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国时期粤澳政治关系  

    

一、抗战前粤港政治关系

(一) 军阀统治广东时期  

  民国2年(1913年)8月11日,军阀龙济光率军进驻广州,出任广东都督,成为袁世凯在广东的代理人。此后3年中,龙济光一直对广东实行专制统治。在龙济光治粤时期,粤港两地合作较多。  

  香港方面曾对广东当局提供经济支持。民国3年(1914年)1月16日,为维持广东财政,香港汇丰银行在港英当局的支持下同意向广东省贷款1000万元。  

  粤港合作在捕捉罪犯方面较为多见。民国3年(1914年)4月27日晚,满载363名旅客和40名工作人员的广安轮船公司泰安号轮船从香港驶往江门。当船行至淇澳地方时,混在旅客中的数十名劫匪持刀枪抢劫,并纵火烧船,致使数十名旅客死亡。后粤港警方合作,派员赴澳门,在澳门警方协助下,先后捕获案犯20余人。同年8月16日凌晨3时,广九夜行直达快车行至增城县南9.5公里处因路轨被人破坏而脱轨,车上乘客被预先埋伏的劫匪抢劫一空,数人死伤,广九铁路为此停运数日。在港英方面要求下,广东都督龙济光和巡按使李开 侁急令军警搜捕罪犯。数日后擒获十余名案犯,缴获赃物一部分。  

  港英当局还积极协助龙济光在港侦缉革命党人的活动。革命党人运载武器自港赴粤的消息被香港侦探密报广东警厅,东莞革命党机关派人到香港总部领取经费时被粤港警探查获,连因在惠州发动反袁世凯起义来港疗伤的洪兆麟也在龙济光的要求下被香港警方拘捕(袁世凯倒台后香港高等法院认为洪为政治犯而非杀人犯,判定洪无罪释放)。民国4年(1915年)4月20日,港督梅含理因协助追捕和引渡内地逃港人员获北京政府颁发一等文虎章,香港正副警司也获发奖章。  

  民国5年(1916年)7月6日袁世凯病死10天后,龙济光的军队被滇军击败。同日,北京政府任命桂系军阀陆荣廷为广东都军,朱庆澜为省长。10月龙济光率残部撤往海南岛后,粤港官方往来与联系仍在继续。  

  民国4年(1915年)底,广东省东莞县知事梁文中因亏欠公款潜逃香港,企图逃避惩罚。广东警察厅派侦探数人赴港调查,确定其藏匿地后即通报香港警署。民国5年(1911年)11月29日,警察将梁文中捕获。广东省长随即照会港方,要求将其引渡回粤受审。港方拒绝了广东的要求,决定由香港法院开庭审理。经港方调查,梁文中确实是亏欠公款,但因罪案发生地不在香港,暂时不能判决。法院裁定并通知保人,交款2万元,将梁文中取保候审。  

  粤港官员互有来往。民国5年(1916年)8月22日,新任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到港,港督梅含理邀请他商谈并设午宴款待。当年12月14日,朱庆澜应邀由英国领事陪同赴港,参加香港大学毕业典礼。次年2月16日,梅含理到达广州,回访广东省省长朱庆澜。

(二) 广州政府时期  

  民国9年(1920年)10月底,统治广东数年的桂系军阀被支持孙中山的粤军击败。11月,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重新恢复。次年4月广州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由于英国政府实行支持北京军阀政府,同时尽力避免卷入中国地方纷争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同反对北京政府的广州政府产生矛盾。这一时期,粤港之间在多个问题上出现争执和冲突。  

  1.收回关余问题  

  民国8年(1919年)军政府时期,西南海关实行自主,关税收入在偿付庚子赔款后,所余的1000多万元成为军政府的收入。民国9年10月,桂系军阀岑春煊在败退之际,匆忙宣布取消独立,关余移交北京政府。当年年底,广州军政府为缓解财政紧张,照会北京公使团,要求将广东地方政府应得的13.7%的关余交还,但遭到拒绝。民国10年1月,广州军政府通过了“收回海关管理权”决议案,宣布从2月1日起收回护法省区各海关的管辖权。港英当局担心此事影响粤港贸易,随后派遣两艘军舰驶往广州,在粤海关示威恫吓。由于列强态度强硬,孙中山宣布暂缓接收海关。  

  民国12年(1923年)孙中山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后,广州政府财政状况日益紧张,于是再次提出关余问题。广州政府指出:北京政府为非法政府,无权处分关余,要求北京外交使团将关余交付广州政府,并拨还民国9年以后的关余积存。西方列强仍持强硬态度,反对广州政府的要求,有6个国家派出10余艘军舰在珠江水域游弋恐吓。广州政府两次派人与港英政府接触,希望港英政府在广州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居中斡旋,在关余问题上寻求妥协。在粤港关系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港督司徒拔热情接待了广州代表陈友仁,并将孙中山的主张转呈英国政府。他还建议英国政府接受孙中山的主张。司徒拔的做法违背了英国外交部支持北洋军阀、不卷入中国地方纷争的政策,因而遭到英国外交部的斥责。但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民国13年(1924年)4月,北京外交使团被迫同意将粤海关关余拨交广州政府。  

  2.“卡赛尔煤矿合同”事件  

  民国9年(1920年)4月,桂系军阀莫荣新与英国退伍少校卡赛尔的探矿公司草签了合股开采煤矿的合同。莫向英方借款100万元,将南海、番禺、花县、乳源、连县、曲江、乐昌、东莞等县60多处煤矿卖给英商,开采期为90年。孙中山重组广州军政府后,声明该项损害广东权益的合同“未经军政府和广东人民同意”,宣布无效。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和港督司徒拔都直接出面,试图诱使或迫使广州政府改变立场。香港怡和大班宾那曾以香港商界代表的身份,与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会谈。港督司徒拔还专程赴京,要求北京政府承认并履行“卡赛尔煤矿合同”。但英方的软硬措施均未能使广州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做出退让。  

  3.港英当局禁止香港华人庆祝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事件  

  民国10年(1921年)4月广州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港英当局担心广州政府的成立会使香港华人受到广州革命思潮的影响,香港华民政务司先后两次发布告示,禁止“不法之徒”“劝说工匠、商人及其他人等集会,庆祝广州成立之新政府”;并警告香港华商在借款给孙中山广州政府时持谨慎态度。第二份告示公然诋毁广州政府,“孙文建设之政府,旦夕有破产之虞,故不能希望其能偿付任何款项”。5月,经广州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抗议,从北京返港的港督司徒拔为告示使用的不礼貌语言向国民政府道歉,但又称他反对的只是告示使用的不礼貌措辞,对告示表达的宗旨完全赞同。香港政府只承认北京政府,因此,香港政府不可能允许在港为敌对一方总统的就职举办庆祝活动和为其筹募资金(余绳武、刘蜀永主编:《20世纪的香港》,第80~81页。)。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致函港英官员驳斥了司徒拔的说法,认为香港当局的做法明显超越了英国政府奉行的友好中立政策的界限,属于公开的敌对行为。为避免事态扩大,港英当局派人将告示撕毁收回。  

  4.香港海员大罢工  

  民国10年(1921年)3月,苏兆征、林伟民等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简称“海员工会”)。9月,鉴于当时物价腾贵,海员工资低,海员工会提出了提高工资等三项要求遭到拒绝。同年11月,工会再次提出要求,同样被置之不理。民国11年1月12日,在资方第三次拒绝工会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后,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香港开往广州、江门等地的轮船以及从外国各地开往香港的海轮,全部死火瘫痪。罢工的第二天,海员陆续乘火车回到广州。在一周之内,在香港参加罢工的轮船即达123艘,罢工人数达6000余人。1月底,香港运输、煤炭等行业工人举行了同情罢工,罢工人数增加到3万多人。2月1日,香港政府以“海员工会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为借口,派出武装警察100多人,封闭了海员工会,没收全部文具,拆去工会招牌,并拘捕了一些办事人员。  

  在此期间,广州工人对罢工进行了全力支持。广州各工人团体热情接待罢工海员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进行声援。在广东省总工会的倡议下,全省27万工人,每人捐赠一天工资,作为罢工海员日常生活的费用。  

  这场斗争得到了广州政府的支持。正在桂林整军北伐的孙中山急电有关人员“前往慰问,并力予协助。以是海员益为兴奋,坚持罢工,不为所屈”(莫世祥:《也谈国共两党和香港海员大罢工》,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第186页。)。省长陈炯明下令每日借出数千元作为罢工经费(总数约10万元)。不久,罢工海员在广州西濠口附近设立了罢工总指挥部——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下设总务科、财政科、纠察队、宣传队等机构,并在香港、汕头等地设立分办事处。  

  由于香港工人的不妥协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港英政府无法解决问题,只好派人出面调停。他们首先派遣华工总会代表到广州,协同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航业公司的代表出面调停,但被拒绝,其后香港当局又授意绅士集团(东华医院)出面调停。绅士们写信到广州,请海员工会派代表到香港。工会派5名代表到香港谈判。由于港英政府无意接受工人的条件,调停再次失败。  

  3月1日,香港举行全市工人同情罢工,各行业罢工工人达10万多人。海员工人加紧封锁香港,扩大纠察队,巡逻警戒,禁止粮食、蔬菜运往香港,并动员其他罢工工人离港返穗。离港返穗的罢工工人达十余万人。为阻止工人返回广州,香港当局曾下令停开广九铁路火车,但无法制止工人行动。3月4日,数千名罢工工人在九龙油麻地集合,结队步行回广州。当队伍经过沙田时,遭到驻扎在那里的军警开枪射杀,当场打死工人4名,伤数百人,造成“沙田惨案”。  

  惨案发生后,罢工浪潮势头未减。不少工人仍继续徒步离港返省,使香港陷于瘫痪。至此,港英当局不得不屈服,要求英国驻穗领事和香港华民政务司官员到广州,请广东政府出面调停。在香港政府的要求下,海员工会派出代表4人和广东政府交涉署代表1人到香港谈判,3月5日,双方达成协议,香港当局同意海员工会提出的条件,增加工资15% ~30%,恢复原有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沙田惨案死者每人1000元等。3月6日,港英当局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派员将工会招牌送还海员工会。  

  3月8日,广州各工人团体10万人,在广州东校场欢送香港罢工海员返回香港,会后有30万人参加示威游行。  

  海员大罢工对粤港关系的影响在罢工结束后的一年内清楚地显示出来。民国11年(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军事叛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次年1月,响应孙中山号召的滇桂联军克复广州,陈炯明败走东江。孙中山由沪返穗,准备第三次建立政权。他意识到争取国际支持的重要性,因此希望在途经香港时与港督举行友好会晤,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和粤港关系。  

  孙中山的提议引起港英当局的积极反应,港督司徒拔表示,非常乐意与孙中山见面并共进午餐。民国12年(1923年)2月17日,孙中山抵达香港。次日中午,港督为孙中山举办非正式午宴。2月20日,孙中山应邀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说,香港布政司施勋及香港西商会主席皮尔西等知名人士出席。当晚,孙中山在接见香港工商界领袖时表示,香港政府已经同意以后互相协助,一致行动,希望香港商界今后支持他的事业。粤港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友好气氛。当年年底,港督在一封写给英国殖民地大臣的信中,解释了他转而对孙中山持友好态度的原因。他说:“1922年的海员罢工已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本殖民地的繁荣与广东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广东若是与我们处于敌对状态,占英国对华贸易大部分的香港贸易将陷于停顿,因此,根本之举是,为了香港的贸易,我们应尽可能地与统治广东的势力保持良好关系,不管它是孙中山还是什么别的人。”(《司徒拔致詹姆斯函》,1923年7月21日,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29/482第252页。转引自《20世纪的香港》,第93页。)  

  5.广州商团叛乱与香港  

  广州商团创立于民国元年(1912年)春,原为广州商会防范土匪的武装组织。第一任总司令为广州保险经理曾伯华,后由陈廉伯继任,司令部设在广州西瓜园。人数有数千人之多。  

  广州商会会长、商团司令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商团副司令陈慕绶,伙同其他人,在港英当局支持下,于民国13年(1924年)七八月间密谋推翻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陈廉伯向香港英国南利洋行购买了大批军械,计枪枝近万枝,子弹四百万发,价值100多万元,于8月10日由丹麦船“哈佛号”运抵广州,泊于天字码头,为革命政府所查获。事前,陈廉伯通过贿赂政府官员,领得护照一张,注明40天后生效,但在5天之内,运械船已到广州,而且数量大大超过载明之数。孙中山下令将这些军械扣留在黄埔军校。  

  扣械事件发生后,陈廉伯等在政治上、经济上向革命政府施加压力,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胁迫商人罢市,在广州以及佛山、花县、三水等地调动商团,伺机叛乱。孙中山在广大群众支持下,断然拒绝了商团关于发还枪械的要求,并先后下令通缉陈廉伯、陈慕绶。陈廉伯闻讯逃往香港,指使广州和各地商团继续作乱,英国方面也向革命政权施加压力。此外,孙中山还面临来自内部的压力,不得不下令发还部分枪械。但10月10日,商团在西濠口向参加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徒手群众近百人。商团在广州到处张贴传单,要孙中山下台,与受英国指使的陈炯明里应外合,准备推翻南方革命政府。英国军舰也开到沙面白鹅潭,为商团助威。  

  在此情况下,孙中山下令北伐军、黄埔军校学生军返回广州,准备镇压商团武装叛乱。10月14日,广州的革命军队向商团发起猛攻,到15日,击溃商团叛军,商团大部向政府缴械投降。  

  6.省港大罢工  

  民国14年(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在上海枪杀了工人顾正红,5月30日,英国巡捕开枪杀害上海的示威群众,造成“五卅”惨案。这一惨案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帝运动。在南方,爆发了旷日持久的省港大罢工。  

  6月上旬,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遣邓中夏、杨殷、杨匏安、黄平等到香港,与在香港的苏兆征一起成立了香港工团联合会,作为香港工人罢工的统一指挥机关。6月1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五卅”惨案致函香港各工团,要求立即组织全体工人一致罢工。6月19日晚上开始,香港工人大罢工开始,海员、电车、印刷等行业工人相继罢工。在15天内,罢工人数达25万人。他们提出“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权”等十条要求,被港英当局拒绝。香港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予以响应。香港当局宣布紧急戒严,将华籍警员全部缴械,海军陆战队登陆,禁止粮食出口,封锁广东革命政府。罢工工人、爱国商人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广州。皇仁书院学生500余人,也在6月21日举行罢课。高年级学生在罢课后返回广州。十天之内,聚集在广州的香港工人达到13万人。全国总工会和广东革命政府热情接待罢工工人,广东政府还宣布封锁香港,抵制英货。  

  6月23日,广州市工、农、兵、学、商及香港罢工工人约10万人在东校场集合,通过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决议案,并举行大游行。当队伍经过沙面对面的沙基时,在沙基西桥的英军以及停泊在白鹅潭和沙基口的英、法、葡等国军舰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打死52人,重伤170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  

  惨案发生之后,罢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广东各界一致援助罢工。7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东园正式成立。苏兆征任委员长,何耀全、曾子严为副委员长,李森、林伟民等为执行委员,汪精卫、廖仲恺、邓中夏、黄平、杨匏安为顾问。罢工委员会下设干事局、财政委员会、纠察队、法制局、审计局、会审处、保管拍卖处、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构,还出版了《工人之路》作为罢工委员会的机关报。罢工委员会组织纠察队(下设5个大队,每大队下分3个支队,每个支队下分3个小队,每小队下分3个班,共2000多人),武装封锁香港,从汕头至北海沿线港口,均有纠察队驻扎。严禁粮食外流,扣押走私物资,厉行抵制英货。7月10日,宣布即日起封锁香港及新界口岸。随后,又制定了“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来广州”的“单独对英”政策。  

  省港工人的罢工和封锁使港英当局受到沉重打击。一时间,香港供应短缺,交通中断,垃圾堆积如山,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据罢工领导人之一的邓中夏讲,香港的损失表现在多个方面:就进出口额来说,1925年只有1924年的一半。1924年香港输出为881万镑,1925年只有470万镑,相差411万镑。1924年香港秋季入口税为1167万镑,1925年秋季则降到584万镑,相差583万镑。从航运业来说,1924年到港船数为76492艘,总吨数为5700万吨,平均每日有船210艘,总吨数156154吨。但自1925年7月起计算,平均每日仅有船34艘,吨数为55819吨。两相对照,1925年每日船数仅有1924年的16%,吨数仅有1924年的36%。商店经营困难,纷纷倒闭。仅1925年11月、12月,破产商店就达3千余家。地价跌到以前的5/10,房租跌到4/10。据省港罢工委员会估计,英国人每天的损失达400万元。(见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的《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3、87页。)这场长达15个月的大罢工使香港的大部分公司濒临破产,当时的港督司徒拔私下向英国殖民地部提出报告,认为香港这个殖民地的存在不会超过15年。(诺曼·J.迈因纳斯著,杨立信等译:《中国与香港的前途》,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页。)  

  香港当局在大罢工的打击之下,企图由英国政府出兵攻打广州。但当时英国国内也爆发了罢工,政局不稳,因此英国政府拒绝出兵,仅借款300万英镑。香港当局收买了广东军阀陈炯明、邓本殷。陈炯明攻入汕头,解散罢工委员会,恢复港汕交通。邓本殷接受80万元后,雇轮船8艘载运粮食赴港。在罢工工人支持下,国民革命军攻入汕头,歼灭陈部,陈只身逃往香港。邓本殷部也被国民革命军击溃。  

  民国15年(1926年)4月2日,香港政府派税务司、辅政司、华民司各一员,到广州洽谈解决罢工问题。4月8日,又加派律政司刚巴抵广州,会同驻粤英国总领事普理宁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交换意见。5月,广东国民政府为全力北伐,争取合理结束罢工,派代理外长陈友仁等3人与香港当局代表3人谈判。港英方面企图利用国民政府在财政方面的需要换取革命政府停止排斥英货运动,使谈判没有结果。北伐开始后,广州当局又派陈友仁、宋子文、顾孟余等赴港谈判。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全力支持北伐,议决主动取消封锁香港的政策,决定对进口货物加征25%的附加税,以作为结束罢工的费用。10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与罢工委员会分别发表《省港罢工自动停止封锁宣言》与《致海外华侨书》,做出取消封锁香港、结束罢工的决定。同日,广州各界30万人隆重举行集会,一致表示拥护。至此,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结束。  

  省港大罢工结束后,港英当局急切表示了粤港合作的愿望。民国15年(1926年)10月10日,广东国民政府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布取消对香港的武装封锁。10月15日,港督金文泰在香港立法局提出预算案时表示,“香港真正耐久之发达有赖两广商业兴盛。两广法律与秩序不能维持,则商务必不能兴盛,而法律与秩序之维持,端赖有强稳之政府。所以香港所望于两广者为强稳而明达之政府。吾人对此政府甚愿为其密切之友人与坚实之扶助人。在吾人观之,香港与广州两方并非互竞,但系互助。吾人将准备合作与粤港互有利益之任何计划。吾人甚愿恢复前交,捐除前嫌,而谋更愉快之前途”(陈昕、郭志坤主编:《香港全纪录》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页。)。  

(三) 南京政府成立后  

  民国16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并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从民国17年起,地方实力派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先后主粤。他们积极扩充实力,以便同蒋介石抗衡。由于他们都重视发展与香港的关系,粤港关系逐步恢复正常,粤港官员之间的互访日益增多。  

  民国17年(1928年)初,英国公使迈尔斯·兰普林离穗赴港。3月1日,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乘飞鹰号军舰赴港为其送行,并正式拜会新任港督金文泰,受到港方热烈欢迎,金文泰还设宴款待李济深一行。3月9日,金文泰回访广东。3月11日,广东省政府招待到广州访问的香港总督金文泰,金文泰在演说中表示,对于粤港重新合作感到欢欣,希望粤汉铁路同广九铁路早日接轨,以促进省港两地的繁荣。粤港两位最高级别官员的互访,表明被世人称之为“省港复交时代”的到来。  

  民国25年(1936年)9月17日,港督郝德杰应广东军政当局的邀请,乘广九铁路快车赴广州访问,拜会了正在广州处理“两广事变”的蒋介石和余汉谋及曾养甫等广东军政要员,并游览了中山纪念堂、黄花岗及中山大学等处。11月4日,广东省主席黄慕松同广州市长曾养甫赴香港回拜。  

  民国26年(1937年)4月12日,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到香港拜会港督郝德杰,作官式访问。民国27年7月21日,新任港督罗富国乘广九火车抵达广州,回拜广东省主席吴铁城。  

  在粤港两地政府不断友好往来的同时,两地也存在一些分歧,最突出的分歧表现在九龙城寨问题上。民国22年(1933年)6月10日,港英南约理民府通告九龙城居民,他们的屋地将由港英政府征用,酌情给予补偿,并指定城外狗蚤岭为重建房屋的地段。由于居民不愿搬走,民国23年6月20日,南约理民府再次通告九龙城居民搬迁,威胁他们若一星期后不到该理民府禀报,就作为拒绝接受该府所拟补偿办法处理。当时城内共有中国居民436人,民房64所。居民多为穷苦人家,靠有限的补偿根本盖不起房。为避免沦于流离失所,城寨居民向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请愿。中国外交部和广东省方面均与港方交涉,港方暂停强制城寨居民搬迁。  

  到民国25年(1936年),南约理民府旧事重提,限令居民在年底前搬走,否则港府派人前来拆毁。居民代表杨伟雄到广州向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刁作谦投诉,请求制止英方的无理行动。刁作谦随即指派秘书凌士芬到九龙城调查,了解到居民均不愿搬往他处,与英方的说法完全不同。10月20日,刁作谦就此问题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交涉,要求港英政府放弃搬迁九龙城居民的计划。  

  然而,在当年12月29日,4名香港警察带5名工人来到九龙城,强行拆毁城寨内龙津路25号民房。城寨居民当天就通过电话将此事报告给刁作谦,随后他们又派代表赴广州向刁作谦和广东省主席黄慕松请愿。中国外交部立即向英方提出严重抗议,并由刁作谦负责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交涉。此事尚未解决,抗战已经爆发,有关问题的交涉暂时搁置。(参见余绳武、刘蜀永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31~234页。)  

二、抗战时期粤港政治关系

(一) 香港同胞对祖国抗战的支持和参与

  民国26年(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港英当局在中日之间基本保持中立态度,港英当局允许粤港运输通道向中国抗日战场运送所需的各类物资,允许国共两党在香港设立办事机构,对香港同胞的抗日救亡活动,也保持比较宽容的态度。直到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等地以后对香港形成了直接的威胁,迫于日方的压力以及英国政府的其他战略考虑,从1939年1月起,港英政府禁止经香港陆路边界对华出口武器弹药。香港同胞充分利用香港比较宽松的气氛,采取各种形式积极支持和参与祖国抗战。  

  组织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  

  “七七”事变前,香港已经组织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民国24年(1935年)夏,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与中共驻香港代表宣使父等,发起组织“民族革命大同盟”,以团结中国国内和香港地区的爱国民主人士,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民国25年五月,共产党员、原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敬等在香港组织“民族解放大同盟”。周楠、石辟澜、唐章等也在香港成立“香港救国会”。5月,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后,何思敬与陈汝棠、李章达等人,马上在香港成立“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部”,以推动华南及香港的抗日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香港学生成立了全港性的学生救亡团体——香港学生赈济会,成员超过10万学生。被封禁10年的香港海员工会也恢复活动,发表海员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的团体还有妇女慰劳会香港分会、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等。  

  发动海员罢工,拒绝替日本人工作   

  在香港的华人海员宁可忍受失业之苦,在日本船上工作的罢工离船,在其他外轮上工作的罢运日本物资。香港海员工会提出:(1)在日本船上做工的中国海员自动离船,拒绝替敌人工作;(2)在别国轮船工作的中国海员,拒绝运输任何军火赴日;(3)要求公司改变航线,不要开赴日本。在这种号召下,所有走日本航线轮船的中国海员都起来进行过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到同年底,近5个月中,参加反日罢工斗争的海员就达5479人。所有日本轮船公司的中国海员3500人全部离船回国,在其他各国轮船上的中国海员也拒绝运货到日本而罢工离职。在香港海面,一时竟有40多艘船只不能开航。张治中将军在一封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曾说:“从8月15日到10月15日,两个月中,就有在香港的日轮20多艘,海员623人全部离船回国,参加抗战。”据1936年7月到1939年11月的香港职工运动工作报告记载:抗战爆发以后,“最少也有5200个海员工人为了反日斗争而失业。然而他们忍受着一切痛苦,不乞怜,不呻吟。目前,香港还有16000多失业海员工人,没有一个回日本船去讨一碗饭吃”。(关礼雄:《日占时期的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11页;《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4页。)  

  香港青年返回广东参加抗日活动  

  香港惠阳青年会、香港海陆丰同乡会、余闲乐社等团体,组织了回乡工作团,回到内地海陆丰、惠州、淡水一带,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武装,以后又与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回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华侨青年一起,组织“东江华侨服务团办事处”,动员香港青年参加抗战。香港不少热血青年踏上抗日的征程,返回内地参加保卫民族的战争。民国27年(1938年)10月,惠阳人民抗日武装成立后,20天内,从香港回惠阳的工作队有7个,共200余人;到年底,增加到500余人。还有不少人是个别回乡的,如香港女教师李淑桓带领7个儿女,全家先后回东江参加抗日武装。据初步统计,太平洋战争瀑发前,先后参加中共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港澳同胞和华侨子弟共约 1000人以上。(《东江纵队史》编写组:《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1985年版,第24~28页。)据东江游击队负责人曾生回忆,回乡的香港海员、洋务工人大多成为抗日游击队的骨干,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组建之初,主要成员是他从香港带回来的爱国青年,香港一些团体还为游击队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当我们回来东江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时候,‘余闲乐社’为部队筹募经费、药品、棉衣等,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大力支持部队,洋务工会还特发回国工友的津贴费(每人10元)。在我们部队创建初期,相当部分的经费是靠‘余闻乐社’提供的。‘余闲乐社’简直成了我们部队的驻港办事处和后勤部。”(《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33页。)  

  募集款项物资,支援抗日  

  “香港救亡会”、“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部”、“保卫中国大同盟”等团体利用“义卖”、“义舞”及募捐等各种形式,为国内抗战筹集资金。民国27年(1938年)1月,广东省掀起全省“八一三”抗日救国献金运动,香港同胞积极响应,香港取得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在捐献活动中,不少人倾囊相助,连少年儿童也积极参与。民国28年6月,香港长洲岛的儿童,纷起响应“一元还债运动”,举行别开生面的舞狮筹款运动,结果两天内共筹得500多元。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做了大量募捐工作,募集了几十万元,其中绝大部分用来购买药物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3年半内约送出120多吨药物和其他救济物资,平均每月送出3吨左右。(邓广殷:《宋庆龄在香港建立“保盟”始末》,载香港《广角镜》杂志1995年8月号,第58页。)民国30年,“保盟”发起为黄河水灾难民募捐的“一碗饭运动”,原订发行1万张餐券,时间为3天,但在第一天前就已认购1.47万碗饭。最后,扣除必要的开支,这次活动共募集到两万多元的现款。  

  广泛开展宣传活动,鼓舞民众斗志,争取国际支持  

  抗战初期,大批文化人汇聚香港,从事新闻工作和文艺工作。他们办报刊,演话剧,举办歌咏晚会、报告会、讲习会等,抗日文艺蔚然成风。新闻方面有《华商报》、《大众生活》、《救国月刊》等200多种中文报刊。它们成为与国内外沟通抗日信息的“抗日文化传递站”,在抗战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精神作用。正如香港《大公报》在民国29年(1940年)年3月3日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香港尽管有日方的报纸与通讯社,以及汉奸的刊物,但是香港的舆论,全被我们的正论所笼罩住,关于这一点,全国上下应该对香港的报界同业表示感慰,香港报界同业于战时对祖国的贡献,不是徒然的”(霍启昌:《香港与中国在近代史的关系:历史的回顾》,载《亚太区中的香港:角色的挑战与回应》,香港岭南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1989年,第16页。)。而在文艺方面,香港成立了30多个合唱队,还成立了香港歌咏协会,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一些反映香港同胞心声的抗战歌曲在香港到处传唱。一首名为《祖国之恋》的歌曲唱道:“天苍苍,海茫茫,在遥远的彼岸,那白云深处;烽烟急,血火流光;不正是你我故乡,千百万侨胞热爱的宗邦?爱与恨拔出了剑,铁和钢在交响;这战争岂容有一个站立于彼岸!是爱她的岂能不为她奔驰战场。去拿起枪,拯救她脱出敌人的魔掌……”另外一首广受欢迎的歌曲《前程万里》唱道:“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弟,我们受尽了颠连困苦,我们看不惯纸醉金迷。看祖国山河,烽烟遍地,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惨遭残杀流离。谁无血肝?谁无血气?而今,我们穿上征衣,而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高举战旗,踏着民族英雄的血迹……”(陈柏坚:《抗战歌曲在香港》,载香港《广角镜》杂志1995年8月号,第53~54页。)  

  香港还是向内地输送军火和其他战时物资的一条重要渠道  

  民国26年(1937年)8月,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连为一线,香港通往内地的运输更为方便。在日军封锁中国沿海的情况下,广九铁路的作用十分重要。日军对广九铁路粤段狂轰滥炸,力图切断香港至广州的交通线。但在广州陷落前,在香港政府的支持下,广九铁路从未停止过运输,“香港通道”始终保持畅通。民国29年7月,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之下,宣布禁止从香港运出军火、卡车、石油等物资。此后石油改由帆船走私运往内地,民国30年上半年内达150万加仑以上。日方得寸进尺,竟要英国提供货运数字并承认日方人员有缉查“私货”之权。英国政府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日本海、空军因此不断发起挑衅,对香港的安全日益构成威胁。面对日本的军事威胁,香港当局不得不作应战的准备。  

(二) 东江纵队在香港开展抗日斗争  

  日军占领华南大片国土之后,香港实际上垂手可得。民国30年(1941年)12月5日,日军在距深圳河40公里的地方,集结了大量兵力。广东东江抗日游击队当即通知香港英国当局,促其注意日军动向,提出与英军合作。香港英军司令莫德庇接受这一建议,派人与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联系。港英方面要求广东人民游击队协助牵制进攻香港的日军。东江游击队请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分局同意,派政治委员林平与港英方面谈判,香港英方要求东江游击队成立一个团,由他们供给两三千人的武器装备,每连配轻机枪9挺,重机枪9挺,另加一批枪枝弹药。这一协议香港总督杨慕琦一直拖延不肯签字。东江游击队又派周伯明赴港,准备谈妥武器配备事项。港方一拖再拖,使谈判没有结果。  

  民国30年(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派飞机12架袭击启德机场,同时,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的第38师团(师团长佐野忠义)越过深圳河,向新界进攻。日军以优势兵力,仅用半个月时间就攻占了整个九龙半岛,12月25日香港最终沦于敌手。  

  中共领导的东江人民抗日武装趁乱派出两支武工队,进入香港地区。一支由曾鸿文、黄高阳率领,进入元朗十八乡及荃湾地区;另一支由黄冠芳、江水、刘黑仔率领,插入九龙城以东西贡一带敌人的心脏。民国31年(1942年)3月,在两支武工队的基础上,港九地区成立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东江纵队的前身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合并而成,司令员是曾生,政委是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东纵成立初期下辖7个大队,港九独立大队的大队长蔡国梁、政委陈达明、政训室主任为黄高阳。这支队伍打击日军,清除汉奸,驱逐土匪,成为港九地区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之一。  

  港九独立大队把陆续派到新界等地的部队统一起来,从最初几十人发展到800多人,下辖5个地区中队和1个海上中队,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海上中队战功卓著,从民国33年(1944年)5月到民国34年8月,该中队先后缴获日军满载物资的运输船、机帆船22艘,破坏了日军的海上运输线。据不完全统计,几年间,海上中队共俘敌船43艘,击沉敌船7艘,俘虏日军36人,击毙日军52人,淹死日军40多人,俘虏伪军50多人,击毙伪军近百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50枝、山炮1门、物资无数。(《曾生回忆录》,第357~358页。)  

  陆上游击队更为活跃。港九独立大队先后在大埔元洲仔、元朗、锦田、新田以及大屿山的大澳等地,袭击日军哨所,歼灭日军,打击汉奸,深入市区,散发传单,收集情报,破坏日伪交通运输。刘黑仔的短枪队最为活跃,到处打击日军。民国32年(1943年)11月,日军企图打通广九铁路并对路西东宝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港九独立大队决定派短枪队攻打沙田到大埔之间守备四号隧道的敌人,以对其进行牵制。他们扮作民工接近隧道,突然发起攻击,击毙日军2名,缴步枪10枝。接着又袭击了窝塘的日军兵营。由于侦察细致,短枪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兵营,将12个日军全部击毙于睡梦中,缴获其全部武器。民国33年初在日军对游击队“扫荡”期间,黄冠芳、刘黑仔率短枪队摸入飞机场,杀死值班的日军,用定时炸弹炸毁了日军油库和1架飞机。同时,市区中队展开了“纸弹战”(散发传单)、“地雷战”,扬言游击队要攻打日军南支派遣军司令部;并成功地爆破了九龙窝打老街四号铁路桥。启德机场被袭、四号铁路桥被炸,日军被迫把在新界“扫荡”的队伍撤回九龙市区。  

  港九独立大队最突出的成就是营救了大批国内文化人。  

  “七七”事变之后,沦陷区的一些文化人到香港避难。民国30年(1941年)皖南事变后,又有大批文化人为逃避蒋介石政权的迫害而南下香港。这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荟萃香港的局面。这些文化人在香港积极开展爱国救亡运动,创办大批报刊宣传抗日救国,对扩大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加强祖国与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联系起到很大作用。民国30年的香港已成为中国抗日民主运动和革命文化活动的中心之一。  

  日军的突然入侵使众多国内文化界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被困在香港,成为日军搜捕的对象,处境艰险。早在12月7日,周恩来就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即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廖承志,要求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聚居在香港的大批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澳门、广州湾(今湛江)或东江转入大后方。12月25日,香港总督投降的当天,周恩来再次致电廖承志,要求他想尽一切办法将这批文化人撤出。廖承志迅速在香港、宝安、惠阳等地先后召集香港和广东抗日游击队的负责人张文彬、林平、连贯、刘少文、梁广、梁鸿钧、曾生、王作尧、杨康华等开会,研究抢救问题。会议决定在港岛设立抢救偷渡指挥部,由刘少文负责;再由九龙的游击区人员负责护送被救人员离开九龙新界,进入东江游击区。具体分工是:从香港撤回游击区水陆两路由曾鸿文、江水、黄冠芳、刘黑仔的武工队负责;从游击区到惠州,由东江游击队和前东特委负责;从惠州到老隆,由前东特委派出惠阳县委卢伟如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由后东特委梁威林负责,到韶关后,由粤北省委和廖承志负责;从韶关到桂林、重庆大后方由乔冠华与周恩来联系,周恩来在重庆指挥疏散安排;到新四军去的人员,到老隆后走梅县,经江西,由潮梅特委负责。整个行动的总指挥是廖承志。  

  抢救工作的第一步是将困在港岛的文化人的住址弄清,接上关系,约定时间,然后躲过日军的封锁,将他们偷渡到九龙。民国31年(1942年)元旦过后,偷渡开始,抢救运动也进入紧张阶段。从九龙进入内地,要经过艰难的历程。从九龙到游击队根据地白石龙,有100多华里,要分两天走。第一天从荃湾到元朗,第二天再从元朗出发通过岗哨,渡过深圳河,进入游击区。还有一些人,如梁漱溟、千家驹、李少石和廖梦醒夫妇、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仲华等,或因为在香港逗留时间长,容易暴露身份,或因年老体弱,不适宜爬山涉水,就安排他们由港偷渡到长洲岛,再过澳门转内地。此外,何香凝、柳亚子等先被用船护送到长洲,然后换船到汕尾去。  

  这次抢救和护送文化人离港返回内地的行动,从1月上旬到2月底,共救出800多人。这些人中有:茅盾夫妇、邹韬奋、胡绳夫妇、张铁生、戈宝权、张友渔、黎树苍(黎澍)、胡仲持、胡考、沈志远、千家驹、杨刚、胡风夫妇、袁水拍、丁聪、凤子、邓文钊、廖沫沙、叶以群、任白戈、曹聚仁、章泯、何香凝、叶浅予、柳亚子、范长江、夏衍、郁风、金仲华、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王莹、胡蝶等。还有国民党政府驻香港代表陈策、曾任广东省省长的吴铁城、国民党左派官员陈汝棠、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的夫人等一批国民党的高官和眷属。  

  游击队还营救了许多从集中营逃出的盟国战俘和被日本人击落的盟军飞机驾驶员。日军占领香港以后,一批外籍人士被囚禁在香港。驻港英军余部9000多人,被分别囚禁于香港七姐妹、深水 埗、亚皆老街3个集中营;港英文职人员主要拘禁于赤柱集中营。民国31年(1942年)1月20日,日军又将所有战俘的家属一并囚禁在赤柱。从民国31年2月至4月,有一批英国军警官员和士兵先后逃离了集中营。他们是英军战地医院的赖特上校,英军海军军官摩利上尉、戴维斯中尉、都格拉斯中尉、夏斯特中尉、汤姆生中尉,英军陆军军官比尔斯中尉、怀特中尉、祁德尊中尉,香港义勇军的波生吉,香港警司的汤姆生、波利斯特屈特夫人,英军士兵霍支斯、格尔拉夏等。他们逃出集中营后,在港九独立大队的帮助下,脱离险境,被安全转送到大后方。7月,英国在桂林成立了英军服务团,由被港九独立大队营救的英国军官赖特上校、祁德尊少校(原为中尉)负责,与港九独立大队合作营救战俘,搜集情报。据不完全统计,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共营救出英国人42名,印度人54名,丹麦人3名,挪威人两名,俄罗斯人1名,菲律宾人1名,合共103人。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还为抢救美国飞行员做出了贡献。民国33年(1944年)初,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奉命轰炸广州、香港等地日军的军事设施。2月11日,该队第三十二战斗机大队第三中队的克尔中尉在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时,座机被击中着火,他本人也受了伤,被迫跳伞降落在九龙山区。港九独立大队为了营救克尔中尉,在西贡、沙田和九龙与敌人周旋了十多天,粉碎日军千余人的合围搜捕,终于救出了克尔中尉。民国33年5月26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5名飞行员:勒夫哥中尉、拉忽累中尉、沙克上士、康利上士和利斯上士,驾驶417号轰炸机,在袭击日军运输船时,被击中坠入大亚湾,后来被东江纵队护航大队救出。民国34年1月16日,港九独立大队又抢救了美军十四航空队依根中尉及美国第三舰队飞行员克利汉少尉。  

  东江纵队还利用自己的情报网,为驻华美军搜集和提供了许多有关日军的重要情报。其中包括日军启德机场和南头西乡机场的图例及说明,日军K型(神风)攻击机的全部设计图,日军华南舰队的密码和虎门区巡逻舰艇的报告,广九铁路沿线和太平、虎门、新界等地日军工事图解,日军根据琉磺岛战败后改进的穴式工事构造图,日军第一二九师团南下全过程和作战部署方案等重要文件,日军在香港的机关、军火库、油库、船和战舰方位的详图及材料等。这些情报得到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少将、驻华美军司令,甚至华盛顿的赞赏,认为“第十四航空队驻东江纵队的情报站,是美军在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  

  港九独立大队和中共党组织还动员了大批坚决抗日的港澳青年回粤参加抗战部队,并护送大量香港同胞安全返回内地。从民国31年(1942年)1月到4月,返粤参战的港澳青年有约1000人。他们中有工人、学生、职员、医务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人。根据不同情况,其中五六百人回来后即陆续分配到部队,另外五六百人经过短期训练才分配。后者大多是分配到各大队任文化教员或政治战士;一部分分配到民运队、医务所、报社、税站和交通站等单位,有的派遣回香港、九龙去工作。这些人有文化,有的有专业知识,大多数很快就成为各单位的骨干。此外,在同一时间,港九独立大队还护送了港澳的青年学生1000多人,经过游击区转到大后方韶关、桂林和重庆等地去求学和工作。同时,还护送了不下1万名的港九同胞和侨商、侨眷脱离香港,经过游击区安全地回到内地。(参见《曾生回忆录》,第232~233页。)  

  港九独立大队是粤港同胞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例证。东江纵队领导人曾生在大型邮轮“皇后”号上工作了多年,是香港海员工会组织部部长,该队许多成员是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如沙头角南涌村罗欧锋同其大哥、二哥、二嫂、姐姐、姐夫、堂弟、妹妹、夫人等都先后参加了游击队,被称为新界的“罗家将”。(徐月清:《抗日英雄“罗家将”传奇经历》,载香港《广角镜》杂志1995年11月,第51页。)武工队进入香港后,港九各地成立了多支“游击队之友”、农民自卫队、抗日自卫队、“妇女会”、“青年会”、“儿童团”等组织,为港九独立大队提供情报,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港九独立大队,这些团体构成港九独立大队的基本力量。(《东江纵队史》,第58页。)该队打击敌人的行动得到香港同胞的欢迎和支持。民国33年(1944年)4月,该队将旺角窝打老道四号火车铁桥炸毁,市民“人心大为振奋”,而敌伪“大为恐慌”,宪查“纷纷辞职”。该队贴出的《告港九同胞书》吸引了大批观众,“市民围观者愈聚愈多,眉飞色舞”,敌伪无法制止,只好“派出军车强行将观众殴打驱散”(广东省档案馆:《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257页。)。西贡、新界均为香港活跃的抗日游击队基地。民国31年9月25日是香港沦陷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日军预料游击队会与家人团聚,就在夜间将乌蛟腾村团团围住,挨户搜查,但一无所获。日军就对村民滥施酷刑,村民不为所屈。在日军占领时期,西贡村民为保卫家乡和掩护游击队员,牺牲者不下十人。(关礼雄:《日占时期的香港》,第114页。)港九游击队牺牲了数百人,后来,西贡斩竹湾和新界乌蛟腾村都树有抗日英雄纪念碑,以纪念他们的英勇事迹。(徐月清:《西贡斩竹湾凭吊抗日烈士》,载香港《广角镜》杂志1995年7月,第94~95页。)  

三、抗战后粤港政治关系

(一) 港九独立大队撤离香港

  日军投降以后,坚持在香港抗日的港九独立大队奉命撤出香港九龙。英军由于抵港不久,军队人数不多,无力维持治安,但又不想正式承认港九独立大队的存在,故派校官一名,到沙头角港九独立大队总部,希望港九独立大队暂不撤退,协助维持治安。港九独立大队请示东江纵队司令部和中央有关领导后,由港九独立大队联络处的袁庚,以少校军衔身份为首席谈判代表,偕政委黄云鹏、副大队长罗汝澄等,在半岛酒店与英方谈判。港九独立大队同意暂不撤出,并成立港九独立大队驻港办事处,协助英国当局维持一段时间的社会治安。港九独立大队通过与地方绅士协商并和英军具体研究,在新界各区成立了自卫队,由港九独立大队驻港办事处协助组织训练。  

  民国34年(1945年)9月28日,港九独立大队撤离港九地区。大队长黄冠芳、政治委员黄云鹏发表了撤退宣言,宣言对香港同胞的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斗争的史实说明,我港九人民对于祖国是无限忠诚的,对于敌人是极端仇恨的。三年多的日子,他们虽饱受日寇的屠杀与迫害十分惨重,但他们对我队的帮助与支持都有加无已,他们的斗争实在是可歌可泣的”。“今天,我们撤退了,但我们的心却是永远不会离开你们的。”(见《东江纵队史料》,第347~348页。)  

(二) 战后初期的官方往来  

  战后粤港两地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双方合作较多。国民党政府在战后初期急于将军队和物资运往北方,但珠江水道因水雷和其他水下障碍未清理而不能利用。驻华南的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派代表与港英当局接洽,港方同意把九龙作为国民党军队临时转运站。从民国34年(1945年)9月到民国35年9月,数万国民党军队及大批军需物资经由九龙运往北方。  

  在粤港合作的气氛中,两地官员互访频繁。民国35年(1946年)1月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到香港访问,并在香港华商总会发表演说。4月21日,港英军政府首脑夏悫离任前来广州辞行,国民党广州行营和广东省政府官员陈骏南、罗为雄及广州市长陈策等到机场迎送。8月,先是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偕夫人赴港访问,受到港督杨慕琦及港府官员的欢迎。随后,抗战前作为国民党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长驻香港、香港沦陷时又突围逃出的国民党将军陈策,也以广州市长的身份到港访问,受到热烈欢迎。  

  民国36年(1947年)后,粤港官员的来往仍然较多。4月,香港总督杨慕琦卸任前夕,到广州进行正式访问,并代表英国政府给陈策颁授CBE勋衔。民国36年8月,新任香港总督葛量洪到广州访问。9月赴任的广东省政府新任主席宋子文,10月份也到香港访问3天。11月,港督葛量洪又赴广州访问,拜会宋子文。通过这些互访和谈判,达成一些协议,如民国36年底的财政协议和民国37年1月的防止走私海关协定。根据后一协定,国民党政府海关选择尖沙咀广九铁路车站设立检查所,征收关税。凡乘直通车到广州的旅客,经检查收税后,可在尖沙咀上车,直通内地,从而密切了粤港关系。  

(三) 有关九龙城寨问题的交涉  

  战前,中国就九龙城寨问题曾与英方多次交涉,均无结果。战后,中国政府希望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恢复行使对九龙城寨的管辖权。民国35年(1946年)7月,广东省宝安县县长林侠子请示外交部、内务部批准,准备由宝安县在九龙城恢复设治。这一消息随后被新闻界公之于众。广东省主席要求宝安县民政科勘测九龙城界址,提出复治计划。9月20日,该科提交了《复治九龙城调查报告》,认为“行政系统,可照保甲组织,并因地制宜设为风景区”。  

  宝安县的计划尚未付诸实施,港英当局就先在九龙城挑起事端。抗战胜利后,一些中国居民在九龙城内搭建木屋,作为临时住所。民国36年(1947年)11月27日,港府通令九龙城居民将所建木屋拆毁,限两星期内执行,企图将九龙城寨划入他们的统治范围。当时的中国外交部两广特派员郭德华,当即表示异议。12月5日,香港政府发表声明,强词夺理地声称他们对九龙城寨享有管辖权,并于16日单方面裁决居民必须迁出。民国37年1月5、6日两天,香港警察强行拆屋,被拆居民房屋达74间。  

  1月7日,宝安县县长王启俊会同县卫生、警察官员前往九龙城寨视察,慰问被迫拆迁的居民。1月8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英国大使馆,声明依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国政府仍享有在九龙城之管辖权,并要求英方终止拆房措施,释放居民代表。英国大使馆在答复中表示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关于九龙城司法权的说明。  

  1月12日,港英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强行拆屋,与城寨居民发生冲突。警察开枪和发射催泪弹,打伤7人,拘捕两人。13日,九龙法庭又判决拒绝拆屋的居民代表朱沛堂、刘毅夫各服苦役3个月。  

  港英当局的所作所为也激起了广东省、广州市各阶层人民的愤慨。1月15日,广东省政府代表萧次尹、宝安县县长王启俊等到九龙城慰问。广州各社会团体迅速组成“粤穗各界对九龙事件后援会”,许多团体派代表慰问九龙城同胞。1月16日,广州各界群众4万多人,在中山纪念堂前举行声援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的学生也举行罢课、游行等活动,抗议英方暴行。  

  中英两国都不想使事态扩大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港英政府停止在城寨拆屋,中国方面主要通过与英国的秘密磋商,寻求解决城寨问题的方案。由于英方采取拖延战术,这一问题再次不了了之。但中国政府及广东地方政府在九龙城管辖权问题上并没有让步。民国38年(1949年)6月10日,宝安县县长张志光曾约九龙城居民代表前往县政府会议厅开会,调解九龙城居民联合会纠纷。7月,宝安县政府又发表公告,要求九龙城居民将田园宅地的有关契证交县府登记。  

(四) 民国37年(1948年)再勘边界  

  民国30年(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将原华英界碑掘起抛弃。香港光复后,由于界碑无存,港粤边界没有界址,英国极希望南京政府派人来港,重勘边界,竖起界石。当时英军已沿边界找回刻有“光绪廿四年、中英地界”字样的石碑。但英方不敢擅自立石,因此,民国34年至民国36年间,中英沙头角一带的边境上,成为无定界的边界。  

  民国37年(1948年)4月15日,南京政府训令广东省长派代表团赴香港,勘定界址。代表团由广东省民政厅长徐景唐为团长,团员有广东省民政厅处长潘绪忠,地政局督导曾准秋,两广外交特派员公署秘书李新民、吴信雄,宝安县县长王启俊,宝安县警察局长萧天来,广东省绥靖公署朱丽泉,技正古士宗,技员徐卓安、徐卓培等。港方代表团长为新界民政署长班骆,政治顾问史美斯,大埔理民府威廉士,田土局长丹菲路,田土委员披亚臣,新界警司傅利沙,华员技正王汉、陈佩霖,英国驻广州领事馆梁超文等。  

  4月15日,双方同往沙头角,按当年王存善和骆克勘界时的起点勘起。测勘工作历时两小时,每一界碑位置测定后,即用白粉作标识,再由工程人员另行树立界碑。4月17日下午1时,徐景唐和班辂代表中英双方,在国民党两广特派员公署香港办事处内签订了《重竖沙头角中英界石备忘录》,确认这些地界为双方同意的地界。