行迁至上海、青岛。

1950年,唐宝垄应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邀请,担任篮球教练。1951年,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委派他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男子篮球队(又称八一体工大队),首任主教练员。1957年担任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1926年被授予少校军衔,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并被任命为八一篮球队总教练。1980年,被授予国家级篮球教练称号,1999年,被选为中国篮球运动员五十杰之一。在任教期间,唐宝堃吸取波兰、苏联等国家篮球队的优点,大胆创新,提出“快速进攻,严密防守”,强调快攻实用,集体攻防战术。这种快攻的打法,把每场比赛的比分由三四十分,逐渐增加到七八十分,乃至百分以上。篮球由“慢”到“快”,由“个人表演”到“集体实战”,这一划时代的变化,在中国篮球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唐宝望率领八一篮球队,代表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青年,在国外比赛中为祖国和军队赢得荣誉。他为国家和军队培养出余邦基、夏堃、蓝文治等一大批运动健将和优秀教练员。

1970年初,唐宝堃受到“文革”冲击,被下放延庆县某农村劳动。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返回部队,恢复待遇。晚年仍和老战友一起经常切磋球艺,总结篮球训练经验,研究国外篮球运动发展动向,撰写《24属奥运会男篮八强之特点初探》等论文和评论文章,为推动中国篮球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1986年,唐宝垫光荣地加人中国共产党。

1988年11月18日,唐牢堃因患尿毒症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亨年78岁。

唐涤生

唐涤生(1917―1959),唐家村人,著名粤剧作家。民国6年(1917)6月18日出生于上海一海员家庭,幼年在上海读书。民国24年(1935)返乡人读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校(今中山纪念中学)高一级。是年冬,北平掀起“一二・九”学潮,提出“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唐涤生积极参加由“纪中”进步教师谭福等发动、组织的抗日宣传队,到附近村庄宣传抗日,并在校出版墙报,刊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此事遭到校方干涉,并解雇部分主张抗日的教师。民国25年(1936)秋,学生组织罢课抗议,唐涤生被推选为罢课和护校运动委员会主席。在两个月的学牛运动中,表现了出色的才干。

此后,唐涤生复去上海,入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又曾在沪江大学修读中文。上海沦陷后,唐涤生返回家乡,与胞弟唐涤棼参加抗日宣传队,走向社会。向群众宦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他们以珠江口渔民抗日杀敌的事迹为题材,编写了话剧《渔火》,公演后获得好评,这是唐涤生从事戏剧创作事业的尝试。

民国27年(1938)秋,由粤剧名伶薛觉先、唐雪卿大妇主持的“觉先声”剧团,赴澳门演出后返唐家探亲,唐雪卿见其族弟唐涤生、唐涤棼工人文化基础好,颇有戏剧天赋,遂邀他俩加人剧团,唐涤生欣然接受,而唐涤棼则奔赴延安参加抗日。

唐涤生入“觉先声”粤剧团后,跟随著名编剧家南海十三郎与冯志芬学习撰曲、编剧。初时,唐涤生替他们抄写剧词曲谱,他聪明好学,虚心、努力从名师处学习粤剧创作方法。冯志芬更是时时于以指点,唐涤生进步快速,成为冯志芬的得力助手,亦为薛觉先所器重。其间,他与薛觉先胞妹薛觉青结为夫妇,后离异。民国31年(I942),他和京剧名伶兼舞蹈家郑孟霞结婚,郑不仅能为其修改剧本,亦在编剧方面助其开拓新路,对他的编剧工作帮助很大。加之其奋发上进,在编剧尤其词曲编撰方面,都超过他的老师冯志芬,创作的《白杨红泪》一剧,奠定了他的编剧地位。但在日寇统治下,香港的文化艺术遭到很大摧残,唐涤生的才华末能充分发挥。抗战胜利后,粤剧重趋繁荣。这时,唐涤生在香港粤剧界已颇有名气。社会上已开始由热爱粤剧演变为喜爱粤曲。唐涤生也作了如是尝试,他撰写的粤曲词,寓意深刻,词文华茂,其《钓鱼郎》一曲,经香港名伶梁醒波演唱后,名震一时。

50年代,唐涤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阶段,他与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等人组成的“仙凤鸣”剧团,执香港粤剧界之牛耳。他编写的剧本《落霞孤鹜》、《紫钗记》、《帝女花》、《蝶影红梨记》、《爵世红梅记》、《牡丹亭》等,以曲折动人的内容及优美的词曲,誉满香江。20多年间,其剧作演出经久不衰,特别是《帝女花》一剧,成为了重要的粤剧传统节目。

由于编剧工作紧张,唐涤生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1959年9月16日,他在香港剧场观看白己创作的《再世红梅记》演出时,因极度兴奋,颓然倒在观众席上,不治而逝,终年仅24岁。

唐涤生勤于笔耕,在其短短的一生中创作、改编、合写并演出446部粤剧作品(其中编写粤剧剧本124部)。后人编有《唐涤生戏剧生涯》一书,对他在粤剧界的贡献予以极高的评价。1989年5月,香港文化界举办了“唐涤生作品回顾”活动,以纪念唐涤生对粤剧所作的毕生贡献。

卢德耀

卢德耀(1917―2000), 上栅村人。民国6年(1917)11月21日出生于上栅村,民国20年(1931)在家乡高小毕业后,先后在上海酒馆、茶号、照相馆、招商局当学徒,后在汉口招商局长江管理处任文书。

抗战时期,卢德耀辞职奔赴延安,寻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队伍,未果。乃于民国27年(1938)8月30日,回乡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山县委举办的青年游击训练班,并在民国28年(1939)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参加第一次抵抗日军入侵的中山县横门保卫战。战后,组织派他到中山县兰溪村以塾师身份,秘密开展抗日活动。他常利用星期天返回上栅村,组织罗章有、卢少斌等10名青年成立读书会,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上栅村先后有70多名青年参加游击队。抗战期间,卢德耀历任中共中山县委工作队分队长、中共中山县委青年千部训练班政训员、广东珠江三角洲抗日游击队二支队禺南独立大队副大队长、中共珠江抗日纵队粤中挺进部队副营长、珠江纵队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广东人民解放军第二团团长等职。先后在中山、番禺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卢德耀历任东江纵队干部连副连长、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师二十二团副团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军六十五师一九四团副团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军一九五团副政委、浙江军区第二军分区盐务警备团团长兼政委等职。先后参加粤中萌底防卫突围战、新昌攻击战、金岗寺攻坚战、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几十次大小战斗,屡立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德耀参加浙江剿匪和抗美援朝。历任浙江军区第二军分区警备第二团政委,广东军区独立第二十二团政委,华南军区潮汕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炮校政治部主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与副主任,军事学院情报系副政委、军事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广东省军区副政委、顾问等职,并曾兼任江苏省经济学学会副主任,广东省体委主任。他参与领导省军区部队、民兵建设和军民共建等各项工作,为部队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卢德耀在兼任广东省体育委员会主任期间,带领广大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抵制“四人帮”的干扰,坚持体育训练和竞赛,为广东省体育运动的恢复和发展起到很大作用。1975年,他率领广东省体育代表团赴京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取得了金牌总数和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历史性辉煌成绩。

1984年2月,卢德耀离休之后,积极参加广东省人民武装斗争史编纂委员会和广东省军区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的工作。

卢德耀在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2年晋升大校军衔;1955年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功勋荣誉章。2000年4月24日,因病逝世,终年83岁。

钟秉刚

钟秉刚(1918―1989),字昭显,淇澳村人。自幼聪明,跟外祖父姚泽基研习山水画,旁及花卉翎笔。先后师从山水画名家张谷雏、岭南派宗师高奇峰之得意弟子何漆园。抗战期间,钟秉刚从香港返内地,辗转大江南北,历遍名山大川。抗战胜利后,他又遵何漆园之嘱,于万茂草堂追随苦学4年,得其神髓,画艺日精。

1965年,钟秉刚在香港思豪画廊举办个人画展。英国燕那氏誉其作品清新淡雅,精奥入神。其后在香港参加香港十大画家联展,他所展出之《苍榕绕屋图》五大联屏,被认为功深艺绝,传誉一时。

1973年,钟秉刚移居加拿大,但仍专研绘画,除设馆授徒外,更热心为多伦多市华人社区服务。他先后任高龄康乐会两届主席和安大略省中国美术会主席4年。

1979年7月,钟秉刚第一次回到阔别30多年的故乡淇澳岛。逢人叙旧,倾吐他多年对故乡的思念。至1985年,钟秉刚先后两次率领多伦多市书画摄影团回国旅游,饱览长江三峡之雄,黄山、庐山、泰山之胜,行程万里。

1985年10月,钟秉刚在回乡探亲之时,将随带回国之近百幅作品,先后在淇澳、唐家、香洲三处举办个人画展。为繁荣家乡教育事业,在展出期间,钟秉刚将其作甜品进行义卖,把所得之8000多元捐给淇澳家乡作扩建小学之用。

钟秉刚对家乡十分热爱。他1979年回乡时,在淇澳岛上到处摄影和写生,4年后,把自己精心描绘的两幅国画装裱好,亲自带回送给淇澳村委会,以表爱乡之情。其《淇澳春临图》描绘出山高海阔,帆影点点,红棉璀璨,山花烂漫,象征改革开放给淇澳带来一派生机。另一力作《淇澳田园图》,把故乡描绘得田园锦绣、溪水潺潺、古树婆娑、鸟语花香。在画面左上方还有对家乡热爱与眷恋之情的题诗:

海陬故园梦依稀,流水坑峪濯浴衣。

最是难忘罗伞树,五顷围田绕荷池。

绛岭山头凭远眺,婆湾晚渡见潮迟。

东澳沙滩婆影树,文昌宫里写书时。

三条树下围儿乐,祖庙阶前寻綵衣。

韶华不在催人老,耳顺还乡笑客迟。

钟秉刚题诗之后又写道:“故乡淇澳故老谓有十景,移居回国重洋远隔画为难,清夜梦回,情难自已……口占数句表白,不知是何诗体,亦不计叠字重见,知我谅我聊转一灿云耳。”

1989年8月,钟秉刚因心脏病逝世,终年71岁。

古元

古元(1919―1996),字帝源,那洲村人,中国现代新兴木刻的著名版画艺术大师,杰出的人民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父亲古万建是巴拿马归侨,续弦其母黄氏(中山工乡人),生有三男三女,古元排行第三。7岁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喜爱美术。民国21年(1932),13岁考入广东省立广雅中学读书,开始学习19世纪法国著名画家米勒所创作的反映法国乡村生活的油画,并经常到郊外写生。

民国26年(1937)卢沟桥事变后,辍学回乡任教,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民国27年(1938)9月,经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参加抗日队伍。先在陕北公学学习3个月,同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被选送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民国29年(1940)毕业以后,他遵照毛泽东“到‘大鲁艺’去”的教导,到延安川口区碾庄乡担任乡政府文书,从事农村基层工作,体验生活。民国30-34年(1941—1945),返回鲁艺从事美术创作和教学,这期间,用木刻创作出有时代感召力的《运卓》、《减租会》、《冬学》、《选民登记》、《哥哥的假期》、《离婚诉》等名作,人物写意传神,撼动人心。他的作品都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地位,从生活出发,吸取题材,然后用艺术手法表达思想感情。民国31年(1942),周恩来将古元的木刻作品《运草》带到重庆参加全国木刻展览,被徐悲鸿称赞为“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和“中国新版画界的巨星”。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选为甲等文教模范,获延安青年文学甲等奖。是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6月,参加毛泽东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工作座淡会。

民国35年(1946),古元到达华北解放区,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教员,到广灵县参加士改。民国36年(1947)受组织派遣,到哈尔滨松花江文工团做美术工作,并在五常县参加土改。民国37年(1948)4月,到《东北画报》社任美术记者。1950年,到北京任中央新闻摄影局美术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出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1983年至1987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古元历任第一、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起,连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常务理事。1980年,当选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1985年,当选为第四届中国美术协会副主席。1995年,被推选为中国版画家协会名誉主席。

1982年,古元刻了一幅木刻《骆驼赞》,拓印多幅,分送给许多朋友、学生。他在画上刻数行文字:“负重任劳,取之甚少,予之甚多,不管炎寒风旱,总是昂头迈着坚实的步子前进。”意在勉励友人,但也完全是他自身一生的光辉写照。1996年,古元在北京病逝,终年77岁。

唐绍林

唐绍林(1920—2001),唐家村人。民国9年(1920)8月生于北京。父亲唐益定在北京铁路部门工作。唐绍林小时在北京杨家园小学读书。后随父到山海关就读铁路部门办的扶轮小学。“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唐益定失业,他只好随父亲和生母周兴宝在民国22年(1933)回广东,投奔姐姐唐淑明家。这时母亲患病,姐夫胡春冰(左翼作家,时兼任中山大学教授)被捕入狱。共母亲遭受这一打击,病情加重,在穗病逝。唐绍林随父回到唐家村,重上小学六年级。此时,父亲因家贫,把唐绍林过继给叔祖父作孙子。不久,唐绍林考上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校。

唐绍林在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校读了一年半,“卢沟桥事变”爆发,初中学业未完就被迫辍学了。民国27年(1938),唐绍林与8位同学一起奔赴延安。同年6月,唐绍林到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到延安抗大学习,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民国28年(1939)6月下旬,因敌人九路围攻大“扫荡”,唐绍林所在的抗大第五期学员全部提前毕业,分配到各个部队。

唐绍林于民国28年(1939)至民国29年(1940)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队、三八六旅文化干事、宣教干事。民国30年(1941)至民国36年(1947)历任八路军冀南军区三分区随军记者、教导大队副政委、教导员,民国36年(1947)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冀南军区三分区宣教科副科长兼报社社长。民国37年(1948)至民国38年(1949)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四纵队四十二旅宣教科科长、七十军文工队队长、二○七师宣教科科长兼战斗剧社社长等职。

民国31年(1942),唐绍林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八路军转战太行山区和晋冀鲁豫地区,解放战争时期曾参加维海战役,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建国后,唐绍林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六航校、空军七师政治部文化科科长,北京军区空军文化处副处长,空六军政治部文化处处长,空军潍县场站政委,潍县基地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6年,唐绍林转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任计划司综合计划处处长。1977年,调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历任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党领导小组副组长、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3年离休。2001年10月在北京逝世,亨年81岁。

梁峰(1925―2002),唐家村人。父梁贻先,母卓氏,以种田为生,共育五男二女,梁峰排行第五。民国21年(1931)进唐家小学读书,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后参加田间劳动一年。民国26年(1937)到香港二哥梁德潜处学习英文打字。梁德潜是香港大新公司职员,民国27年(1938)春调上海大新公司工作,梁峰跟随二哥到上海,在二哥的支持下,补习英语。翌年,进入青华中学学习,后又在中国职业补习学校读半日课,补完初中课程。民国31年(1942)春,梁峰考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所属沪西电力公司,学徒期满,任技工、工人领班。

梁峰于民国35年(1946)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寻的工会组织,并于同年1月23日参加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举行的大罢工。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上海电力公司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同年5月,任上海电力公司工会筹委会委员。上海解放前夕,他加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保安队。为迎接解放,保卫人民生命财产,梁峰不顾个人安危,参加了人民纠察队、护厂队、抢修队,为防止敌人破坏,确保电力供应作出了贡献。

上海解放不久,梁峰被调到北京中央团校学习。1950年4月,在中央团校毕业后,因成绩优秀和具有一定工作经验被选拔到团中央工作,任青年干事。

1952年,进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团中央受命向国务院各部委输送干部。同年11月,梁峰被调到笫二机械工业部从事基本建设工作。从此,他不断钻研业务,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专家。在38年间,梁峰随着工业部门的增加,先后在二机部、一机部、二机部、四机部(后改称电子工业部)担任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副主任、主任、局负责人、副司长等职务。

梁峰把毕生都贡献给祖国国防工业建设,特别是电子工业的基本建设。他从60年代中期起就参加中央提出的“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中国纵深地区建立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的重大决策建设。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三线报告丛书》第一卷《中国圣火》,发表他撰写的文章《电子工业三线建设的成功与失误》。在三线建设项目中,咸阳陕西彩色显像管一期工程是梁峰一生中贡献最突出的一个项目。当时他兼任四机部彩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重点抓这个投资7.3亿元的大项目。有“南有宝钢,北有彩电”之称。在工程建设中梁峰亲自蹲点,与专家们一起深入调查研究,仅在煤气站实行国产化问题一项中,就为国家节约了1500多万元的投资。此时,梁峰忍受疾病折磨和生活的不便,直至1982年一期工程完工后才返京。1984年初,兼任电子工业部和深圳市联建的深圳电子规划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底,梁峰离职休养。但他仍继续工作,1986年,他负责筹建电子工业部工程开发公司,建成后任顾问组组长,后又兼任咸阳陕西彩色显像管厂二期工程顾问、现场领导组副组长,直至1990年建成投产。

1986年至1996年,梁峰被国家计委聘为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该公司机电项目部彩色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专家组组长。1995年12月,电子工业部为表彰梁峰对电子工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特向他颁发奖状。

梁峰在1999年秋带领京、津、沪、穗地区30多位珠海唐家湾乡亲回珠海探亲、观光,见证祖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2002年3月,梁峰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


  
  

梁石(1926―1998),原名今翱,唐家村人,中国著名电信科学专家、教授。民国29年(1940)在大埔中学借读一年,民国36年(1947)参加地下革命组织,民国37年(1948)毕业于中山大学,1949年入岭南大学攻读研究生。历任海口市电信指挥局局长、邮电部教育司处长、北京电信学院教务长、北京邮电学院部主任、西安邮电学院教务长、北京微波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电信传输研究所(RITT)所长,兼任中国通信学会第一届理事、中国通信学会电信网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工学院院长,受聘广东省人民政府科技咨询委员会委员,兼任广东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科协常务理事,广东省政协委员等职。

梁石长期从事电信系统工程的教育和科研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参加个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负责邮电院校的组建。1964年起从事电信传输科研。参加三项国家重点项目<6401>、<2109>、<7426>的研究,并负责主持其中试验。此三项重点工程经国家鉴定均获科学大会一等奖,为全国彩色电视传播网及全国长途自动电话网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70年代,梁石筹建和主持的电信传输研究所率先研究电信网络系统,先后建立“国内长途电话网”、“市内电话网”、“农村通信网”、“卫星通信网”、“移动通信网”等多项电信网络技术体制,以及彩电、传真等各项信息的传输标准。同时率先开展综合数字网的研究,取得多项成果,并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珠江三角洲数字通信网规划,为我国现代化通信建设提供了技术基础。为此,曾多次代表国家出席国际无线电行政大会(WARC)及其所系小组委员会,参与制定有关的国际电信标准。

梁石是中国多路微波传输、多路同轴电缆传输、第一个通信卫星传输和数字网络系统的开创者之一。发表沦文20多篇,主要著作有《通信网概论》,主译《通信网规划手册》和《电信传输工程》。被录入国内外多家名人词典。

梁石在广东工学院主政期间,为主动适应广东的经济发展,亲自全面规划,实现了单科性的矿冶学院向多科性的工业大学的转变,调整了专业设置,提高了师资水平,大力提倡并实行联合办学,扩大对外学术交流,促进了学院的全面发展。他1994年离休,1998年逝世,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